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请新中国跪着和美国交朋友！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一个看着像中国人的美国人。

历史大变局

1948年上半年，随着我军陆续转入战略反攻，蒋家王朝的统治也摇摇欲坠。

在中国历史即将翻来新篇章的历史性时刻，国际社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驻留中国的各国外交人员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与我们取得联系，询问我们未来的外交政策。

1949年4月20日，为期一个月的国共停战谈判落下帷幕，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委员长代表拒绝在《和平决定最后修订案》上签字，再度断送了当前的和平局面。

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待在长江北岸的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天险，于4月23日攻占南京，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蒋家王朝至此落幕。

渡江战役的高歌猛进，加快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而驻留在中国大地上的外国使节们，也开始了“各奔前程”的准备。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李宗仁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和苏联大使馆追随李宗仁南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却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8月8日，毛主席发表了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文章，使司徒雷登不仅在我国更加家喻户晓而且臭名昭著。

司徒雷登生平

时至今日，很多人为司徒雷登打抱不平，表示这个生在中国的美国人虽然在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在深深的中国情结也让他更爱中国。

作为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传教士家庭的美国人，司徒雷登从小对中华文化耳濡目染，而后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进行了17年的学习，直到1904年同妻子一道来到杭州。

再度来到中国后，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任教12年；1918年，北京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合并后，司徒雷登被选为两校合并后的第一任校长。

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北京，将合并后的大学改名为燕京大学并就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在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司徒雷登除筹措款项扩建学校，还为我国的现代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比如这里走出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士。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还支持学生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动，抗日战争时期甚至频繁奔走保护师生安全，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被日军拘押3年。

应该说，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的，这也是时至今日司徒雷登在中国有着相当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

但就像很多人不仅仅是父母的子女，同时也是配偶的爱人以及子女的父母一样，出身传教士的司徒雷登也绝不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校长。

他也是美国驻华大使。

另一个司徒雷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后，国共双方的矛盾也趋于白热化，这个不仅影响到了美国的在华权益，更妨碍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勃勃雄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20日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前往中国调停国共纠纷，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因为根据马歇尔的设想，国共双方应该分别占据中国南北，并以此为基础组建联合政府。

但令马歇尔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委员长接受美国的帮助，但却坚持占领东北统一全国，这个完全破坏了“分割中国以服务于美苏争霸”的出发点。

所以在1946年7月内战爆发后，马歇尔向杜鲁门提议“换马”，你最终选定了“中国通”司徒雷登。

很多人认为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对政治一窍不通，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大使更是赶鸭子上架，事实上这是极端错误的看法。

因为司徒雷登不仅懂政治，更懂外交。

1946年7月12日，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开始继续为维持中国分裂而前后奔走。

彼时的司徒雷登虽然无力阻止战争，但却提出了更为阴险的设想。

除了在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及时止损，一手扶持李宗仁在广州另立中央，维持“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司徒雷登还在1948年12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除了表达对蒋家王朝覆灭的担忧，更青出于蓝地提出了军阀割据式的中国政策。那就是：

让委员长引退，由张治中与西北五马节制西北，云贵川三省军阀各自为政，宋子文在华南苟延残喘，我们则被局限于北方。

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无论谁想一统天下，都必须借助外援，而美国是唯一能够提供外援的国家，这样美国就可以借助外援继续控制中国。

此计之毒辣不亚于马歇尔的南北分治，这也是司徒雷登最令中华儿女难以接受的地方。

而更令人咋舌的是，司徒雷登很快连自己一手扶持的李宗仁也抛弃了。

渡江战役发起后，司徒雷登没有追随李宗仁南下广州，而是静静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最先打入南京城的是国民党起义部队35军，而35军入城后，对司徒雷登的官邸进行了搜查。

面对搜查，司徒雷登表示自己是外交人员享有豁免权，随后解放军并未继续搜查，而搜查事件也随即引起了中美双方的高度重视。

对于美国而言，共产主义的解放军无疑和美国不共戴天，但搜查事件却让美国朝野大为震动，随后美国方面开始对新政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接触新政权的设想。

而后，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开始寻求和我军对话。而我军对35军这一违反外事纪律进行了处分后，也积极抓住这次机会和美国进行联系。

根据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内战后期，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并非只有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因为对美国而言，只要能保持中国的分裂，美国不在乎所谓意识形态的对立。

而当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中国的统一势不可挡时，美国又开始退而求其次，力主离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因为美国的最终敌人是苏联，所以中国这个大国只要不倒向苏联，哪怕保持中立，对美国都是有利的。

所以司徒雷登迫切需要和我们建立联系，而联系的途径，就是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司徒雷登昔日在燕京大学的学生。

各说各话的秘密接触

解放南京的第3天，黄华就被周总理派往南京组建外事处，负责和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建立联系，包括美国。

不过，由于当时紧张且特殊的内外环境，黄华和司徒雷登这对师生的沟通是通过秘密方式进行的。

5月5日下午，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接到黄华电话，决定于次日进行会谈，这标志着中美之间的第一次对话拉开序幕。

5月6日，黄华会见傅泾波。双方围绕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原因和我方对于美国援蒋的态度进行会谈。不过，双方的试探并未取得更多成果，傅泾波提出老校长渴望与阔别多年的学生会见，黄华在请示中央后决定和司徒雷登面对面。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拜访司徒雷登，师生代表中美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沟通，不过初次见面双方都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即两国间互相“承认”的基本条件；

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美国承认新政府的三项条件：

（1）事实上控制该国的领土和行政机构；

（2）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国际义务；

（3）政府能够得到该国人民的普遍接受。

美国的思维明显和我们的观点南辕北辙。

6月6日，黄华经请示中央后邀司徒雷登到外事处会晤，开始了亮出我方底牌，提出美国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三点准则：

（1）外国武装撤出中国；

（2）停止援助国民政府；

（3）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关系。

面对我方底线，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也亮出了底牌，那就是：

（1）新政权应维护美国的在华合法权益；

（2）鉴于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希望新政府吸纳一切开明人士，简称亲美人士加入。

会谈不欢而散。

早在1949年2月七届二中全会前，周总理就表示，建国后我国的外交关系注定纷繁芜杂，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以前我们是跪着办外交，现在我们要站起来。

所以抛开美国支持委员长等一系列问题，其要求保持美国在华权益和干涉我国政府组成，就彻底触碰到了我们的底线。

不过，司徒雷登方面似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直十分看好，在中美双方都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傅径波在6月8日拜见黄华，自作主张地提出司徒雷登希望到北平访问并拜见我方领导，顺便看看燕大，以使回去说话更有分量。

黄华随即请示中央，得到同意，但指示非官方渠道更适合。于是6月26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表示已见过周总理，如果司徒雷登北上应该会有更大成果，而周总理也在6月28日同意了司徒雷登的北上请求。

不过，司徒雷登却做了一件令我方十分被动的事，那就是将自己和黄华接触的事情公诸于众，并要求各国使节和自己保持一致。

而此时的刘少奇正在秘密访问苏联，为争取苏联支持而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毛主席深知应明确表达对抗美国的态度。

6月30日， 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在文中重申了3个月前提出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公开表明了我方外交立场。

所以当司徒雷登在6月30日将访问北平一事请示美国政府时，美国国务院在7月1日回电，表示：

“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于是，司徒雷登的北上计划彻底夭折。

别了，司徒雷登

8月2日，司徒雷登登上了前往琉球群岛的飞机，在发表了对华关系的乐观态度后回到美国，随即被限制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且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回顾了1940年到1949年的中美关系，为美国援助蒋家王朝做辩解；

随后，毛泽东接连发表5篇文章，亲自参与了对《白皮书》的批判运动，其中一篇是发表于8月18日的，名为《别了，司徒雷登》，对司徒雷登身份的迷惑性以及其为美国利益奔走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标志着司徒雷登时代的正式终结。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为司徒雷登所谓为了中美友好而努力的事迹大唱赞歌，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

站起来的中国人，绝不会和蒋家王朝一样跪在美国面前摇尾乞怜。而当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后，这种翻天覆地的民族自信心巨变，彻底挤压了司徒雷登之流的生存空间。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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