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盖娅》：在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活的今天，如何与自然共处？

20世纪60至70年代，发明家兼化学家洛夫洛克提出了盖娅假说，他认为地球表面的生物圈与环境构成了能自我调节的演化系统。有别于达尔文主义，洛夫洛克认为生命除了适应，也有调整环境的能力。

盖娅假说提出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一些科学家认为，盖娅假说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来理解地球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稳定性，但也有一些科学家对盖娅假说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出质疑，特别是关于地球如何作为一个整体生命体进行新陈代谢和繁殖的问题，至今仍是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面对盖娅：新气候制度八讲》一书中，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利用这个假说的概念，阐述了气候在全球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在气候变暖已经威胁到人类生活的今天，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地球和平共处。

以下内容节选自《面对盖娅：新气候制度八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

停不下来，每天周而复始。一天是水位上涨；另一天是土壤侵蚀；晚上是浮冰消融加速；在两起战争罪之间，20点新闻告诉我们成千上万的物种甚至将会在被记录之前灭绝；每月大气二氧化碳的测定值比失业率还要糟糕；我们得知，自从气象台建立以来，气温每年都攀新高；海平面持续上升；海岸线愈发遭受春季风暴的威胁；每次调查活动都显示海洋酸性化加剧。这就是媒体所讲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生态危机”的时代。

唉，谈论“危机”只是另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告诉自己“这也会过去的”。危机“会很快过去的”，若它只是一场危机就好了！若它曾只是一场危机就好了！根据专家所言，我们更应讨论“突变”：我们曾习惯于一个世界；我们又继续前进，突变到另一个世界中。我们太过频繁地使用“生态”这个形容词来安慰自己，使自己远离威胁我们的麻烦与纷争：“啊，如果您在谈论生态问题，那么它与我们无关。”

正如我们在20世纪谈论“环境”时所做的，环境代表离我们很远的、在窗台的庇护下看到的自然界的生命。但如今专家认为，是我们所有人，是处在我们宝贵而又渺小的存在深处的所有人，会受到影响。这些信息会直接提醒我们如何吃喝，如何利用土地，如何出行，如何穿着。通常而言，在层出不穷的坏消息中，我们早该感觉到它已经从一个简单的生态危机滑落到应被称为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中。

然而，情况恰恰并非如此。证据就是我们正以一种惊人的冷静听闻这些消息，甚至以一种令人钦佩的形式保持缄默……若这真是一场彻底的变革，我们的生存根基应该早就已经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应该已经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出行方式、耕种技术，总而言之，我们的生产方式。每当警报声停止时，我们就会冲出荫蔽，发明新的技术来应对这种威胁。

富裕国家的人民也会像在以前的战争中那样富有创造力，如同在20世纪一样，他们应该已经在四五年内通过大规模改变生活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他们的积极行动，夏威夷莫纳罗亚天文台捕获的二氧化碳量才开始稳定下来；湿润的土壤中爬满了蚯蚓，遍布浮游生物的海水中再次布满鱼群；甚至北极冰川的消融速度也在减慢。

无论如何，在近三十年间，我们早该行动起来了。危机应该已经过去。回顾“伟大的生态战争”时代，我们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几乎屈服了，却又通过快速的反应和调动一切发明能力来扭转乾坤，转危为安。或许我们会带着孙辈参观纪念这场斗争的博物馆，希望他们会对我们的进步惊叹不已，正如我们现如今叹服于二战是如何造就曼哈顿计划，带来青霉素的完善，或者推动雷达或航空运输的迅猛发展。但就是这样，本该是暂时的危机已经演变成了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似乎我们已经成为那些早该在三四十年前就采取行动的人——却什么也没做，或者所做寥寥无几。

情况就是如此离奇：我们跨越了一系列门槛，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却几乎什么都没有发觉！我们被背负的重大事件压弯了腰，却从未真正觉察到它，也从未做出任何反抗。试想一下：隐藏在大量的世界之战、殖民战争与核威胁的背后，在20世纪——这一“经典战争世纪”——还存在另一场战争，它同样是全球的、全面的、殖民的，我们经历过却没有感受到。当我们散漫地准备关心“子孙后代”的命运时，一切都早已由过去几代人所犯下！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它不会在我们面前成为即将到来的威胁，而是在已经出生的人身后。当警报响起时，我们像梦游者一般前行，最终使情况无可挽回，我们又怎能不对此深感惭愧呢？

然而，警报并没有消失。警报声一路嘶鸣。对生态灾难的意识由来已久，鲜活且有理有据、证据确凿。它从我们所说的“工业时代”，或“机械文明”的最初就开始了。我们无法说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同时知晓与忽视。通常，当关系到自身的生存以及亲近之人的福祉时，我们倾向于追求稳妥：为了孩子的小风寒，我们也要去看儿科医生；为了种植园里的一小点威胁，我们也要筹备一场杀虫大战；为了财产的一点点顾虑，我们也要购买保险，配备监控摄像头；为了防备入侵，军队立刻在边境集结。即使人们对诊断结果不太确定，即使专家持续为危险性争论不休，一旦涉及保护自己的亲人与财产，我们不吝于应用臭名昭著的防范原则。

然而，在这场世界性的危机中，没有人会依照上述原则勇敢地采取行动。这一次，非常古老的人性保持着麻木不仁——这种人性谨慎而又挑剔，往往只能摸索着前进，如同盲人用探路杖探击每一个障碍，以适应任何风险的出现，一旦感觉到阻力就退缩，一旦道路畅通就大步前行，一旦有新的障碍出现就再次陷入踌躇。在这一问题上，任何农民、资产阶级、工匠、工人或政治美德似乎都不再发挥作用。警报响起，再一个个被切断。我们睁开了双眼，目睹耳闻，了然于胸，再闭上眼一往直前！如果人们在阅读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时讶异于欧洲在明知因由的情况下仍于1914年8月仓促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怎么会不惊讶于欧洲——回想起来，它们对其缘由与影响都心知肚明——匆忙加入这另一场大战中？这是一场我们惊愕地得知已经开始，并且我们或许已然输掉了的战争。

“让我们把整个地球系统抓在手里吧！”

“与世界关系的改变”，这是用以指代疯狂的学术术语。若我们不衡量生态剧变在何种程度上使人们疯狂，我们就对其一无所知。即使它使我们发疯的方式不止一种！

有时，在某些专家的帮助下，部分公众、知识分子、记者决定逐步沉入一个平行世界，那里不再有躁动的自然，也不再有真正的威胁。若他们镇定自若，那是因为他们确信科学家的数据被难以名状的力量操纵，或者至少被夸大了，所以他们必须毅然抵制那些被称为“灾难主义者”的观点。并且如其所言，我们要学会“保持理智”，像从前那样生活而不必杞人忧天。这种否认式的疯狂有时以狂热的形式呈现；这一情况就是所谓的“气候怀疑论者”，甚至往往是“气候否认论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坚持阴谋论，并且如许多美国民选代表一样，认为生态问题是一种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的迂回战术！然而，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一种温和的疯狂形式更广为流传，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寂静主义者，源自信徒将救赎托付给上帝的宗教传统。

气候寂静主义者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平行世界中，但由于他们已经切断了一切警报，所以没有任何刺耳的声音迫使他们离开怀疑的软枕：“我们会看到。气候一直在变。人类一直能挺过来。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担忧。重要的是等待，尤其不能惊慌。”奇特的诊断：他们由于太过冷静而疯狂！甚至有些人在政治集会上毫不犹豫地援引《创世记》的承诺——上帝向诺亚许诺不会开启另一场大洪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有了这样坚实的保证，担忧的确是错误的了！

幸运的是，其他为数不多的人已经听到了警钟的鸣响，但他们恐慌到陷入另一场疯狂。“既然威胁如此严峻，我们给地球造成的转变如此深刻，那么，”他们提出，“让我们把整个地球系统抓在手里吧！地球宛如一台大型机器，只因我们没有完全掌控它才导致混乱不堪。”这就是那些执着于全面支配自然的人。在这些人的眼中，自然始终是桀骜不驯的。在这个被他们谦逊地称为地球工程的巨大谵妄中，他们想要对付的是整个地球。

为了治愈过去的噩梦，他们宣称要进一步增加生存所需的狂妄自大剂量，以治愈那些患上神经衰弱的世人。现代化使我们陷入绝境了吗？让我们更加坚决地走向现代化吧！如果说必须摇醒前者以防他们入睡，对后者而言，应该给他们上一个紧箍咒以防他们做太多蠢事。更多的人仔细观察地球的迅速变化，并决定既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凭借任何激进措施来补救它们。如何列出这些人所遭受的参差不一的抑郁症？悲伤、沮丧、忧郁、萎靡？是的，他们心力交瘁、哽咽难鸣；他们几乎不再有勇气去看报纸；他们只有看到其他更加疯狂的人时才能从萎靡不振中清醒过来。而一旦愤怒消退，他们最终会在巨大剂量的抗抑郁剂之下一蹶不振。最疯狂的还是那些似乎相信自己仍可以做点什么的人。他们相信现在还不算太晚，集体行动的准则这次也一定会奏效；相信即使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我们也应该能够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理性行事，同时尊重现有的制度框架。

而这些人可能是两极化的，他们在下滑之前的狂躁阶段生龙活虎，而下坡路会让他们想要跳窗，或者把对手扔出窗外。有谁能逃脱这些症状吗？有，但不要因此认为他们是理智的！他们或许是某些艺术家、隐士、园艺家、探险家、活动家或自然主义者，他们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寻求抵抗痛苦的其他方式：就像罗曼·加里饶有趣味地提出的有识之士一样。毋庸置疑，生态学使人疯狂；这就是必需的出发点。不在于想要治愈；只是为了学习如何生存而不被否认、狂妄、沮丧，对合理对策的渴望，或者被避世所击败。属于世界的境况无药可治。但是，若加悉心照料，人们可以治愈自己的信念，不再相信我们不属于世界，不再认为这不是关键问题，不再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置之不理。我们希望“从中脱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其所言，我们正“处于隧道中”，只是我们“看不到隧道的尽头”。在这些问题上，希望是一个糟糕的顾问，因为我们没有陷入危机。它不会“过去”。我们必须习惯于此。这是确定的。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开发一套疗程——但不要因此幻想我们会很快痊愈。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步并非不可能，但这将是一种反向的进步，即回到进步的思想上，倒退并发掘另一种感受时间流逝的方式。与其谈论希望，人们不如探索一种相当微妙的绝望方式；这并非意味着“灰心”，而是不单单依赖希望，如同时间流逝的齿轮。希望我们不再指望希望？嗯，这看起来并不怎么鼓舞人心。既然我们不指望痊愈，那么至少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毕竟，这是一种治疗方式：“与疾病共存”，或者简单来讲“好好活着”。如果说生态致使我们疯狂，那是因为它确实使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变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是一种新的疯狂，也是一种与上述疯狂战斗的新方式！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治疗而不希望痊愈：我们必须解决所有人所处的孤立境况，无论我们的焦虑会有什么细微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