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天地，察人事，明自身”的史，其起源和职任是如何演变的？

史是如何变成职掌具体事务的官或吏的？

关于史的起源和职任的讨论，有一个说法被无意间忽略了，那就是史与讲故事之间的关系。胡适《说“史”》认为，这个讲故事的人，才是史的真正起源：“古代传说里经常提到‘瞽，史’两种职业人。国语的周语里，召公有‘瞽献典、史献书’的话，又说：‘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周语里，单襄公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很可能的是古代说故事的‘史’，编唱史诗的‘史’，也同后世说平话讲史的‘负瞽盲翁’一样，往往是瞎子。他们当然不会做历史考据，止靠口授耳传，止靠记性与想象力，会编唱，会演说，他们编演的故事就是‘史’，他们的职业也叫做‘史’。”

这个思路看起来合情合理，人总是先会说话再会写字不是吗？可仔细推敲起来，哪些故事应该讲，哪些不应该讲？故事的来源和出处是什么呢？全凭“瞽”的聪明才智或道听途说？猜测起来，恐怕这些故事最早的来源，仍然是接触全备文化的“史”，并非宣讲故事的“史”。或许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推动精神发展的某个特殊点可能来自日常，而其创制，始终来自掌握最高级文化的人。

拥有完备文化系统的史，想起来真让人神往。他们观天地，察人事，明自身，一旦发为文字，便是内可修身外可治国的切实之论吧？《周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说的是圣王，早先的史，是否也该有这样非凡的气度？不妨试着设想一下，那些没有留下文字甚至名字的史，保留或拥有着极其重要的思想整全，这个群体的见解程度，或许比现在人们熟知的先秦诸子更高。前面说了，更早的时候，著述还没有署名的习惯，他们针对某些重大问题留下一些文字后，自此就在历史上消失了。如果后人有机会挖出某些深富识见的简册，比如《恒先》或者《性自命出》，却根本不知道写下来的人是谁，也就用不着太大惊小怪。对当时的史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事或许就是面对一个还在不断生长的群体，用文字来讲出自己的洞见或者担忧。

现在很难梳理出一条明确的线索，来确认史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全备文化系统的拥有者，变成了职掌具体事务的官或是吏，就像无法给出巫分化出政、教两个系统的具体时间。最终，我们仍然不得不回到重要经典给出的断代选择。史官的设置，最有据的出处来自《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王尔敏推测：“中国古代建置史官，古籍所载，最早者多举黄帝之世史官仓颉、沮诵二人。其说原自《世本》，而《荀子》《韩非子》亦有记载，可知为先秦共识之说，当非后人杜撰。”金毓黻搜集各类记载，制成古代史官人物表，自黄帝至汉，不曾断绝。柳诒徵《国史要义》则推定，要弄清史官之原，必须上溯《周官》所载之五史，即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总五史之职，详析其性质，盖有八类。执礼，一也。掌法，二也。授时，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书事，七也。考察，八也。”涉及面如此之广，原因则是——

考周之史官若史佚、辛甲之伦，皆开国元老，史官地位特尊，故设官分职，视唐虞夏商为多，而其职掌又详载于《周官》。自《隋志》以来，溯吾史原，必本之周之五史。后世囿于史官但司记注撰著，初不参加当时行政，故于《周官》五史之职掌，若与史书史学无关，但知溯职名所由来，而不悟政学之根本。实则后史职权，视周代有所削减而分析，而官书史体，及其所以为书之本，皆出于周也。

话里话外，似乎有些对后世政学分离的不满，其实也是对学离开具体之事的不满。更有意味的是，指出史的诸职能后，柳诒徵总结道：“归纳于一则曰礼。”头脑中尽是概念框框的我们，难免会觉得这话有些问题，怎么谈着谈着史，又拐到礼上去了？刘咸炘《认经论》里的一段话，或许可以释疑：“礼者，秩序之义，典章制度之通名，故儒者称《周官》曰《周礼》。……今人有驳章氏‘六经皆史’之说者，谓史乃官名，非书名，当云‘六经皆礼’。夫章氏所谓史者，乃指典守之官与后世之史部言，示学者以书本记事，古今同体耳。要之，为官守之政教典章，以其官与下流部目言，则谓之史；以其为秩序言，则谓之礼；以其为典章制定之常法言，则谓之经。三名一实，而义不相该。”意思差不多是说，那个总体性的文化形态，在官守意义上称为史，在秩序意义上称为礼，在典章意义上称为经，因而“六经皆礼”“六经皆史”，描述的是人们对文化整全性认知的不同面向。

自古及今，史一直在逐步降格

落实到官守，柳诒徵论之曰：“五史皆属春官宗伯。春官为典礼之官，即《尧典》之秩宗。伯夷以史官典三礼，其职犹简。故宗伯与史不分二职。历夏商至周，而政务益繁，典册益富，礼法愈多，命令益夥，其职不得不分。然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则命官之意，初无所殊。上溯唐虞，下及秦汉，官制源流，历历可循。”尽管如此，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即便到了周代，史官的名称也并不统一。李宗侗提醒，这是由于“古代并非大一统”，很难找到整齐划一的制度。

由此也可以推断，有周一代正处在中国文化形成的关键转捩点上，一方面承接着此前丰富的文化资源，一方面疏浚着属于自己的开阔河流，用旧事与理想创制出了华夏奠基性的文化和政制，也同时封存了此前或许仍会发展的无数可能。如果条分缕析地看周代的文化，既能看到其制作的雄伟，又能发现其间某些生硬的痕迹。当然，建造任何一间房屋，都难免要遮挡部分天空，用不着我们后人感慨无穷。真有雄心的人，不妨借着晚清甚至更早以来打开的经典缺口，试着重新将分裂的道术裒而为一，思考在现时代的文化创制之道。

不能否认的是，自古及今，在跟文化全备性的关系上，史一直在逐步降格。李宗侗推测，“最初的官吏皆出自巫，等于最初的政权是出自神权一样”，也就是说，史与王一样，来源于政教全备系统中的巫。史官本身处于巫再次分化之后的首要位置，代表着文化的全备体。虽然无法把这个过程准确到代地描述出来，但仍可以看到逐渐变化的过程：“史之初义为史官，而其职权凡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政权教权，最初之职务也。盖最古教权与政权原不分，史既掌一切天人之际的事务，则总理一切政权教权，亦极合理。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与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盖时代愈后史官之权愈小，愈古权愈广，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谛。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极尊，而后转卑。”如果我们没有看错，那么司马谈、迁父子，正处在这个转卑加剧的过程中。

文史星历之间是否有深层关联？

前面的讨论有些冗长了，可能掩盖了某些需要特别强调的内容。比如，史的职掌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即知天道，掌祭祀。戴君仁《释“史”》中谓：“由史知天道，故其原始职务掌祭祀而包括卜筮星历，都属于天道神事。降而兼及人事，乃有册命封爵和记事的职务，甚至管及政务。虽记事记言，远在商代已有，而依理推测，他的职务，先天后人，应当不会大错。”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就是后世认知中的记事。“史是识字专家，写字专家，读字专家，极可能亦是造字专家。所以史字形状，象人执简册，表示他的生活和书本不离。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广泛起来，他的职务范围，便一天天扩张，不但书籍归他们掌管，极可能连作教科书用的识字本，也是史所编制的。凡是文字的功绩，都可以说是史的功绩。”这两部分，用司马迁说到的“文史星历”来综括，前者就是“星历”，相关于“天人之际”；后者就是“文史”，相关于“古今之变”。接下来的问题是，文史星历之间是否有深层关联？

照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里的说法，文史和星历的权威性，都来自与天相关的部分：“早期文字的性质基本上都与巫术有关，它的使用只是作为少数巫史沟通人神的工具而已，因此文字的创造便不会是一种普遍的大众行为，而只能视为少数巫史的智慧成果。巫史构成了早期社会中特殊的知识集团，他们掌握着决定农业生产和礼俗用事的天文与历算知识，掌握着决定人神交际和祈福禳灾的占卜知识，当然理应成为文字的创造者。而商代甲骨文的记录显示，史官不仅是司掌书契的人，同时更是掌握天文占验的人，这实际已为文字的创造者身为黄帝史官以及祝融身为司天火正的传说建立了合理的制度背景。因此，巫史创造了文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文字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事实上，文字通过占卜的形式而实现其交通人神的目的，这个初衷使它的出现成为古代巫史集团一项重要的创造活动。”

胡澱咸则进一步推定两者间的先后关系：“我国古代，有两种学问由太史掌管：一是天文、历法，一是历史记载。这两种学问都与它掌祭祀有关。太史是掌祭祀的。所谓祭祀，是对一切天神、地祇和祖先的祭祀。也就是一切宗教事务都由太史掌管。……举行对祖先祭祀的时候，必须要按照祖先的先后、尊卑、亲疏安排位次。这就必须要知道祖先和族人的世系。……太史是掌祭祀的，所以这种世系也由太史掌管。……往后这种世系发展成为《世本》一类的历史记载，因之，历史记载也就由太史掌管。”

有这样的创造能力，且掌管着如此重要的权力，当然社会地位极高，出身也相应高贵。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云：“观孔子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得百二国宝书于周史，则舍史官之外，无一传学术之人矣，盖当时之学术专归全国之一部分，犹印度学术之归婆罗门也。”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亦云：“周制，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古世人之咨异闻，质疑事者，莫不于史。史之学识，于通国为独高，亦犹之埃及、印度之祭祀也。”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中说，婆罗门“把自己编订的这些文献当做神圣的经典，以严格的方式由师徒口头传授下来。……他们的口头传授的方式非常严格，一字一音都不许有差错，学生要经过长期的苦学苦练才能学会”。史虽然不像婆罗门那么严格，却仍然有其传递的封闭特征，按李宗侗的说法：“古代王国典册皆掌于王官；列国者掌于列国之官吏；下至大夫，其家族的典册，亦为其族所私有。非官吏非独不能掌理，且不能学习，且亦无从学习。学必有师，师皆是贵族官吏，亦不肯授于外人。史书是典册的一部分，故史书亦掌于官吏，狭义的说掌于史官。史官所传的弟子，仍是贵族，且或是史官的同族，若晋之董史，即系历代相传者。”

不但那些身在中央，即便是各诸侯国的史官，照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的讲法，也并非各国随己意安置，而是由中央王朝派往各地。“那时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们虽在各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如《春秋》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那时晋国齐国的史官，下一个‘其’字来称齐君晋君，可见赵盾崔杼所弑，照名义上讲，并不是晋史官齐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来，义不臣于诸侯。崔杼可以把当时齐史官杀了，但不能另派一人来做，于是齐史之弟便接其兄职再来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杀了，又有第三弟继续照样写，崔杼没奈何，只得不杀了。而在齐国南部尚有一位‘南史氏’，听了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兄弟连被杀害，他捧着笔赶来齐国，预备续书此事，及闻齐史已定书其事，崔杼不再杀害而止。”

文史部分由记载国之大事转为新旧档案管理

这种分派到各地的史官，看起来有点像联邦体制中的大法官，独立于权力运行机构，在自身的传统和逻辑下作判断，因而拥有属于自己职业的特殊尊严。只是，史官的尊严，因周以来的逐渐分任，到司马谈、迁父子的时候，大概早就已经失去了。否则，怎么会有《报任安书》中的那段说辞呢——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功臣时，以竹符为信证，剖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这是“剖符”。丹书则是帝王赐给功臣享有免罪等特权的证件，可以世袭。汉初，凡是受封剖符丹书的功臣，后世子孙有罪可以赦免。作为太史令的谈、迁父子，不光没有这些赦罪的符书，还因为王权的扩张和神权的衰落，文史部分由记载国之大事转为新旧档案管理，星历部分则由关注天人之间的关系转为吉凶妖祥，类似“卜祝”也即负责占卜和祭礼的官，几乎要跟倡优并论，地位早已无法跟自己的先祖相比，只保留着一点形式上的尊贵。

卫宏《汉仪注》记太史公情形，“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虞喜《志林》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也。”看起来尊崇有加，考其实则近乎虚设。照明于慎行《读史漫录》的说法，“位在丞相上”的意思是，“朝会立处，在人主左右，居丞相之上，以记言动耳。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秩之位也”。计书是古代州郡年终向朝廷汇报情况的簿书，如《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胡广云：“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耕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臣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也就是说，“计书先上太史公”只是一种行政常规，做的不过是文书之类的工作。《汉仪注》接上谓，“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应该是说连表面的尊崇也失去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给出的解释较为折中：“卫弘汉人，其言可信，而后人多疑之。予谓‘位在丞相上’者，谓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职任尊于丞相也。虞喜谓‘朝会坐位犹居公上’，盖得之矣。子长自言‘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与《汉仪注》云‘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者正合。”

暂不去纠结太史公和太史令的分别，也不必一一列举此职当时的具体职掌，即便上述看起来最尊贵的部分，在当时社会里也算不上有重要影响。虽然司马父子怀抱雄心，学问满腹，最终却在世俗秩序里卑微到了近乎可悯的地步。

只是，他们从未忘记自己从血脉而来的内在骄傲，不甘心就这样变得无关紧要，就像《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的遗嘱：“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或许早已忘记了“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不良感觉。他收拢起全部的心力，提示司马迁属意作为全备文化体的史，也流露出一己无名的大志。那些曾经仰观俯察、流观千年的先祖，仿佛在天上目光炯炯地看着这对父子，看着他们带着自己的遗憾和屈辱，带着满身的才华和日月星辰，埋首踏进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述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