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不必被超越的脆弱

最近，在一档恋爱综艺《我家那闺女2024》中，坐镇各大综艺曾经也颇受欢迎的情感专家黄菡阿姨，被众多年轻人贴上了古板守旧、“清朝人”的标签。引发争议的是黄菡针对“入住养老院”的一番言论，她先是表达了自己作为老年人不愿选择入住养老院的感受，又试图“推己及人”将这种态度普遍化，认为“选择养老院”是一种“无奈”。此番发言直接引发了年轻群体的叛逆情绪。

“老年”在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常常暗含着深刻的悲剧性。然而，在当今社会，“老年人”要么被理想化为智慧的象征或苦难的幸存，要么被边缘化为理性衰退、毫无贡献的“可怜虫”，或者被贬低和污名化为缺乏素质、守旧固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声音鲜少被听见，既没有主动表达，我们也未曾真正关注。实际上，“衰老”贯穿我们的一生，与“死亡”一样，它是一个需要被终生思考的哲学主题。对“老年”脆弱性的反思，挑战了我们的良知——那些不再创造价值的人生是否仍然值得过？同时，这种反思也打破了自主与健康的“神话”——或许无助和依赖才是真正的人类常态。

没人有资格以道德高点自居要求年轻人无条件尊老，社会中诸多“倚老卖老”或“为老不尊”的现象也不应当被原谅。老年群体无法被某一类人所代表，尽管他们可能面临着某些相似的问题，但内部仍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们只是试图避免一种惋惜。当一向盛气凌人的长辈佝偻着腰，无奈地低头承认“世界是你们的”时；当被父亲愈发笨拙的转身和母亲越来越迟缓的反应刺痛时；当在地铁站里、公交车上看到因不会使用电子设备而无措的奶奶爷爷时，我们会理解这种惋惜。惋惜在于，代际的视角错位，导致经验和关怀无法顺利传达。当对立加深，我们更倾向于封闭自己，任由偏见滋长，怒火蔓延，而忽视了心灵的敏感与同情，也忘记了自己也会面对人生终极的脆弱。

信息时代，老年人成为边缘

在一部分抵触婚育的年轻人眼中，黄菡成为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充满刻板印象的、过时的“老年人”代表。这种抵触展现出了时代的进步，反映了年轻人对自身感受的重视，并能心态开放地面对伦理关系的变化。但是，与此同时，对老年人而言，当他们表达诉求时，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所展现出的尖锐态度意味着什么？在年轻人眼中，老年人是不是已经“没有价值”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这样看似“淡漠轻松”、毫无情绪起伏地谈论一个群体，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群体在赛博空间内缺少“话语权”。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对老年人有主观恶意，这一现象展现了一种事实：被评论的对象可能是这个社会中绝对的“边缘”。他们在两种意义上被“静音”了：一是他们的表达方式过时，且难以快速学会使用新的媒介和工具；二是当他们试图表达时，很容易遭遇铺天盖地的误解和嘲讽。黄菡跟不上时代的、立场模糊的迟钝，或许恰恰代表了一种老派却善意的沟通方式，遇到冲突时，父母辈总是试图委婉调和。但这种话说三分留七分的表达方式，与年轻人期待的先锋与辛辣相去甚远。

并非没有那些时髦智慧、能够紧跟时代的老人，他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稀少，但他们显然不能被当作老年人的普遍代表。苏珊·桑塔格在《衰老的双重标准》中指出，在工业化的世俗社会中，青春被视为幸福的象征。而所谓“优雅老去”的标准，或许正是消费社会中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消费主义将某些外在特征和行为方式定义为“年轻的”，并将其作为一种荣誉赋予老年人。

这种机制不仅影响我们对待老人的态度，也影响我们对自身衰老的看法。学者张容南在其系统梳理中西方老年哲学的著作《不惧老去》中提到：“我们总是旁观他人变老和死亡，并试图将自己从生与死的进程中剥离出去，但终究没有人可以逃脱老去和死亡的宿命。”随处可见的容貌焦虑和医美盛行，或许正是展现了我们对衰老的恐惧。

张容南敏锐地指出，当前社会对“老年”和“衰老”的态度是功利主义化的。当人际关系被功利的比较和计算所主导时，关于良好生活的内在视角就被忽视，如此一来，老年几乎完全被视为负面的存在。另一方面，老年阶段特有的脆弱性，或许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伦理的基础——在强调自主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人类在不同生命阶段始终处于依赖与脆弱的状态。没有彼此的照顾，任何人都难以独自生存。

电影《喜丧》恰好反映了功利的现实和关怀的理想这两个面向。影片讲述了一位青年丧夫、独自抚养四个儿女的女人在晚年的生活。奶奶的四个儿女出于各自的原因，都盼着她去世，她明白这点。或许正因如此，她才患上了无法控制的发笑症——笑是自尊与关怀的双重失落后，能够被展现的自主性，虽然也不再受控制。然而，即使在如此脆弱的境地，当外孙离世时，奶奶嘱咐孙媳妇再嫁，日子太长。年轻时，她因理解孩子的脆弱而选择独自承受艰辛，老年时，处境脆弱的她依然优先体谅子辈的脆弱。

子女们的功利态度展现了在现实压力面前的人情淡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奶奶的关怀。尽管晚年受病痛折磨，被嫌弃，她依然展现出对他人幸福的关怀。只有经历脆弱者才能真正理解脆弱吗？当我们对老年人感到厌烦或对自身衰老感到恐惧时，或许应该换一种提问方式：衰老真的只是纯粹的失去吗？我们或许应当从美德伦理和关怀伦理的视角重新进行思考。

衰老是一种纯粹的失去吗？

当代人对衰老的恐惧，与两千年前相比存在相似之处。在古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衰老使人欲望消减，限制行动能力，因为身体正逐渐走向不可逆转的衰退，它的终点是死亡。总的来说，老年被视为一个无奈且可怕的人生阶段。

对此，西塞罗秉持着斯多亚主义，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理性接受年老。他在《论老年》中指出，衰老并非死亡的必经之路，那些未老先衰、迷茫恐惧之人比修炼出优秀德性并保持理智的老人更为可悲。同时，他认为身体活跃程度的下降实际上无伤大雅，因为大部分老年人的大脑依旧活跃，他们最适宜的工作是分享其思想和洞见。此外，倘若保养得当，体力也并不会严重衰退。最后，欲望消减所带走的仅仅是感官享乐，而真正的幸福萌发于人们摆脱肉体欲望后对德性的持续修炼。

总的来说，面对衰老问题，西塞罗提倡一种绝对的理智态度。他认为，人只要拥有并持续地追求德性就能“优雅地老去”。然而，这种过分理智中心的立场遮蔽了“衰老”的核心矛盾：身体所承受的不可逆的衰败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当我们承认并感受到自己作为动物的身体时，暮年的处境更像是欲望之潮退去之后礁石丛生的海床。在沉沉命运之海上，一只灵巧的海鸥也没有。

血肉之躯会最直观地展现衰老的过程，但身体不应被还原为纯粹生物性的对象，它同样是每个人社会身份的凝结。老年身体的不被提及，正是社会将老年视为耻辱的体现。正如波伏娃在《论老年》中所描绘的那样，功利主义社会将老年视为一个羞于启齿的秘密。然而，在他人那里只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的老年，对每一个当下的亲历者而言，却是全部的现实。这些主观经验必然会受到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以及相应行动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许多人心照不宣却又羞于承认这样一个观点：老人被视为无用之人。他们领着退休金却不再创造经济价值。因此，在当下这个以互利为导向的社会中，老人被简化为“被供养者”。老人这种与其他人不对等的义务关系动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尽管儿童同样不事生产，但他们会因其未来的无限可能而被豁免，享受“投资”，而老人却被视为“被判缓刑的死者”，因此在根本上沦为了累赘和负担。许多普通家庭的老人甚至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他们对待从治病到购买新衣的“消费”都表现出一种“难堪的抗拒”，为自己花钱会感到亏欠，只有在拒绝孩子为自己花钱时，才表现得理直气壮。

然而，衰老真的只意味着一种绝对的失去吗？性别化的身体是个体生存的基本处境的重要部分，深嵌入身体的衰老体验同样存在性别差异。当一个成年男性变老，丧失了社会层面的劳动力和生育能力，他似乎立即沦为最无用的存在。从“作为他者”的角度进行比较，“女人”和“老人”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他者，“女人”无论是作为男性的边界，还是在社会生产中都是必要的，而“老人”似乎在本质上就毫无用处，结果就是老人成为比女人更纯粹的他者。但是，身处这种处境中的老年男性，或许拥有了对生命中不可避免之脆弱性进行真诚思考的契机。

对女性而言，老去则与自由相关。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敏锐地提出：“父权制给予一切女人的职能受奴役的面貌，女人只有在失去一切有效性时才摆脱奴役地位。”衰老让女性失去了性和生育价值，她不再有成为“性客体”或繁衍的资格，这一事实也彻底将女性抛入不再被关注的孤独处境中。然而，在独自衰败的过程中，她们解脱于“女性气质的神话”，真正纯粹地拥有了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拥有了自由。这让人想起《伦敦生活》中经典的一幕：成功女商人贝林达满怀欣喜地对几度自暴自弃的女主角说：“更年期来了…...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你自己感觉光彩照人，但没人在意了，然后你就自由了，不再是个奴隶，或生育机器。”这种对老年的描述成为女主角重燃生活希望的契机。

从体验的角度看，衰老并不能抹平一切价值。对于习惯了特权的群体而言，衰老或许是一次突破视角盲区的机会，通过它，他们可能在人生最根本的脆弱性中变得深刻；对边缘群体而言，衰老则制造了一种新的边缘，在边缘相遇时，新的边缘取消了曾经的重负。然而，这些“收获”只是个体在现实困境中无奈的“苦中作乐”，我们可以构想一个更理想的世界，其中，“衰老”和“失去”的方式需要被重新定义。

不必然被超越的“脆弱性”

我们似乎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无论如何强调“老年”的积极意义，它仍然是生命力逐渐消逝的过程，这是一种深植于生命本质的悲剧。生命活力的丧失首先表现为“自主性”的减弱。高龄老人展现出孩童般的依赖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赖性只会加剧。因此，衰老真正的可怕在于，它剥夺了一个生命会“变得更好”的希望。

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女儿安妮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安东尼之间的照护关系，集中展现了“关怀永远得不到回报”的荒凉。在安妮一次次尽心竭力地照护父亲，却不断遭遇他的“无理取闹”时，这种关怀与爱的付出始终无法触及父亲的内心，安妮的黯然神伤和父亲的恐慌无依无限轮回，交织成一种空茫的无力感。然而，这种否定性或许才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失败、痛苦、邪恶的可能性本就优先于幸福、快乐、美德。生命最终展现为一种充满不确定的模糊性。

正如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所阐述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失败，还有必然的终结——死亡。张容南进一步解释道，衰老作为死亡的前奏更加剧了这种存在的否定性，并给出了关于衰老体验的主客体分析模型。在通常意义上，我们一方面通过自我视角直接感知生活并赋予意义，另一方面通过他人的眼光不断理解和重塑自身，二者不可分离。衰老也是不同状况间的过渡：当他人认为我老去时，即使我的衰老体验并非如此，我也常屈从于外界的评价；或者，我将自己的理解反作用于外界，否认他人对我衰老的判断。

这种生命最根本的模糊性呼应了“脆弱性”，后者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却很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得到正面承认。在2016年以前，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课本上曾收录过一篇名为《尊严》的课文，讲述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虽然面黄肌瘦，但仍通过劳动换取食物，最终因坚守尊严而改变命运。这篇课文强调的是康德式的尊严，即基于“自主性”之上，排除偏好的影响，按照自我确立的普遍原则行事。在这一框架下，肉身的依赖、虚弱与能力的丧失，尤其在高龄老人身上，往往被等同于尊严的丧失。

然而，尊严并非只与自主性相关，它同样存在于人的肉身性和脆弱性之中。作为人类，我们是有限的，肉体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可能相互伤害。正是基于这种共性，我们才能够也应该理解他人的脆弱并善待他人，从而维护彼此的尊严。那么，老年人能否被尊重，实际上取决于外部社会条件和内在的自我认知的共同作用。

从外部来看，人的身体在生物、社会和体验层面都具有脆弱性。因此，从脆弱性出发的关怀伦理，比起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或契约论，更能有效维护人的尊严，因为前者充分关心弱者的尊严。最直观的是，对于失去自主能力的老年人而言，疾病风险的增加和社会陪伴的减少，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孤独感。想想《喜丧》中奶奶的处境，赡养问题被子女们踢皮球、被赶去住牛棚、被盼着死去，老无所养的故事总是渗出冷漠的寒光。

从内部来看，老年阶段往往伴随着自我价值感的丧失和存在焦虑的加重。此时，老年人适应日益脆弱的身体和社会处境并非易事。曾经健步如飞，如今却需依赖轮椅行走，这种变化常让他们“不服老”，即拒绝承认身体和社会条件的改变，执着于过往的习惯。于是，有些人沉浸在回忆中，与外界隔绝，选择坚守孤独；有些人通过坚持对身体有害的习惯，如吸烟或嗜甜，来减轻焦虑，试图证明自身的自主性；另一些人则被这些挑战激发了斗志，积极学习新技能。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都会在这几种状态间摇摆。

在美剧《奥利芙·基特里奇》中，主人公奥利芙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她的老去是“野蛮”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理解和接受了人的脆弱。她脾气暴躁，常以自己的意愿野蛮地对待身边的人，包括善良的丈夫，读不懂空气的儿子，抑郁的学生及其家长，甚至婚礼上的小花童。她也被世界野蛮对待过，比如经历了情人的意外死亡，儿子的疏远，丈夫的中风。同时，她也野蛮地拯救了溺水的女孩，决定自杀的学生，照料中风后的丈夫。最终，奥利芙在粗暴的伤害与野蛮的拯救之间，“看见”他人的脆弱，并逐渐接受自身的脆弱，转而生出悲悯。她是一个不懂得如何爱的人，但努力尝试给予爱，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爱；也是一个缺乏美德的人，但努力去做有益他人的事，这本身也在塑造美德。

没有一蹴而就的爱和美德，正如不存在瞬间发生的衰老。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理解，是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自传式叙述来实现的。只要活着，脆弱就会显现，老年尤其如此，而我们的故事因此得以延续和丰富。这种自我叙事，是老年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意义感的重要方式，它要求我们承认人类共有的脆弱。在死亡之前，叙事没有终点，正如脆弱无法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