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巨兽：战争与税收如何催生现代欧洲？

“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查尔斯·蒂利如斯断言。此语表明发动战争与国家缔造之间的关联性。这一联系即便不是约翰·布鲁尔《权力的支柱》的议题，也是该著讨论1688-1783年英国崛起的重要背景。布鲁尔在此书中不讨论战争本身，而是讨论英国政府在这一时期的转型及其影响，其焦点是金融尤其是税收、行政、战争与国家权力，即“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自1989年该书出版以来，“权力的支柱”和“财政-军事国家”这些术语常被世界各地的作者们借用，后者则已经成为历史学家非常熟悉的术语，常被用于哈布斯堡王朝、法国大革命后军事财政国家的形成以及爱尔兰财政国家建构的分析，前者则被借用来分析印度在“二战”期间武装力量与国家权力建构关系的分析，甚或用来分析中国乡村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因为“权力的支柱”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地区。这些“借用”有些似乎远离了布鲁尔最初的设定，但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议题及术语的生命力。

2013年，布鲁尔再次回到“财政-军事国家”这一概念，重新界定其含义。他希望“‘财政-军事国家’更像是一个启发性的术语，而非一个明确的概念或某种类似理想类型的事物”，它“不是死板一块，而是探索政府、军事行动、岁入、支出、经济和社会这些呈现多样配置的一系列联系和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这篇文章中，布鲁尔回应了该书出版以来的相关批评，并在文章的最后引用了他人的一段评论——“布鲁尔放出了一些学术兔子，斯通等作者在这里追逐这些兔子，我怀疑，要抓住这些兔子可能还要跑很长一段路”，以此评论表明他对同侪进一步研究17、18世纪英格兰或不列颠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治、经济、行政和社会问题的展望。当然，在同一本文集中，斯蒂夫·平库斯和詹姆斯·罗宾逊批评“财政-军事国家”这一概念在讨论近代早期不列颠国家形成时尤其显得“用词不当”，因为即便从财政收入和支出来看，国家花在军事上的规模也有重大变化，在这个分析中，非军事的支出以及国家在收支方面的大宗活动也都被忽视了。这一批评可以视为对国家财政与权力的另一种理解。西方学界对几十年前出版的这部著作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对其观点、视角、方法的批评、矫正和补充仍在继续。

可以说，布鲁尔的确开启了这一议题的讨论。也正因为如此，理解“财政-军事国家”与英国的崛起等问题，我们或许仍有必要批判性地回到布鲁尔的这部著作，思考“长18世纪”中财政革命、文官政府、意识形态等在国家铸造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在英国崛起中扮演的角色。

财税“利维坦”

布鲁尔在“导论”中解释了为何要从财政和战争的角度来解释18世纪英国的崛起。过去流行的解释路径，或为“英国红衫军和水兵们的集体主义品格及其将领们的个人英雄主义”，或“倾向于突出英国以经济和商业为基础的战略优势”，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所有行为的唯一解释，而忽略了文化和权力的复杂性”。这些解释忽视了17世纪末到18世纪后期英国政府性质的重要转变，以及在战火中铸造的“财政-军事国家”的强大和有效，而这是《权力的支柱》的焦点。布鲁尔无意区分“强”政府或“弱”政府，他对“财政-军事国家”的论证很容易让读者拼凑一个词语：财税“利维坦”。该词源于经济史学家马丁·唐顿的标题：《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或许这里可以用来描述布鲁尔从战争、民事政府、公债与税收等要素中勾勒的政府性质。

布鲁尔为“军事-财政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铺垫：早期的中央集权、较少参与欧陆战争、有限的行政腐败。在15-17世纪，英格兰虽偶有触及欧陆战争，比如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但并未深陷其中，借用西蒙·玛沙的话，英格兰“地处边缘”，因而也不会承受战争带来的财政重负；相较于15-17世纪的法国，“英格兰的制度统一性和中央集权程度尤为凸显”，而且由于英格兰的国家机器规模不大，政府行政负担也比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小很多，与此相应地，“卖官鬻爵”之类的贪腐程度也要比后者轻。在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国内的常备军和民兵团是抵御外敌的主要兵力，但外国雇佣兵同样也是作战的重要力量。英国对这些武装力量的运用各不相同。比如奥地利王位战争期间，为支持奥地利，英国抽调了大量海陆军，这就导致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乘虚登陆苏格兰并进军英格兰，这背后自然有法国为缓解欧陆军事压力、唆使“漂亮王子”查理夺取王位的动机。此次事件之后，英国议会对苏格兰民兵法案一拖再拖。而在1756-1763年的英法战争中，英国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资助俄国、普鲁士军队，而且这些津贴是经过内阁同意的。在布鲁尔所谓的“第二个百年战争”即1688-1783年中，以征税来筹集“源源不断的金钱”的三种情况——无可争议的国家税收权力的强大代表；商业经济的存在；专业财政的发展——在英格兰似乎都已经具备：战争促使国家调动资源，进而推动国内政治改革，为合理征税做准备。

1688年后，经历内战折磨的英格兰人对常备军变得异常敏感，既要防止军队成为君主专制主义的工具，又需要在面对国内外对新教国家的威胁时维持常备军。威廉和玛丽入主英格兰后的一系列法案规定，只有经过议会同意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大地产主”主宰着议会，军人也出现在议会中，但布鲁尔认为，“这不是政府军事化的一个信号，反而是军事被公民政治渗透的标志”，因为军衔交易以及高级军官的任命实际上由市场力量和政治派别共同决定。换言之，“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府消除了“军事化”的威胁；如果与大空位时期克伦威尔政府比较，这是事实。但“非军事化的”政府同样是“新与旧、无用与高效、腐败与诚实”的“拼凑物”，布鲁尔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行政效率。他认为，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政府中逐渐由职业行政人员构成，虽然还有很多闲职以及依靠庇护关系的政府官员，但长期担任高级职务能够提高其在该领域处理公务的效率，有时还可能写出相关的著作。托马斯·孟、威廉·配第、查尔斯·达文南特、格里高利·金等作者的著作虽然不如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的经济作品有名，但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文献。而洛克晚年关于利息、货币价值、地租、税收等问题的思考更多来自他参与实际事务的经验，尽管也受其哲学思考的影响。亚当·斯密自1778年起就担任爱丁堡的海关专员，直到1790年去世。实际上海关专员不是闲差，而且要求颇高。这12年的公职生涯想必让斯密切身了解经济事务的运行机制。政府行政官员不可能都是斯密这样著名的学者，但至少可以说明18世纪的政府机构正逐渐职业化，而且效率也逐渐提高。而且，按照布鲁尔的说法，这些官员“更忠诚于王国而非国王”。这表明那时的公职人员对某位国王的依赖逐渐减少，除非与某个党派的联系特别明显，否则大多数会一直保留他们的职位。这种“井然有序的”行政机构需要勤劳肯干、条理清晰当然也是精通计算、细致入微的人员。这些人是英国税收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

布鲁尔讨论“债务与税收的增长”时的一个前提是P.G.M.迪克森1967年出版的《英格兰的金融革命：1688-1756公债发展研究》。布鲁尔认为，“迪克森将公债的演变归因于英国税收体系的薄弱，显然是低估了税收对所谓的金融革命的重要性”。布鲁尔想要强调英国“以有序筹集公共资金为特征的税收管理体系”。事实上，英国在税收管理上历史悠久，威廉一世1086年能制成《末日审判书》，要归功于之前威塞克斯、克努特等王朝的工作；而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在税收和财政体系上同样也狠下功夫。布鲁尔说，“到1688年，18世纪税务系统的行政基础被牢牢打实”，此言不差。在布鲁尔以两张图表说明了土地税、关税、消费税这三种主要税收在1690-1790年的变化情况以及它们在政府收入中的贡献比例，消费税和关税的增长速度反映了经济增长情况，实际上还有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战争与和平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当然，18世纪还有印花税等其他税种，但布鲁尔特别强调消费税，因为新税种和税率集中在这一领域，而且征收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为有娴熟的税务官员，当这些官员成为“国家意志的象征”时，一种精明强干的国家形象便建立起来了。布鲁尔对1733年罗伯特·沃尔波尔政府的“消费税危机”的一笔带过，似乎让读者忘了18世纪英国开征新税有多大难度。他比较了英、法、荷兰的征税难度，认为英国“议会的同意使公众对税收的抵制极为困难”，而且“英国的税收骚乱比法国和荷兰少得多”，“英国税收的提取率非常之高，但人们的抱怨之声轻到可以忽略”。布鲁尔肯定英国税务官员的能干高效，“蓝水”政策背后的税收金融体系，这种论证似乎让读者感受到国家或中央行政机构的庞大权威，一个财税“利维坦”的生成。

然而，这个“利维坦”存在重大的缺陷。亚当·斯密说，“每种新税都会立即被人民或多或少地感觉到。它总是会造成一些牢骚，遇到一些抵制。增加的税种越多，对每种课税对象所课征的税就越重；人民对每种新税的抱怨声越大，则政府要找到新的课税对象，或大大提高已经对旧对象课征的税额，就越困难。”为减少人民的抱怨，政府会从偿债基金中借贷，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非良方。为还公债而开征新税，是北美殖民地危机的重要原因。

“财政-军事国家”的危机

布鲁尔坦言，美国独立战争暴露了“军事-财政国家”的局限性。导致这种局限的原因之一恰是政府借贷。布鲁尔比较乐观地指出，“税务系统的高效给不列颠提供了稳定而可靠的收入，这使得借贷代价相对较低而且极为便利”。，以税抵债是个好想法，但18世纪常见的问题是税不抵债，公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从1690-1740年，英国的国债从不到500万镑上升到5000万镑还多。急剧增长的公债让休谟深感焦虑，发出“要么公债毁灭国家，要么国家毁灭公债”的感叹，尽管他承认公债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但如果债券持有者是外国人，英国的自主权就可能被削弱。而对于法国作家梅隆所说的“公债就像一个人的钱从左手转到右手、国家不会损失一分一毫”的说辞，休谟和斯密都不以为然，后者还认为这完全是“基于重商主义体系的诡辩”。七年战争后膨胀的公债让休谟更悲观了：根据斯密的数据，“它让大不列颠花费了超过九千万镑”，这远远超出了国家收入。

斯密认为，如果不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英国或许就还清国债了。不过，他对公债的态度不像休谟那样悲观。他承认“国债市场可能是有益的”，而且，“通过创造一种具有货币特征的资产，政府借款中的市场化债券可以帮助建立信心，并刺激商业社会的发展”，但他也深知国债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国富论》的最后一节，他着重讨论的是如何缩减债务，通过增加税收，尤其是在爱尔兰和北美殖民地征税来增加国民收入。《国富论》的结尾直接回应北美殖民地问题，他讽刺了“大不列颠的统治者”，这些人“一直以他们在大西洋的西边拥有一个大帝国的想象来取悦人民。然而，这个帝国迄今只存在于想象中”，当帝国的任何部分不愿意交税时，“大不列颠就应当使自己免除在战时保卫这些地区的支出，免除在和平时期支持它们任何部分的民政或军事编制的支出，并努力使自己未来的观点和计划同自己真实的平凡状况相适应”。这是《国富论》的最后几句话，是对即将覆灭的“第一帝国”的忠告。

“入不敷出、债务膨胀”的情形延续到拿破仑战争直至19世纪初的几十年，这就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征收高税、开征新税，其难度可想而知。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政府多次开征个人所得税，均告失败。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英国激起对税收负担的不满，强化了英国的激进措辞，“税收制度的合法性危机日益严重”。即便在布鲁尔讨论的1688-1783年这一时期，“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布鲁尔解释了“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内对国家权力的矛盾心态：英国人既要维护新教政府，又想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最终大政府的反对者们意识到“财政-军事国家不仅威胁而且保护着英国人的权利”，反对者的抵制当然起了作用，他们希望“建立负责任的政府，根除贪腐，避免文职和军事职位的恣意扩张”，最终催生的政府是怎样的呢？布鲁尔说，“它不是反对者所畏惧的利维坦，但也不是它的辩护者所忧心的无牙生物”。在他看来，这种国家机器的形成与17世纪末以来的乡村派意识形态有关。

布鲁尔对乡村派意识形态的分析部分基于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在波考克看来，“英格兰的乡村派一贯不信任宫廷派和财产统治”，并形成了一种“反对权力本身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因采用公民词汇而大为加强。波考克认为， 1675年，政治家们围绕财政、庇护权、好战精神、腐败和常备军等问题的辩论为17世纪末18世纪上半叶的几场辩论设定了路线：从1698年到1734年，安德鲁·弗莱彻、查尔斯·达文南特、丹尼尔·笛福、乔纳森·斯威夫特、约瑟夫·艾迪生、博林布鲁克等人先后下场，《加图来信》、《独立辉格派》、《工匠》、《伦敦杂志》等杂志为这些论辩提供了平台。在波考克看来，这些论辩中的论证主线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从1698年的笛福到35年以后的沃波尔派作家，可以看到一种‘宫廷派’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史学理论的轮廓，它的建立是为了应付后来闻名于世的‘乡村派’意识形态的挑战”。波考克分析的这些论辩是布鲁尔讨论“政党、乡村派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思想背景。

在布鲁尔看来，乡村派意识形态最热衷的事务是“支持议会对行政机构的审查，颁布立法确保议会定期召开，通过法案降低获赠官禄者的数量和常备军的规模，以及实施社会和道德改革等”，总体目标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过多干预，“政府管得越多越糟糕” 。但乡村派意识形态也并非某党某派的专属措辞，像笛福这样的作家在不同时期可能站在不同的阵营，这并不奇怪。各派政客都可能使用这种措辞来批评政府权力的扩张，要求制衡国家权力，这取决于18世纪英国哪个党派掌权，哪个党派是在野党。布鲁尔认为，乡村派意识形态虽然无法遏制行政权力的发展，但也反过来支持了政府内那些主张行政改革的官员。于是，在“宫廷派”和“乡村派”的来回拉锯中，在“既要保护政体，又要避免国家过度扩张”的推动下，“一个强大的议会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诸多提案，最终催生了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布鲁尔将这一结果归功于乡村派意识形态和相关的乡村派措施的影响，这一结论并无不妥，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军事-财政国家”的反对声音。

布鲁尔不打算过多讨论当时的政治机构和党派问题，但“乡村派”意识形态和“宫廷派”政策措施的对抗，表明党派政治在18世纪英国的战争、税收和公债等外交和经济问题中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方面，大卫·斯塔萨维奇在其《公债与民主国家的诞生：1688-1789年的法国和英国》中的论证值得参考。作者讨论了宪政制衡、政治党派和官僚委任三个方面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在对英国和法国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中谨慎地思考了代议政府改善政策信用的三个特征：信用与宪法制衡的建立、一个社会中多重政治认同的存在、官僚委任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与改善信用的条件。“多重政治认同的存在”意味着不同派别、不同集团的意见和影响。就“军事-财政国家”的建立而言，这也意味着对其合法性的批评与反对。及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对“食税者”的抨击、对旧制度腐败的攻伐，成为当时激进派的重要内容，最终推动社会逐渐改革。

在《权力的支柱》中，布鲁尔刻意与“重商主义”批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等解释保持距离，着力揭示商业利益的复杂性。当然，快速增长的经济、灵活的信贷市场、英国内部政治的相对平稳、经济部门的技术改革、公共知识的信息传播等要素，在“军事-财政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18世纪的英国人看来，战争不仅是军事活动和外交手段，还是经济行为和一门生意。土地阶级、金融集团乃至大大小小的制造商和贸易商，都热衷于这门生意，谁能最终主宰这门生意的盈亏？各种利益集团雇佣游说团去影响议会的提案和决策，“最能积极支持政府干预的人变成了最有权势的商人”，但“没有铁板一块的商业利益”，“商业利益和工业利益是多样的”，布鲁尔认为，“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干预创造了复杂的‘利益集团’，反过来，他们的政治行为又由在其中运作的公开和复杂的政治制度决定”。这种观点揭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促使历史学家从根本上反思“重商主义”“旧制度”“强政府”或“弱政府”等标签对18世纪的描述。

《权力的支柱》出版已有35年，但西方学界对此书议题的兴趣仍然不减。几年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此书“标志着历史编纂学的重要转折点”。了解一下近几十年来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军事-财政国家”“财政国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一评论或许并不过分。《通过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也可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在2023年的一次访谈中，访问者提出，《权力的支柱》出版于1989年，这个时间之后发生的很多重大国际事件是否会影响该书的接受？布鲁尔回答说，他倾向于脱离冷战的国际背景来思考这本书的主题——国家权力与经济权力、治理模式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思考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令他感兴趣的是该书在亚洲的接受，这种接受是广泛的、积极的，亚洲的问题是国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关系。布鲁尔善于挑战过去的传统，《权力的支柱》便是对此前18世纪英国崛起解释路径的挑战，不仅如此，它还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鲁尔之后的著作如《想象的愉悦：18世纪的英国文化》、《多情的谋杀：18世纪的爱情与疯狂》都获得了成功，但《权力的支柱》激起的讨论是最广泛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政治权力的崛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