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方面感到困扰，选择心理咨询还是精神科？

2021年9月，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布了我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研究显示，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41.1%的抑郁障碍患者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在我国所有类型的抑郁障碍患者中，仅有0.7%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现代社会各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居高不下，常见的除了抑郁症，还有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进食障碍、阿尔茨海默病......但多数患者却没有接受过治疗。这背后既有精神疾病污名化的问题，也有精神科医生常被误解、不受信任的问题。

近几年，关于心理学、心理咨询的书籍越来越畅销，但人们对精神医学仍所知甚少，对精神科诊疗过程的想象还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一个人想要寻求精神科的帮助时，他/她能得到怎样的支持？精神科医生可以帮上什么忙？他们如何做出诊断？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黄泽韬分享当下真实的精神科故事，以及他从医以来的心路历程。

以下是他的讲述。

求助精神科的人越来越多

我是在疫情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精神科医生。入学的时候，当时的导师于欣教授就在组会上说，2020年是我们中国精神医学的“元年”。当时我对这句话还没什么感触，后来慢慢觉得真是如此。变化是很明显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

首先是疫情之后患者激增，病房的病人周转速度快了很多。我刚来北大六院的时候，可能每周也就出一个病人，收一个病人，一个医生手上最多四个病人。以往的老师同学在他们培训的时候，大抵也是这个速度。这样一来，我就有很多时间在病房和我的病人们交流。

当时，上级们也有很多时间对年轻医生进行督导，病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是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探索的。2023年开始，患者一下子增加了，就像潮水退去之后浮现出来的暗礁一样，精神医疗资源供不应求。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22年年底，我是12月第一批阳的，康复之后就出门诊。当时普通门诊一个上午总共只有3个医生出诊，我就是其中一个，感觉压抑了很久的就诊需求一下子就涌现了。我们穿着防护服给病人就诊、开药，隔着防护罩需要大声、长时间说话，门诊结束之后就感觉憋闷得不行，饭都吃不下。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入院病人的评估工作，平均每周候床人数都有大概80个患者。有的病人在外地，这些年已经反复排队想要住院，但是很多现实因素限制了他们当时外出就诊的可能，入院就更难了。当时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类似这种需求。病人诉说自己的困难，希望加快排队进度，我们也很为难，只能一边共情患者和家属的不容易，一边加快周转的速度。

其次就是大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态度也随着疫情慢慢改变，开始没有那么“闻虎色变”，来看精神科不再是羞于启齿的事情了。大家在讲述自己的精神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客体化”看待疾病本身，不会将病和自己本人粗暴地绑定。

相比以前，得了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被直接说成“神经病”“疯子”，被社会污名化和边缘化，现在的确进步了很多，走进精神科，不过就是代表了“哦，我最近感觉精神状态不太好，或者压力感觉有点大，想要检查一下”。

精神科和心理咨询的区别

疫情期间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也更多了，但很多人其实分不清精神科和心理咨询。从根本上说，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对精神症状和疾病的理解路径不一样。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的诊断都是人为建构的，因此我们都是重治疗、轻诊断，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以什么方式帮上什么忙。

在医院的精神科，我们作为医生更多是在临床的框架内诊断。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出发，医生要摒弃自我，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评估病人的精神行为症状，达到不同评估者间的一致性。从个体的症状，到数个症状构筑的综合征，最后构筑成为一个疾病，这中间是一个严谨的过程。

这种客观性对患者也是一种保护，不能说换个大夫或者换家医院，判断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样诊断的一致性太差。医生不能自大到凭感觉，看你像抑郁就诊断为抑郁，看你像焦虑就说你是焦虑。

有人说精神疾病的诊断很虚无缥缈，上网一搜，对着诊断条目自己都可以判断，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例如抑郁症的症状里，有一条是“情绪低落”。但什么叫“情绪低落”？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个理解肯定不尽相同。

精神科医生的专业在于，对“情绪低落”的判断是通过培训一点点建立和校正起来的，像机器一样调整到一个标准上。具体来说，例如今天一个病人来门诊，说自己情绪低落，我们就会进一步问：你所理解的“情绪低落”是什么样子？一天中有多少比例的时间是这种状态？有没有变化或者起伏？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条简单的“情绪低落”，背后的内涵是由大量问题支撑的。

当然，这样问下来，精神科医生有时候会显得冷冰冰的，感觉没有把病人当成一个人，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更像是面对一个“坏掉的机器”。以我自己的工作体会，有时候我会把对方拆散、解构去看，看他具体的思维、情绪、行为、感知觉。病人说一句话，包含什么内容，是怎么说的，以及前后附带的一些行为症状，都会被逐个拆解开来。这个对于精神科医生的印象我们可以理解，但这就是我们的训练，需要我们做到“庖丁解牛”般的精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心理学的视角，“描述”是精神病理学的优势，“理解和解释”是心理学的优势。如果放到心理学的框架里，我刚才说的这种诊断过程可以说是一种静力学的理解，就是把精神状态当成一个静态的事物去拆解看待。心理学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动态地理解一个人。在心理学的知识体系里，我不能摒弃自己，要通过我和病人的关系去治疗，治疗师要成为来访者的一面镜子。

历史上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一直在“打架”。心理学最开始成体系是在弗洛伊德的时代，1895年弗洛伊德通过《癔症研究》这本书提出了“精神分析”的概念，带出了一些基础的技术方法，其中包含一个叫“移情”的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来访者会把早年一些情感、情结投射到治疗师身上，而治疗师也会对来访者反移情，就是将自己对于他人的情感、情结投射到来访者身上。移情和反移情是心理治疗工作的基础。所以治疗师的自我需要时刻在场，如果抛弃了自我，就无法开展心理治疗了。

我们医院的很多老师同学接受的都是比较新兴的系统式心理治疗，这是一个强调“整体观”的心理治疗流派，将患者和他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视作一个整体的“系统”。系统式心理治疗也会指出，治疗者并不能“置身事外”，在我们观察系统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了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即使心理治疗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发展出了不同流派，移情和反移情的影子还是在的。

在精神科，心理治疗还是一种必须的治疗手段，尤其是成人患者，我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更多，例如认知行为治疗，成人相对儿童、青少年而言，在觉察自身歪曲、不合理信念方面可能更加快，更能配合治疗师的心理处方去执行。不过说到底，语言其实也只是心理治疗的一种载体而已。现在还有音乐治疗、艺术治疗等等，心理治疗方法的发展很丰富。

还要注意的是，在精神科进行的谈话治疗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太一样。今年引进出版的《我能帮上什么忙？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这本书就很真实地反映了精神科的情况，是加拿大的顶级精神科医师戈德布卢姆教授写的。

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确认，精神科的谈话治疗跟心理咨询室里发生的谈话本来就不应该一样。在精神科，医院的场地、医患双方的身份都限制了谈话。首先，我们作为医生相对于病人是更有权威性的，医生的白大褂无论如何都会让病人天然有一些敬畏感。病人可能想去反抗这种权威，又或者兼而有之，总之，这个“白大褂”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医患之间的信息差也非常明显，更多时候患者是抱着求助的态度来的，姿态低于医生。但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应该是非常平等的状态，彼此的信任是相互流动的，需要慢慢去建立。我们病房其实也设有心理咨询师，有些话病人更愿意跟治疗师们说，而不愿意跟医生说。而且在院外，心理咨询师你可以自己选择；但是在医院，特别是需要住院的话，遇到哪位大夫一般是你控制不了的。这是场地设置决定的。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很多精神科的病人是被强制送来住院的，或者是自己觉得不得不来住院的。可能别人看他们还能正常工作、社交，但实际上他自己的体验是快撑不住了。别人花五十分的精力就能完成一百分的工作，而他需要花一百分的精力才能完成。这背后有可能是因为他情绪状态波动太大，很勉强才能维持日常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优先或者首选的，应该是药物和物理治疗，而不是心理治疗。

疫情期间我也接诊过特别多这种表面风平浪静，但实际内心已经波涛汹涌的情况。比如失业、破产、跟亲人分隔两地，这些诱因严重刺激了他们。他们不得不来精神科开药，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做心理治疗。医院以外的心理治疗首先要求来访者自己是有动力的，有求助的动机和意愿，然后治疗师才好开展工作，需要双方合作。如果一个人就是冲着开药来的，需要快速缓解一些躯体症状，他就不想揭自己的伤疤去做心理治疗，而是更愿意吃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精神疾病是如何被诊断的？

精神科比其他专科问诊时间长，这也是特别消耗大夫的一个事情。其他科室的医生同样时段的门诊，可能可以看三四十个病例，有的科室比如皮肤科，甚至可以在一个单元看上百个病号，因为他们很多病变就在体表。

精神症状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详细访谈向患者本人、知情者——包括伴侣、家属、一些学校的辅导员等——提供的病史资料了解情况。有时候我们工作真的就像侦探似的，特别是在一些情况下，患者本人和知情人给的病史资料自相矛盾，我们还需要借助不同工具、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精神科，量表和物理检查都属于辅助检查，这些只能为医生的判断提供依据，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我相信，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医生的访谈判断仍然是精神疾病诊断最有价值的判断。

真正涉及理论层面，量表测试和物理检查确实也有用，不过因为人脑还是一个很神秘的“黑匣子”，我们一定要谨慎解读检查的结果。比如今天一个人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了17分，这代表什么？这只是个理论数据，是通过大样本的研究人为构建的截断值，没有意义。它唯一有意义的是纵向比较。病人得定期做一次，比如第一次是17分，一个月后10分，两个月后只有3分，减分值显著，就说明抑郁症在不断减轻。

所以精神科的检查和其他科室很不一样，在精神科是不存在一套绝对意义上的标准指标，能让医生一眼就看出一个病人是否正常。不可能说我一看你这个脑成像，就知道你精神不正常。没有这样的检查结果。在《我能帮上什么忙？》那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所有检查结果，我们精神科医生都知道没有那么大的解释力度。只有连续做，才能体现变化。我们也会跟老患者科普这个情况。

在诊疗访谈中，我们不太关心“客观事实”，而是更关注患者的“主观事实”。所以即使有人跟我说谎，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诈病，那我也是不知道的，我不是患者肚子里的蛔虫。我的角色是帮助走进精神科的每个人，而不是判断来人说话的真伪。我关注的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体验如何，他感知到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等等。

但那些来门诊想要获得某种诊断，然后另有他用的人，一般也很难达到目的。我们只能判断精神疾病的有无、严重程度、需要什么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而在现有制度下，例如患者要打官司说某个人某个事件害他得了抑郁症，如何证明这个人或事件是患者目前状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精神科的门诊是不做确诊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

如果是第一次来看精神专科门诊，一般都需要30分钟左右。但实际经常会缩短到20分钟，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有时候甚至12分钟就要结束了。为什么是12分钟？其实这是我们普通门诊的设置，因为一个大夫门诊的一个单元是4小时。上午8点到12点，我们一般要看20个左右的病人。这样的话，一个小时就得看5个病人，每个病人分到的时间就只有12分钟了。这还是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医生真的需要是个六边形战士，体力、精力、智力，一样都不能落下。

一天当中要是能碰上一个典型的病人，就算运气很好了。所谓典型就是症状典型、单纯，强烈指向某一疾病，比如只有惊恐发作的相关症状。单一病症是很罕见的，很少有这么简单的病例。比如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典型症状是，持续六个月以上存在过分的、与事件和情境不相称的担心，经常想到一些事情的极端灾难性的结果，也会伴有一些像是颤抖、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

但是当焦虑持续了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强迫的表现、抑郁的表现，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感知觉的歪曲，敏感多疑，或者出现幻听等等，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般去详细追问的。所以只用12分钟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其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但我其实也不是那么悲观，作为门诊大夫，我会预设，今天就只能问清楚一件事，所以我只对当前能澄清的部分做处理。弄清楚所有症状对单次门诊来说是不现实的。但我会把风险写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患者有这个预案之后也不会慌。

在病房问诊时间会长一些，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因为既然要住院，情况要么比较危急，要么比较严重，要么就是病程很长，已经病了好多年了一直不痊愈，是过来调药的。相对其他科室，我们科的病历特别长，厚厚一摞，写两三页。

我们还要给病人做精神检查，就是和门诊一样的专业性的半结构式访谈，更细致地做，可能一个大夫主问，上级在旁边看着，几个大夫交替进行提问，把大家视野中的盲点补全、澄清。结束访谈之后回到办公室，我们再讨论这个病人的情况。

在住院部能观察到各种类型的病人，有些病从早到晚情况很多变。比如内源性抑郁的病人可能存在生物节律变化规律，叫“晨重暮轻”。早上起床是这类病人一天当中抑郁情绪最严重的时候，这就使得我们可能清晨会需要应对很多病人的进食、生活自理困难的护理问题。再比如神经性厌食的病人，最容易出问题是在吃饭的时候。严重的时候，患者每一顿饭都会和医生护士斗智斗勇，将食物藏在各种地方，就是不进肚子；或者想出各种理由拒绝进食。作为医生，我们得跟患者“周旋”。

门诊一般是一个医生看一个病人，但初诊和复诊的大夫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对患者来说，当然希望医生都是同一个人，但很多现实因素影响下很难保证这一点。例如轮转制度，我们医院有两个院区，年轻大夫会在不同院区轮转，三个月在这儿，三个月在那儿。同时我们的出诊时间即使在同一个院区也会不停地调整。比如这个月我是周四，下个月我又变成周一了。经常有老患者来找不到我了。只有特需的专家号门诊时间基本固定，年轻大夫经常变。但是专家号一号难求，无法保证同一个患者都是固定的医生在跟进。

其实对于医生来讲，能够纵向观察一个病人也很重要。这样关于一个病人我脑子里可以形成像底片一样的印象，能更好地追踪和比较病人每一次的精神状态，包括对药物的反应。同一个患者来复诊我更加有的放矢，效率就更高了。对患者来说他也更信任我。如果不停地换大夫，他也不舒服，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疑问。

之前有一位阿姨从东北来，她得了焦虑障碍，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太好，女儿在老家和她一起生活，儿子在北京工作。每次都是女儿陪她坐火车来看病。焦虑障碍虽然大部分情况不是那么凶险，但患者痛苦起来也非常煎熬。这个阿姨第一次看完病、吃了药，症状就得到了很大缓解。后来她的病情比较稳定，为了复诊每次大老远坐火车来北京，可能我刚好换了门诊时间或者去其他院区，我就特别心疼她。终于有一次好不容易又见到我了，她也很激动，拉着我说了很多话。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大夫来说，患者永远都是最好的老师。年资比较低的时候做住院医师，只管住院部的工作。患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他们穿着病号服的状态，而非他们作为“人”真实、鲜活的表现。但是在门诊就可以持续地观察到一个患者更长时间的变化。错失了这个机会是很可惜的。

诊断是标签，人才是根本

我们科有个特点就是重治疗，轻诊断，这个很重要。诊断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个标签，是人为构建的。现实情况里，病人需要先贴上一个诊断的标签才能开展治疗。

不过虽然精神疾病的诊断是人为建构的，但是生病的体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是要对这些痛苦的体验做工作，而不是对那些自己建构的标签做工作。诊断标签只是方便我们同行之间对话，它是一种语言，但它不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最重要的工作对象始终是具体的人，他们才需要我们帮助。

即使两个同样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完全不同，有的社会心理因素为主，抑郁只是他的临床表现，抑郁背后充满了心理冲突，对药物反应一般，对心理治疗反应更为明显。有的生物因素为主，没有具体的生活事件作为诱因，临床表现比较典型，对药物和物理治疗反应就比对心理治疗更好。

近年来我们收治的病人当中社会、心理因素主导的比例更大了，一些生物性因素占比为主的疾病例如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少了，精神分裂症见到的也少了。精神疾病的主要成因有生物、心理、社会、文化这四类。

文化因素导致的病以前很常见，比如有一阵流行练气功，有人练到“走火入魔”，感知觉层面都能受到影响，觉得体内有“气流翻涌停不下来”等体验，这就属于文化造就的疾病。

心理因素方面，可能更多是与成长环境、既往经历相关的，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精神心理问题。社会因素是跟整体大环境有关的，社会变革、政治事件、战争都会对群体产生影响。比如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有一本书叫《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讲的就是在当前社会影响下，一些被早早塑形的神经症人格。

和不同的病人沟通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边界感。比如对待有边缘型人格特质的患者，要保持好距离。我们说边缘型人格特质的人就像“没有皮肤的人”，他们的价值判断是两极的，非善即恶、非好即坏，没有中间地带。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精神心理疾病滋生的土壤。

曾经我有一个因为抑郁入院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跟他的接触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第一天见面时他非常喜欢我、信任我，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觉得我对他非常认真负责。住院不到一周，他因为患上中耳炎，体格检查耳后淋巴结已经肿了，伴有发热、疼痛。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我们对所有的发热都是比较谨慎的，我就说我们这边是专科医院，你得出院到隔壁的综合医院看一下，他也答应了。

但是因为疫情，出去之后再住进来，需要重新做核酸检测，还要重新隔离的，有一套流程，相当于要办一个出院再入院，到时候可能会换一个主管大夫。他就觉得我抛弃了他，情绪波动特别大，说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当时主任查房，我们整个组的病人、医生都在大厅里，我们一起看他，他就拍桌子、摔椅子离场了。我当时对工作卷入个人情感的程度还是蛮高的，也没怎么经历过这种“滑铁卢”，甚至对他的这种反应都有点吓到。不过后来逐渐增长了经验，就能慢慢习惯、能预判到了，沟通也就更加注意了。

精神科的低龄患者

在大学，我读了临床医学和心理学双学位，其实精神科医生当中有心理学双学位的并不多，能坚持读下来的每一届也就几个人到十几个人。学习心理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观念，而非具体的理论。

比如很早的时候，早在上精神科临床以前，我就已经树立了“反线性因果”的观念，就是说个人的行为并不都是以“某个原因”作驱动的。在真实世界里，更大的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有某种“作用”。

例如自残的孩子，家长难以理解孩子为什么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要么指责孩子，要么过度反思自己。但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这个孩子的自残就是有功能的，它是用于解决某些情绪问题的“出口”。

我博士的时候负责过一个病人，是个小女孩，她有5年的寄养史，亲生父母因为计划生育把她送到别人家寄养，一送就是5年，其实就是藏起来。等到她弟弟出生，上了户口，她才被接回来。

在寄养家庭，养父母因为受人之托，所以非常宠溺她，无拘无束。所以她回来之后突然面对弟弟跟她竞争，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感觉一落千丈，一下子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我能共情她的处境。长此以往，她就开始出现一些带有“功能”的“病症”，例如反复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自伤、过量服药等等。她会说因为生病家里人才对自己好一些。

我问她想不想治病？她说不想。因为一旦好了可能生活待遇就不一样了。所以她会说：“大夫，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病好之后我的人生会更好？” 这句话听着很叫人心酸，说的话意思就是，“病”好像是她仅有的“好东西”似的，虽然病给她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同时也让她收获了家人的爱和关注。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疾病就已经不是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了，或者说，病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这个家庭出了问题。

还有的青少年已经心理上很痛苦了，但父母并不觉得问题很严重，甚至认为青春期都这样。但坦白说，我们和家长沟通的时候也只是提供意见和判断而已，并不构成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医生提供了帮助，但病人家属不接受这个帮助，承担后果的人是病人和他们的家庭，而非医生。在这样的一段就诊经历里面，我们只能说，双方没有缘分而已。佛都说自己“只渡有缘人”，何况我们只是肉体凡胎呢？

如果家长坚持认为孩子就是青春期的问题而已，那就按青春期的方式去对待他，很大概率是孩子情况恶化，行为更极端，家长自己也遭了罪。经过这一系列后果的教训之后，家长才会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的。这个时候他带着孩子重新回诊室，我觉得才是治疗真正的开始。而且，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我们医院，青少年患者的病种特别丰富，五花八门。常见的一些情绪问题当然是最主流的。对待成年患者和儿童患者，区别还是挺大的，主要是沟通用到的语言不一样。同样一个症状的描述，不能用成人的语言跟孩子说。尤其是年纪小的孩子，他们说不清，甚至感觉不到什么叫“情绪低落”？什么叫开心不起来？什么叫没有兴趣？这些概念太抽象了。

所以我们一般会问他们能听懂的，比如：你喜欢什么呀？现在还爱不爱玩这些？稍微大一点可能会问：你有没有觉得一天当中脑子里面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特别慢？要用他们的语言去描述：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就像个小机器人，什么都感觉不到，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被操控的小木偶？要用很多比喻和游戏化的语言。

更多医学生愿意选择精神科

我从小就对“人”感兴趣，喜欢看故事，也喜欢看心理方面的书，初中的时候接触到了毕淑敏老师的一些散文和小说，才真正点燃了我对人精神心理的好奇。毕淑敏老师曾做过军医，后来学习心理学，又去香港进修了文学。丰富的经历和跨界的知识给她的文字注入了很多魅力。后来我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确定了要走临床医学这条路之后，一度就是以她为榜样。经过很多选择的节点，我慢慢接近精神医学、心理学，包括带有一些科普性质的文学创作这条路。

我们临床医学的本科生大四需要去医院各科室实习，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影像科、神经科、皮肤科......也包括精神科。做实习大夫的时候我就发现，病房的周转率特别快。一个病人到我手上，可能脸还没认熟就出院了。比如在外科，前一天晚上病人做好检查进来，确定手术方案，第二天就做完手术，然后观察两三天，没事的话就出院了。

我更好奇的始终是“人”，“病”只是附加物，而在这些见习、实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少有机会搞清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面对疾病的态度是什么？生病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些我都无从得知。这跟我预想的临床医学很不一样。我希望能更了解患者，面对具体的人。

所以这样轮转一圈之后，我发现最适合自己的是精神科。毕业前我还Gap了一年，离开学校去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影像产品。这段经历和心理学的双学位，都在面试精神科的时候成了加分项。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精神科医生。

在过去，精神科医生受到的歧视并不会比精神病人少，身边很多人的逻辑是“没有问题怎么会选择整天和精神病待在一起”。一般跟别人初次见面，对方知道我学医，问我是什么科的医生，我就说神经科医生，反正他们也分不清楚。我不是有耻感，只是觉得要跟别人解释很麻烦。现在大家听到精神科医生，虽然仍然会有各种猜测，但是更多是好奇和感叹，比如：“哎呀，这个行业不错啊，但是精神压力估计挺大的吧。”

从我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其实选精神科的人越来越多了。精神科的分数线真的是水涨船高，并不比其他科室低。我们的收入依然是比较低的，而且收入的天花板也很有限。所以如果以世俗的标准来看，精神科依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人生追求的评判标准更多元化了，收入其实不见得是主要的考量标准，差不多就可以了。

2020年我刚入科的时候，接诊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焦虑障碍的大爷，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负面情绪可能更多人是以躯体症状表现出来的，例如心痛了，我们就说“心如刀割”，这个大爷就是天天说自己头痛、背痛，查遍了其他科室都没有问题，但还是难受，难受到在家门都出不了。

大爷的女儿也很着急，虽然把老人送住院了，但每天还是会打来电话。我当时其实也没做什么，除了按部就班地治疗以外，就是在电话里陪他女儿聊了很多，听她陈述自己的担心，尽自己所能地讲解疾病相关知识，给到一些安慰和支持。

没想到，出院的时候这个大爷和他女儿就给我送了一面锦旗，我还和锦旗合照发了朋友圈。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可以帮助别人了，而且帮助别人的感觉这么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反馈。

后来科里的老师又说我很适合演讲，推荐我去参加病例演讲大赛。我之前从来不觉得我会做自媒体，也是导师鼓励我，说你其实挺适合写东西。一路尝试下来，我觉得都是因为我的第一个病人给我的正反馈，才让我坚定原来自己真的适合干这个。

和其他医学生相比，我觉得选择精神科的同学其实更喜欢和“他人”待在一起，对人是非常好奇的。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对人的多元性更加包容。

在工作模式上，这个学科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动用一些作为人的、非理性的部分去投入工作，这也和别的科室不太一样，这个事情在别的学科叫“人文关怀”，听起来是本职工作外一个“更高的要求”，而在我们科，人文关怀本身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科学精神”的所在。

正如我们院训所言，“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如何把握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症状、对症下药，并且用较好的沟通技巧安抚我们的患者，将自己的帮助“给出去”，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在精神科，人文性和科学性是相互缠绕的。

这个世界没有奇迹。你无法逃避你所遇到的痛苦，心理学、精神医学也不能提供任何幻想。但不要忘了，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一些人，可以直面这个无处可逃的、困惑的、痛苦的你。你们坐在一起，随便谈谈。你可以言说真实的自我，而这就是精神医学的奇迹所在。

采写/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