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繁华地界的变迁，谁人能未卜先知

西安无疑是近几年的热门旅游城市之一。大唐不夜城、回民街、碑林、钟楼......无论古迹还是街市都成了备受追捧的网红打卡地。旅行作家胡成梳理了自己几次途经西安的体验。不同于社交平台上的热闹，胡成笔下的西安有一种淡淡的寂寥。他把历史资料和自己的旅行经验交织在一起，引出这座古城大街小巷的前尘往事。过去和未来交织于一处，古人与今人的命运自成对照。

西安是胡成重走萧关道的起点。萧关道始自西安，经豳州、泾川、平凉，终至兰州，萧关道再往西便是河西走廊，由关陇至雍凉，遥望西域。胡成多次重走这条古道，记录下路途中的见闻与偶遇之人，寻探此路上故人的踪迹，集结成这本名为《萧关道》的游记。这是一次探访古路的游记，也是一窥历史洪流下普通人命运的入口。

本文摘编自《萧关道》第一篇 西安府，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途经之人

次晨。

辰正，裴景福发骊山行馆。

平明，董醇发骊山行馆，天色沉沉。

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四日，下起了雨。昨夜亦住环园的陶保廉 ，“登楼纵眺，烟景苍茫，不啻米襄阳画帧”。襄阳米芾，擅画江南烟雨，所谓“米氏山水”，纯以水墨点染，烟峦缥渺，雨树迷离。

那日临潼宛若江南。

不行路时，可以尽日登眺；将行路时，烟雨却是恼人的羁绊。

等不到雨休，不得已，冒雨行泥泞。

二月廿三日，陶保廉之父、陕西布政使陶模改授甘肃新疆巡抚；四月，奉召入觐；八月， 再赴兰州新任。

陶保廉侍父同行，九月初三日，进临潼，至骊山，住环园。环园的陶家车马喧嚣，京师的董醇已是风前残烛。

咸丰十一年，皇帝驾崩。十月初九日，皇太子载淳承继大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十二日：

户部奏事并片奏 ：臣醇查臣名与御名字音相同，字 义亦复相近，虽功令在所不禁，于臣心实有未安，拟请 改避，以申诚敬。遂更名恂。

随轺扈从的董醇，成为官运亨通的董恂，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一路擢升。同治八年六月调补户部尚书，直至光绪八年正月以年力就衰开缺，主管天下钱粮十有二载。

开缺九年之后，陶模开府封圻，踏着四十二年前董醇的足迹出京入陕，也进临潼，也住环园。而这年在董恂亲撰的 《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之中，除却元旦例行的祭典，无有其他。之前两年所记亦是寥寥，想来已抱沉疴。果然越年，闰六月十五日，曾经渡陇的董恂溘然长逝，享年八十有六。

《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末页，是董恂的自题挽联 ：

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

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

其实不过谦辞，若果然一粟，又何以能千秋？

董恂不是一粟，他是四朝重臣，身负匡扶大清的重任。大清却是沧海，已如雨后道路般泥泞的沧海，转瞬桑田。

董恂身后短短二十载，大清亡祚，换了民国。

又五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湖南清泉县人谢彬学成归国，供职湖南督军署，旋奉财政部命，以特派员前往新疆调查阿尔泰财政。返湘辞卸军署职务，十月十六日，买得咸泰汽船 官舱船票，由湘入都，“即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

六十天后，十二月十五日，抵骊山。

一里，临潼县，住。是日行一百里，南门外有华清旅馆， 即唐华清宫故址，为临潼官有财产，修葺于民国三年夏间。 正屋一楹及廊房，皆宿旅客，温泉则左傍别院。

骊山行馆的环园，也换作华清旅馆。不再仅为“冠盖往来游憩之区”，普通百姓既宿得旅馆，也洗得温泉。哪怕困乏， “馆外左傍，有大池一，为贫苦土人群浴之所”；哪怕女客，“有女浴池，在院左隅”。

改朝换代，变革之际，眼见得新风拂动，未来可期。

陇海铁道大通而后，邦人必多来兹访古，借以浴身， 当日趋于繁盛矣。

预言如今成真，陇海铁路早已大通，骊山北麓更有他们皆未得见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何止邦人，世人趋之若鹜，华清宫地处必经之道，喧嚣何止“繁盛”？

可是在此之前，不论董醇渡陇、谢彬赴疆，还是陶保廉侍行、裴景福赴戍，七十三载之间，所经所行，大同小异。

一里入临潼南门， 一里出临潼西门，过潼水。

十里斜口镇。

二十里灞桥。

桥长三百步，宽约二十余步。桥西岸老柳四五株， 心空皮裂，百年前物， 而自有旖旎缱绻之姿，盖为离人 折残矣。

灞桥最为长安冲要，客人东返，送至灞水西岸，折柳赠别， 故而“灞桥”“灞柳”向来意味别离。“古名‘销魂桥’”，董醇写道。

灞桥设有行馆，斜对道别的离亭，旅人至此，打尖小憩。

董醇记录行程的《度陇记》、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与 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均有食于灞桥行馆的笔墨。

远道自东而来，行至灞桥已无离愁，裴景福眼中已见得灞柳“旖旎缱绻之姿”。董醇来日，灞水“时已浅涸，而沙滩 辽远，想见夏秋霖潦波澜壮阔也”。

而侍父往返的陶保廉，触景而生一句：“屈计行踪七度此桥矣！”不过纵然慨叹，也不是离愁，而是七渡此桥，却无有一次为己渡吧？

旅人看见的不是风景，旅人看见的只是自己的欢心与愁肠。

西安府城

十里浐桥。

六里金花落。

近郊平野中展，土厚水深。秦中自古帝王州，真不诬也。

再二里，便是那座土厚水深的城，自古帝王州的西安府城。

周汉隋唐帝王州，自唐天祐元年朱全忠东迁昭宗于洛阳，虽然国都气数已尽，却仍是西北首邑，边圉重镇。宋为京兆府，元为奉元府，明改西安府，清因之，共辖十五县一州二厅，计：长安县、咸宁县、咸阳县、 兴平县、临潼县、高陵县、鄠县、蓝田县、泾阳县、三原县、 盩厔县、渭南县、富平县、醴泉县、同官县、耀州、孝义厅、宁陕厅。

隋初，文帝厌长安旧城规制卑小，召左仆射高颎 等创建新都。新都地在汉故城东南，“南直终南子午谷，北抵龙首山以据渭水，东临灞浐 ”。由隋入唐，“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珤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然而盛极而衰，长安随唐祚而式微，先有安史之乱，再有吐蕃剽掠，后有黄巢之乱，待到僖宗还京，长安已是荆棘满城，狐兔纵横。天祐元年昭宗东迁洛阳，留守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缩建长安城，减去宫城与外郭城，重修皇城为新城。明太祖洪武初，都督沐英增修门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 “永宁”，北曰“安远”；穆宗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甃砖，思宗崇祯中叶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

东郭城，东郭门，西安抚标弁勇出迎归来的前任藩台、新任甘肃新疆巡抚陶模。陶模诣接官厅，与时任陕西巡抚鹿传霖暨都统司道诸公相会。从者自接官厅向南经东郭中大街、西大街，三里西安府城东门长乐门。

长乐门内东大街，民国改称中山大街。

西行三里，谢彬住关中旅馆。

西行四里，钟楼，省城之中。

陶保廉折南行南大街，一里半折西为湘子庙街，半里住浙江会馆——陶模父子籍贯浙江秀水，通衢大邑，常住浙江会馆。

裴景福与董醇均直过钟楼行西大街，再过鼓楼，遣戍新疆的南海县知县入住街北的桥梓口客店，随轺的户部主事下榻街南的南院。

南院初为陕甘总督衙署，乾隆二十九年陕甘总督迁驻兰州，后南院辟为陕西巡抚部院新署。原陕西巡抚部院建于鼓楼以北，故对称“北院”与“南院”，而门前街道亦别名“北院门”与“南院门”。

西安的饮水苦的多，但是普通当作饮料的水都要向西门边甜水井去买来，所以水价也很贵。大约在上海老虎灶上用一枚铜元买得来的一瓶沸水，在西安就要八个铜元。

吃水，在西安乃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近城无河，每家都有水井，吃的水也就是井水。井有甜水井与苦水井之分；苦水井则味咸。在西门内有个大的水井，是西安 唯一的甜水井，有钱的人家，皆买这里水吃， 但一般的人家都吃不起，都从自家井里取水吃， 就是苦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如长久不落雨，井水甚少，打起来的水，都是混着泥土，不但吃不了，就是洗衣服也是洗不干净的。

西安城内多苦水井，甜水井少，西门安定门内最大一眼，水量丰沛，大旱不涸，不仅周边取用，且可供给全城。然而此井却也并非“西安唯一的甜水井”，仅就相邻的西南城而言，即另有朱雀门内西侧两眼、南院大门外照壁后一眼—或许亦是总督衙署择址的原因。宜饮则宜居，迨至清末民国，地处西南城中的南院门左右商贾辐辏，会馆云集，已成西安最繁华处。

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随即颁布《迁都洛阳宣言》，以示抗战决心。三月五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案 ：

长安为陪都，名西京。洛阳为行都。

远离东部兵燹，局势相对安定的西北地区，进入国民视野。 “开发西北”“到西北去”，亦成为时代的口号。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陇海铁路一等西安站始 建于东北城垣之外。次年六月，陇海铁道潼西段贯通。为连接车站与城内交通，西安凿通城墙，并将城内尚仁路向北延伸至车站。

西安东北城，“前为满城，辛亥之役，陕人毁之，建筑市街以赁商民，整齐宽敞类租界”。东北城外的车站建成，迅速成为西安乃至西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自然也昌盛了尚仁路并向南辐射至东大街。

于是西安的最繁华处，渐自南院门趋向东大街。

大差市

西行游客日多，西京也有了自己的旅行指南，比如民国二十五年天津大公报西安分馆《西京游览指南》与西京快览社《西京快览》。

盖开发西北之口号，高唱入云，适值南方商业衰落，火车新通西安，企业者纷至沓来。惟所谓来西北开发者，从事建设事业殊少，挟其过剩商品，来西安设铺倾销者为多。而西安市房有限，于是此涨彼抬，房租大增，业房产者，莫不利市倍蓰。又因远来旅客众多，菜馆旅舍 之发达，如雨后春笋。

得西安车站地利，食宿二事，也多麇集东大街。

菜饭馆以东大街为最多。其著名者，北平馆有玉顺楼， 北平饭馆，及什锦斋。均在东大街。豫菜有第一楼，新华饭店，豫秦楼等，亦在东大街。

旅馆在东大街为多，比较清洁之上等旅馆，以东大街之西北饭店， 西京饭店，关中大旅社，冠世大旅社，西北大旅社，华兴大旅馆，广仁大旅馆，大华饭店，花园饭店等。

二十年前谢彬入住的关中旅馆，《西京快览》写作“关中大旅社”，《西京游览指南》则与谢彬行记《新疆游记》相同：

关中旅馆，中山大街中间。

《西京游览指南》统计“西安逆旅约三百余家”，并且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旅馆五家，花园饭店、西北饭店、 西京饭店、大华饭店，东大街居其四。

关中旅馆属于中等，“中等旅馆之设备，虽较逊于前者，然床帐被褥以及房间中一切用具，亦大致齐全，性好俭约者自以次等旅馆，较为经济合宜”。

中等旅馆房间等级，各家划分不同，“大致自四角起码最高二元，价码较低房间，尚须自备行李，茶水每客每日一角， 多则类推，小费在外，膳费炭火自理”。

当时陇海铁路车票，西安至潼关三等票价二元，二等加倍， 一等四倍。关中旅馆好房一宿，等于潼关三等车票一张— 不是房价太廉，而是票价太昂。

至三等旅馆，西大街桥梓口，中山大街大差市一带，钟楼南之涝巷均有之，专寓乡农及担贩者，取价低廉，十足平民化，故份子极复杂，至寄寓其中者， 不惟膳食炭火自理，即饮水亦不供给，仅予油灯一盏而已， 设备之简陋，与中等旅馆较，则有霄壤之别矣。

大差市，地在尚仁路与东大街交会处，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陕西通志》记作“大菜市”，顾名思义， 初为市菜之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陕西通志》因循。 光绪十九年舆图馆测绘《陕西省城图》，已如今名注为“大差市”，不知何时雅化。

我至西安，十有其九住在大差市。当然不同时代，格局不同，正如裴景福也住西大街桥梓口，但我们落脚的肯定都不是只有一盏油灯的三等客栈。

大差市，玄风桥南巷。

一道窄巷，略有弯折。顾名思义，附近曾有一座“玄风桥”。据说玄风桥跨于入城的龙首渠水支流，然而《陕西省城图》已无影踪。渠与桥，湮没久矣。

旅馆在巷深处，独立院落，远离街道，难得安静。

初宿大差市，十一年前十一月。

清晨赶路，天光未亮，巷内的小馆已经开门，门外支起两架煤炉，火舌舔着炉上的两口铁锅。一锅花干鸡蛋，质轻的花干——双面交叉斜切网纹的薄豆干，又名蓑衣豆干，可以拉伸，相较普通豆干更易入味——飘浮在上，纠缠许多整根整粒的红椒与花椒，而剥壳同卤的鸡蛋则于天光未明的冬日清晨沉默地沉没于锅底 ；一锅腊汁肉，大块的猪肉，肥瘦间半，卤汤浓酽，肉香跋扈，恶汉一般充斥窄巷。 新烙的馍，比巴掌略大的白吉馍，一刀切开，或者夹片花干，再捞一枚卤蛋，碾碎在馍间，或者肥瘦得宜的一块腊汁肉， 在年久凹陷有如砚池的案板上剁碎，横刀抄起，砌筑在馍间——无论素荤，最后皆要再浇一勺腊汁，皆要再为夹馍注入灵魂。接来攥紧，指掌下酥脆的饼皮随之迸裂，腊汁浸透饼瓤，将要溢出，忙不迭一口一口，手暖腹暖，那是清冷清晨的骄阳。

归已入夜，忽然急雪，灯下雪如扑蛾，窗台积雪一忽一厘、一分一寸。将至午夜，忽然停电，越来越冷，一晚睡得脆而薄。

转过天来，若无其事地晴朗，速融的雪水，泥泞湿滑。路树枝杈不堪雪负而弯折，折枝挂断线路，以至各处停电。 四方城内，一片凄惶。

当夜返程的火车，行李寄存在旅馆，再去南院门闲荡。

曾经陕甘总督与陕西巡抚部院衙署的南院，后来成为陕西省政府与陕西省人民政府驻在，省政府迁出后，今为西安市碑林区政府占用。迁入路南新址，几乎与衙署正对的西安市古旧书店，地上一层新书，地下一层旧书。民国旧书与旧装古籍，因为存世愈来愈少，愈来愈难搜求，所以惜售，标价高昂，于是难以问津，却可望梅止渴，消磨半日时光。

将昏，信步回还。那年，西大街北的都城隍庙牌坊重漆未久，朱红耀眼，火气腾腾。深处，都城隍庙大殿却仍破败不堪，暮气沉沉。殿顶塌陷，雪水渗漏，洇透半堵后墙。廊檐下几只接水的铁盆，滴滴哒哒，如我童年的简易平房，暴雨时此滴彼落， 一片凄惶。

却是轻闲安谧，道士睡眼惺忪，铁鼎烟火缭绕， 四五名游人，三两位香客。

冬日的阳光却迅速掠过庭院，攀上东墙。

搭公交车回大差市，坐在车尾。右边一个不知哪里进城的老汉，魁梧厚实，面庞的赭色，是黄土塬上经年累月的风与日头——也漂白了他身上蓝布中山装。

老汉捏着一枚装在纸袋里的肉夹馍，最后几口，囫囵吞完。仰首张口，磕净纸袋内残留的馍渣肉屑，然后就势撕开，摊平在掌心，毛巾一般，将内壁的脂油涂抹在脸上。扔掉再无可用的纸袋，反复搓手擦脸，确定脂油均匀而妥帖，舒一口气， 挪挪身子，四平八稳坐定。

一切如此坦然，仿佛理应如此，仿佛非此才是离经叛道。

我太多次到西北来，东府西府、陇东河西，在无数晨昏，许多店铺，曾以各色肉夹馍果腹，可若问我谁家最好，我却会说起那天公交车里的老汉。

艰难生长于黄土的一切都值得敬重与珍惜，纵然多余的油脂，也可以在塬上，滋润枯肠，屏隔寒霜。

那天，东大街依旧繁华，尤其西段渐近钟楼，客商云集，宛如天宝而极的长安城。当然也如长安城，天宝以后，东大街日渐衰耗。

近十几年来，西安同样依托商业地产带动经济发展，城墙束缚，城内难兴土木，于是越城而南，在唐时曲江位置建筑新城。新城愈繁华，老城愈凋蔽，另之东大街匪夷所思地连续十五载修路不休，没落之外，更成畏途。时至今日，东大街清冷更甚南院门，行人寥落，店商萧索。

未来陇海铁路大通，谢彬想到临潼将会因此而繁盛，却不曾想到南院门也会因此而衰落。大雪那年，西安南郊，曲江新区初创，我隐约想到西安南郊将会因此而繁荣，却无论如何不曾想到东大街也会因此而衰落。

谁人又能想到？谁人又能未卜先知？

恰如去年今日，董醇哪知要渡陇？陶保廉、裴景福、谢彬又哪知皆要远赴新疆？

恰如去年今日，我因被防疫而被封家中，又哪知今年今日，皆宿西安城中，西南东北，共一弯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