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李先念要四川调粮支援全国，李井泉大怒：调1亿斤就要死上万人

在我党的历史上，李井泉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人物。建国后李井泉长期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为四川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时至今日，依然有人把四川调粮和死人与李井泉联系在一起，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当年的这段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粮食连年丰收，李井泉曾高兴地说：“四川产了这么多的粮食，建粮库都来不及啊！”但到了1958年底，全国缺粮的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在一次四川省委的工作会议上，李井泉突然发起火来：“湖北咋搞的？把我们的粮食截走了！他们不是亩产几万斤吗？”

原来本是鱼米之乡的湖北，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四川调往上海的粮食，途经武汉码头时，被强行扣留了。

1959年3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从四川调粮支援全国。会议结束后，李井泉马上给四川省长李大章打电话说：“明天省里开电话会议时，向大家讲一下，目前全国粮食紧张，不少省市都在依靠四川调粮。先念同志提出，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至60亿斤粮食，我们同意了中央的意见。”

1959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调出了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年四川也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最严重的地区5个月未下雨。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往外调1亿斤粮食，四川就会增加几十万人挨饿，于是他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要求中央减免四川的调粮任务。

但当时全国其它地区的缺粮问题更为严重，不久以后，国务院召集各省市区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粮食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上乞求参会人员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但却没有一人表态。最后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他心情沉重地说：

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都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李井泉很理解周恩来的心情，他在回到四川了解了情况后，给李先念写信说：

前几年外调多，并不是因为粮食征购增加而增加外调，是抽调历年库存而增加外调任务的。现在库存减少了，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余额，那省内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征购过多，引起今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中央领导当然知道四川的困难，但他们考虑到四川是产量大省，情况总会比京、津、沪地区好一些，他们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

1960年夏天，邓小平来到成都传达中央的命令，他紧紧地握着李井泉的手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四川省委的许多领导都不理解中央的做法，他们抱怨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呢？我们省的粮食快要调空了，叫我们从哪里去搞粮食呀？”

最后李井泉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外调粮食的文件上签了字。不久以后，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1961年初的一天，李井泉正在召集四川省的主要领导开会，李先念突然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往外调粮，李井泉听后反问：“还要调？再调1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

李先念却说：“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

李井泉长期积压的郁愤终于难以控制，他大吼道：“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啊！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李井泉挂掉电话后，脸色虽然非常难看，但他还是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里，中央从四川调出的粮食共计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四川人民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井泉也成了许多人口中“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李井泉在会上就四川省在“大跃进”中的工作失误作了检讨，但他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但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在会上为李井泉说了公道话，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说：“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七千人大会”后，李井泉带领四川省委坚决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四川的经济很快有了好转。后来当毛泽东得知四川1962年可能要增产50亿斤粮食时，他不无友善地对李井泉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

李井泉晚年时，仍有许多人用当年四川过度调粮的问题攻击他，他的子女们建议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调粮事件的原委，还自己以清白，李井泉却拒绝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后来《人民日报》在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时，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