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炒面到热饺子，洪学智如何用短短2年实现志愿军后勤的现代化？

抗美援朝战争，推动了新中国后勤面貌的脱胎换骨，是新中国后勤现代化的开端。

一、可怕的断裂

1950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

在这9天的时间里，志愿军全线越过三七线，对惊魂未定的联合国军进行了穷追猛打，占领汉城，迫使其败退到三七线，震惊世界。

志愿军的胜利尤其是占领汉城给了全国人民巨大的信心，神州大地一片欢腾。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却隐隐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

是的，此时新上任的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正在研究志愿军的战术，并根据志愿军的“礼拜攻势”和“月圆攻势”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磁性战术”，此番一溃百里的撤退就是磁性战术的初步运用；

志愿军方面，由于朝鲜半岛黄瓜形的造型，所以打过三八线的志愿军有一次面临着仁川登陆进而被切断后路的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是，志愿军的“长驱直入”使本就脆弱不堪的后勤补给系统更加不堪重负。

果然，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事实上已经断裂。而李奇微也终于在志愿军强弩之末时迅速集结兵力猛烈反扑，志愿军就在联合国的疯狂反扑中仓促卷入了战斗。

此时前线的志愿军主力，依然是13兵团，这些百战精锐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时就追着联合国军打，早已疲惫不堪。此时彭德怀等待的3兵团和19兵团尚未到位，更要命的是后勤补给不力，13兵团的志愿军将士们就是在这样缺弹少粮的恶劣环境下阻挡了联合国军整整89天。

二、原始的保障

那么，志愿军真的缺弹少粮吗？不，在后方，尤其是中朝边界，成堆的物资堆积如山，甚至准备入朝的志愿军都严阵以待，但三八线和鸭绿江数百公里远，根本就是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更恐怖的是，即便能打破距离的限制，物资也难以尽快送到前线志愿军手中。

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各种战争的通用准则，所以任何战争本质上都是打后勤，没有雄厚的后勤保障，再凌厉的攻势都会成为强弩之末，第三次战役的主动鸣金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早在1950年7月13日中央确定以第13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时，就开始了后勤力量的组建，我们对后勤保障的认识并不滞后。在跨过鸭绿江之前的3个多月时间里，负责志愿军后勤保障的东北军区后勤部成立了3个分部，部署了3条通往战区的纵向兵站线，7个大站共有7000人。同时组建了共4.5万张床位的6个医院和3万多人的民工担架队，组建了3个汽车团及辎重警卫部队。

10月23日，东北军区后勤部组成前方后勤指挥所并随志愿军入朝，统一组织志愿军战区后勤工作。其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后勤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情况也越来越恶劣。

典型表现就是前方将士缺粮少弹，很多一线连队供给率甚至只有25%，部队断粮是常事。而且即便能将物资尤其是弹药送到前方也面临着型号不匹配的问题，就更不要提战士们负伤后难以及时救治的问题了。为此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多次动怒，后勤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志愿军取得更大的战果，成为摆在志愿军面前的巨大难题。

三、后勤难根源

志愿军后勤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1、志愿军方面

国外的情况和国内完全不同。

从土地革命至今，我军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利，但后勤力量却始终相当薄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我军面临的敌人相对“落后”。

即便是打遍西亚太的日本，其作战手段也相当原始，这是诺门坎战役后苏军指挥官朱可夫对日军的评价。而日本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在侵略战争时尤其是侵华战争中推行的是“以战养战”的手法，即靠战争的掠夺维持战争的需要。

我军在和这样的敌人作战时，靠的是人民战争，走的是群众路线。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战争中，军队和人民是分工协作的，比如陈毅元帅就指出“淮海战役就是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正是因为没有了后勤保障额后顾之忧，我军才能在解放战争中高歌猛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统治。

但是出国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某种程度上说，志愿军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作战，虽然通过打白条的方式获得了朝鲜群众的支援，但很多地区早已成为群众逃散已尽的无人区、无粮区。而即便有人，也难以提供紧缺的弹药，难以安置负伤难行的伤员。

所以当时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向周总理汇报战况时，就曾表示我们的战士不怕流血牺牲，但一怕断粮，二怕缺弹，三怕伤后无医，这是后勤不足带来的直观感受。

2、朝鲜方面

朝鲜的洪水和朝鲜政府的小心思，是志愿军后勤的又一个障碍。

虽然朝鲜的纬度不高不低，经度不东不西，怎么看都相当适宜，但却在两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历了几十年不遇的寒冬和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洪灾，而每一样都足以令志愿军步履维艰，尤其是汹涌的夏季洪水，不仅对志愿军的行军作战造成巨大威胁，更冲毁桥梁和道路，令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路遭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而更令我们无奈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前期朝鲜政府的不配合。

从本质上说，由于朝鲜战争的局势逆转得太快，所以我国被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总体而言是相当仓促的。除了没有和苏联就空中掩护和武器换装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在中朝两国的协同问题上，也面临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诸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中，除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联合作战指挥，更严重的是后勤问题的纷繁芜杂。尽管当时北朝鲜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早已遭到了联合国军的严重破坏，但朝鲜方面依然不愿向志愿军开放铁路系统。

在朝鲜政府看来，铁路事关国家主权所以不能拱手相让。即便在我国的再三请求下建立了中朝共管的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也因为双方的各行其是而效率低下，不断出现前方物资短缺，后方堆积如山的现象。

而在铁路难以发挥大运力优势的情况下，志愿军只能组织卡车进行铁路运输，但一来苏联提供的嘎斯汽车两吨的运量太小，二来朝鲜方面未及时分享准确的地图。再加上朝鲜公路狭窄，路况不佳，堵车是常事。这为联合国军的空袭提供了条件，使志愿军开战之初3000辆卡车就损失大半，伤亡率更是远超前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志愿军只能采取更原始的人抗马驮方式，而这无疑更是杯水车薪。

3、敌人方面

虽然联合国军在地面战场被志愿军打得一败涂地、节节败退，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线进行猛烈破坏的打算。尤其第3次战役后期李奇微发现了志愿军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劣势后，更是加大了对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绞杀。

这是得了前5次战役期间，运过鸭绿江的粮食虽然超过了19万吨，超额完成了运输计划，但大多数都未能及时运到一线部队手中，搏击水平仅占标准量的40%左右。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部队都是在饿着肚子打仗。

更要命的是，由于联合国军败退得实在迅速，使得猛烈穿插追击的志愿军根本无暇生火做饭，所以尽管东北军区后勤部在边境储备了超过1.67万吨的粮食，400吨的食油，920吨的干菜，但随着战线的迅速拉长而难以迅速补充到前线战士手中。

再加上联合国军无处不在的轰炸，志愿军也不敢生火做饭，很多时候都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很多战士不仅因此得病、受伤甚至牺牲，更多的将士们营养不良。而且联合国军还奉行“天上挂灯、路上撒钉、地下炸坑”的立体封锁，意图彻底摧毁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这种情况最惨烈的体现是第二次战役期间，未能完成全面换装的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反击联合国军时，仅仅是冻伤减员就超过了2万人，更是出现了某些连队更是成建制被冻死在阵地上的惨烈情况。

四、后勤现代化

抗美援朝前期的战局变化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依然也给志愿军的后勤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所以志愿军方面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后勤现代化建设，而这个艰辛的过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过程：

1、肩上后勤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所以志愿军的后勤不可能在一夜间实现现代化。但军情紧急，战机稍纵即逝，志愿军作战部队不能等，所以后勤问题只能自己克服。

事实上志愿军之所以敢于长途奔袭，猛烈穿插，多次截断联合国军的后路，根本原因就在于志愿军根本就“不需要”后勤补给，因为他们的补给，都在自己的肩上。

而他们的肩上，除了弹药，就是炒面。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在不断地总结和思考后，想到以炒面作为志愿军口粮的方法。于是这种由70%的小麦，30的大豆、玉米或高粱混合炒熟并加入0.5%食盐的炒面，就因便于保存运输以及方便食用的优点，成为志愿军的口粮。

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就是靠着炒面将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的。

2、苏联协调

虽然抗美援朝本质上是中朝并肩作战，但朝鲜方面明显不愿意“屈居人下”，所以两国的协调矛盾不断，不仅多次出现误伤事件，更造成了后勤补给的效率低下，给了敌人特务以破坏的可趁之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的居中协调就至关重要。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斯大林的最后定夺，朝鲜方面才最终同意志愿军主导作战和后勤保障任务，以及扫清阻挠彭德怀决策的苏联因素，最终保证了志愿军的胜利。

3、自身建设

志愿军的肩上后勤只能维持7天左右，但战斗不会随着志愿军肩上后勤的告罄而停止，再加上战斗中的物资损失，志愿军只能借助朝鲜当地老百姓的帮助。

虽然战争让朝鲜北部很多地区成为无人区，但志愿军作战范围较大，必然需要和朝鲜人民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高层协商，各军和朝鲜地方组队，靠朝鲜借粮帮助志愿军熬过青黄不接的阶段，这些借来的粮食、土豆等，在后方物资没有运到前线的时期里，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盟交锋，没有现代化的后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坚持下来。所以经过了前四次战役的锤炼和反思。1951年5月19日，即第五次战役激战正酣时，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

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作为作战指挥体系的重大创新，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后，洪司令员对军以下部队建制后勤指挥力量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建立了与作战指挥相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后勤指挥体系。

虽然是“赶鸭子上架”，但洪学智很快就理清了头绪，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后勤体系建设。他的手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建立后勤线横向连接，将后勤线结成后勤网，并动员各种保障力量加入，提升后勤保障系数；而后利用苏联的援助和国内的对接，打通关节，提升运力，彻底改变后勤保障面貌。

1951年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抗美援朝进入相持阶段，双方的对抗也逐渐从运动战转为阵地战，而在一线小规模激烈对抗的同时，双方的对抗开始向海空及后方转移，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8月16日至24日，后方勤务司令部召开后勤会议，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加强后勤建设、建设兵站运输线、开展后方对敌斗争、建立防空哨、实行分段包运制、储备物资等作了详细的部署。

于是，各军各级大力健全后勤保障机构，完善兵站和运输线建设，除了拓宽和优化道路，还大量补充汽车等运输工具。

1951年夏，朝鲜北部爆发史无前例的洪水，联合国军趁机发动了火力密度空前的空中绞杀战，志在摧毁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在这样的情况下，铁道兵创造了“集体直达”“分段倒运”、“合并运转”“顶牛过江”、“水下桥”等一系列战术，创造了“敌随炸，我随修，路随通”的奇迹，汽车兵更是发明了夜间行车的办法，通过“找规律、错时间、钻空子”，使汽车损失率从开战初期的近100%降低到1%以下。

而在积极防御的同时，志愿军也在大力组织反击，包括地面的高炮部队和空中的空军。抗美援朝期间，先后有5个高炮师，64个独立营及21个城防高炮团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防空任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2300多架，其中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共击落敌机264架，击伤1070架，为建成“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美援朝之初，斯大林以空军尚未准备好为由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苏联空军姗姗来迟，为志愿军提供了急需的空中掩护。随后新中国空军也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

不过斯大林严令苏联空军不得到联合国军控制的区域作战，以防被击落暴露身份，所以中苏飞行员参战空域基本集中在朝鲜北部，史称“米格走廊”，而南部则主要靠高炮部队护卫。

而因为1951年朝鲜北部的特大洪水给后勤条件得到改善的志愿军依然造成了巨大的麻烦，所以后方勤务司令部决定在运输状况好转的情况下，抓紧建立战地给养储备体系，以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突发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对志愿军而言，后勤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的，除了各部的勠力同心，更有苏式装备大规模列装的功劳。苏联装备的大量到来，不仅使志愿军彻底告别了万国造的尴尬局面，在弹药补给上实现了标准化，更极大地提升了志愿军的火力水平，为志愿军在相持阶段提供了巨大帮助。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洪学智还动员二线部队发展副业，自己动手改善伙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志愿军后勤面貌一天天变好。

1951年11月以后，随着后勤铁路公路等运输状况的陆续好转，前线粮食基本上做到了按标准供应，蔬菜和生粮增加，压缩饼干也逐渐取代了炒面。

到1953年春节，前线几十万志愿军将士吃到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志愿军的后勤建设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蜕变。而后，志愿军在战争最后的金城战役中打出了史无前例的火力，用强烈的震撼力检验了志愿军的现代化后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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