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激辩背后
宋英宗去世,年轻的宋神宗上位,国库空虚不得不取消赏赐,触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激烈争论。王安石强调变法治国,而司马光则痛批其增加捐税的方案。最终,宋神宗支持了王安石,开启了著名的西宁变法。在这辉煌的时代,文人雅士层出不穷,但帝国也面临积贫积弱的严峻挑战。这场变法究竟能否挽救大宋呢?
00:02:01:王安石与司马光:神宗皇帝背后的第一次争论
00:04:04:帝国的繁花似锦与积贫积弱:大宋时代的文化盛世与国家困境
00:06:05:大宋帝国的辉煌与积贫: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时代
00:08:07:大宋募兵制度:短期成功与长期问题
这法就非变不可吗?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能省就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
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已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帝国同时又以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墓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大宋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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