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我以前从不迷信，在杀杨宇霆时我不得不相信

张学良在1928年继承了父亲张作霖的东三省统治权，成为奉系军阀的“少帅”。张作霖突然被日本人炸死，令整个东北政局动荡不安。张学良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还要平衡老派势力与新派势力的关系。张作霖去世后，东北的领导权面临三位主要候选人：张学良（老帅的长子）、张作相（老帅的结义兄弟）以及杨宇霆（老帅的心腹和东北实际控制者）。张作相自愿退出竞争支持张学良。张学良最终在元老们的支持下成为奉军的新统帅。杨宇霆曾是张作霖的重要军事谋士，作为旧派代表继续掌握东北许多实权，常荫槐则在财政和铁路建设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这给张学良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还有蒋介石对东北的野心、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内部权力结构的不稳，都让张学良感到焦虑。杨宇霆也逐渐表现出对张学良的不满，在东北政治走向和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与桂系合作，对国民政府持怀疑态度，而张学良则倾向于与国民政府合作，推动东北易帜。杨宇霆的公开反对和逐渐表现出的蔑视态度，使得张学良的忍耐逐渐达到了极限。此外，杨宇霆的手下常荫槐也是问题所在。常荫槐则坚决反对张学良的政策，特别是在涉及日本的利益问题上，他和杨宇霆的立场一致。常荫槐掌握着东北铁路的控制权，并且常与杨宇霆密谋，通过手中的权力来影响张学良的决策。他们的合作进一步激化了张学良的焦虑与不安。常荫槐经常对张学良提出的财政请求予以拒绝，也加剧了张学良的不满情绪。1929年1月10日，在一次会议中，杨宇霆和常荫槐前来要求张学良签署一份文件，企图通过文件控制中东铁路。这时的张学良心中已经埋下了杀心。但是否要杀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件事张学良还是拿不定主意。张学良清楚这样的决定一旦做出，将会带来无法逆转的后果。这种事情不能与他人商议，最后的决断只能由他自己来做。于是张学良用抛银元来决定他们生死，刚开始他随意抛了三次，结果每次都反面朝上。这让他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虑，仿佛命运在暗示他什么，他决定如果再抛出反面，那就动手。接下来的一系列抛掷仿佛在验证这个念头，每次银元落下，都赫然反面朝上。最后一次张学良甚至请来妻子于凤至来见证结果。当银元再次以反面朝上落地时，于凤至的脸色骤然变得惨白。这一刻张学良的心中已经坚定了决心。后来回忆起此事，他感慨道：“我以前从不迷信，接受的教育也不允许我迷信，但自从那次之后，我真的不得不信了。”杨宇霆和常荫槐按照约定前往张学良的府邸，他们并没有等来张学良的回应，而是遭遇了张学良的卫队。卫队以“阻挠东北易帜，威胁国家统一”为由，迅速执行了处决命令，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几乎没有反应时间的情况下被枪决，这一事件引起了外界的极大震动，在东北引发了政治动荡。张学良的决定虽然在短期内帮助他稳固了权力，但却也使他陷入了争议。胡适在事后评价中指出，如果杨宇霆还在世，东北的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进展。杨宇霆的智慧和经验，以及常荫槐在铁路建设上的贡献，都是东北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的去世，使得东北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也让张学良在权力的博弈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