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察必王妃的促成下,公元1253年,忽必烈正式拜19岁的八思巴为上师。他们以宗教的形式,实际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结盟,双重的连接,让他们的关系从此牢不可破。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伴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进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不断进入视野。遇到八思巴之后,忽必烈有了更为笃定的信仰,这让他的精神世界空前地充沛起来,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让这个中年男人散发出成竹在胸的气质。而这次相会,也开启了两人此后漫长的合作,八思巴开始了对忽必烈一生的追随,忽必烈从此多了一份其他蒙古皇族不曾有的思想支撑。这是他们个人友谊的开始,更是一段宏图大业的序幕,有一些相遇和结缘,似乎就是为了更大的事做准备的。
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忽必烈的幕府,那时,他还在山林中隐居,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他也曾于17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但很快就辞官隐世。山中日月,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十年如水流逝,他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历、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就在26岁这年,他遇到了一个人——海云印简禅师。因为禅师的到来,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请去讲学,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唐帝国黯然崩裂后,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四百多年过去了,像刘秉忠这样在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在他们看来,无论何人,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之主。就这样,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便一路跟随,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
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枢。因为姚枢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刘秉忠一样,姚枢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八思巴、刘秉忠、姚枢,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空。
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枢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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