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尚珩：考古发掘让长城变得有“温度”

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长城早已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如何更深入地了解长城、更好地保护长城，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边考古、边修缮”是北京的探索。从2019年起，北京持续实施长城抢险项目70余项，确立并推进2035年北京市域长城全线无重大险情的保护目标。同时，以箭扣长城和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为试点，长城保护理念也正在转变。

“在全国率先引入考古发掘，配合更好完成长城的保护修缮，北京的做法是目前较为先进的工作模式。”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考古现场负责人尚珩介绍，与传统保护修缮相比，这一工作模式具有长远的价值。

北京共有长城遗存2356处，墙体长度超520公里

新京报：说起北京的长城，大众熟知的往往是八达岭长城。长城遗存在北京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何？

尚珩：北京辖区内的长城遗存共计2356处，呈半环状分布于北京北部山区，自东向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6区，包括长城墙体、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设施等4个类型。长城墙体全长520.77公里，分为北齐与明两个朝代的长城。

其中，北齐长城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是目前发现的北京境内修筑最早的长城遗存，可初步辨别的长城遗存包括墙体、敌台、烽火台、戍堡等，共计24处，其中墙体总长度 46.71公里。

明长城的修筑时间贯穿明代不同历史阶段，明长城遗存共2332处，其中墙体长度474.06 公里，单体建筑1742座，关堡147处。

新京报：位于怀柔的箭扣长城，目前正在开展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项目如何规划？考古发掘和保护修缮怎样配合？

尚珩：箭扣长城全长7850米，自2016年起已经连续开展了四期保护修缮工程。今年开始的五期保护修缮项目是对箭扣长城117号至122号6座敌台以及敌台间5段共915米墙体进行修缮。

今年4月，箭扣长城五期项目正式开展考古工作，并于6月6日进场施工，实现了“边考古、边修缮”的无缝衔接。我们发掘完一块区域，修缮的工作人员紧接着就开展修缮工作，最大限度保护发掘后的长城遗址。

新京报：2021年，北京选取箭扣长城和大庄科长城作为试点开展研究性修缮。如何理解研究性修缮，与传统修缮有何不同？

尚珩：传统修缮主要是修缮团队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在做。但经验毕竟有限，在修缮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复杂的新问题。就像去医院看病，首先要弄明白病因，再去治疗。

研究性修缮就会加入其他学科的团队，比如考古、结构力学、植物学等。这些团队的发掘、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修缮。保护修缮工作也会根据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作出动态调整，以保证修缮更科学、更精细。

以往的长城考古发掘更多是为了研究历史问题，与保护修缮关系不大。在这方面，北京走在前列，从2006年左右开始，一些明长城的考古发掘就与保护修缮相配合。

考古发掘让长城变得有“温度”，帮助更好讲述长城故事

新京报：在配合保护修缮的同时，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对长城的认识有哪些加深？

尚珩：一方面，对长城的建筑形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前我们研究长城更多是针对它露出地面的部分，但有些东西是埋在地下的，不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对长城的建筑细节有了新的了解，比如长城上有火炕和灶址。以前只是文献中记载有火炕，究竟有没有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经过近几年的发掘，我们发现了很多火炕。

以前说到长城，大家想到的首先是建筑，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灵魂性的东西，那就是人。通过考古发掘，大家的关注点不再单单是长城的雄伟、壮观，我们还可以了解当时戍边士兵的生活状态。

这是让长城变得有“温度”的发现。长城上有火炕，说明士兵就在上面居住；有灶反映出他们在上面做饭，相当于以长城为家。我们还在八达岭和箭扣长城发现了很多碳化的粮食种子，也就知道了士兵在驻守的时候吃什么。我们甚至发掘出了棋盘，也反映了士兵当时的娱乐生活。此外，出土的文物包含了佛郎机等武器，这是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火器。

可以说，我们对边疆戍卫的了解会比之前要深入得多。我们知道了长城是怎么建的，逐步知道了长城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士兵是怎么守在长城上的。这些是我们要真正思考的内容。

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它的灵魂一定是人。假如我们想拍一部影视剧，长城建筑很好复原，地面上就有。但是具体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通过考古发掘可以补充一些合理的故事细节。

新京报：考古发掘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发现，可以合理推测或还原一些场景或故事？

尚珩：在2022年延庆大庄科长城的研究性修缮项目中，我们在敌台遗址里发现了一粒花椒。经过对一起发现的其他粮食种子进行测年，发现它是明万历时期的。

花椒出现在长城上，大家便产生了联想。现在的延庆永宁有一种特色美食叫火勺，是一种类似烧饼的食物。当地一直都有流传，火勺是当时戍边的士兵随身携带的食物，它好携带且容易保存。而在火勺的制作过程中，为了增加味道，就会往里加一种调料——花椒碎。

我们一直说要讲好长城故事，讲故事的时候有这些细节才会比较生动有趣，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同时也是长城文化价值的一个延伸。

这也是在长城保护修缮前开展考古发掘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修缮，那么这些遗迹很可能不会被发现，我们当时发掘的时候就是发现地上有一坨黑，是烧过的东西。不是考古专业人员的话，可能对它就没有敏感度。我们把它整取到实验室检测之后，才判断出里边有水稻、黍子、粟、花椒。

科技助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建议加强跨区域合作交流

新京报：在长城考古发掘过程中，运用了哪些科技考古的方法和手段？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尚珩：主要就是把其他类型遗址考古的手段开始运用到长城考古上，形成多学科的联合考古，比如植物、金属、地质、材料等方面的团队加入。

传统的田野发掘有自己的局限性，很多东西是搞不定的。同样一件出土文物，从不同的学科去看它，视角和结论可能完全不一样。正是有这些不同的视角，才会更加透彻地把文物的价值和文化内涵发掘出来。

另外，近几年在长城考古的时候，我们都会给长城做数字化建模。一方面是作为资料保存，因为被发掘、修缮后，长城的形态会发生巨大变化，全程数字化记录帮我们实现可追溯，也便于总结工作，为今后开展工作提供借鉴。另一方面，留存的数据也有助于长城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比如通过技术开发，公众可以在线上虚拟体验长城修缮、长城考古等。这样一来，数据就被活化利用了。

新京报：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你认为长城考古还面临哪些难点？

尚珩：经过这几年“边考古、边修缮”的探索，我们发现这种工作模式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全面铺开。我希望这些成功的经验能在其他有长城分布的省份加以推广。但同时，现在长城考古的从业人员总体来说数量还比较少，建立跨区域的交流合作机制是有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建立完善跨国交流机制。中外都有类似的线性文化遗产，像英国有罗马帝国边界、哈德良长城。而中外无论是文化背景、文化传统还是考古工作方法，都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因此成果的取得和展示也是不一样的，加深跨国交流会有更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