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曾互相倾慕,成名故事却各不相同。司马光早年成名,德才兼备;王安石后发猛进,却对韩琦难掩失望。这两位名仕先合作后决裂,引发了大宋帝国士大夫的公开分裂,导致政权的道德沦丧与不可挽回的崩溃。他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00:02:03: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历史巨人的心灵碰撞
00:04:04:司马光与王安石:伟大历史著作背后的政治博弈与个人命运
00:06:05:权力之争与政治道德的堕落:帝国官场的黑暗深渊
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擎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韩琦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荫。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官居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妾,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强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司马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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