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访谈 | 从程序员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跨界”典范柳建伟给自己打80分

柳建伟很小就感受到了社会的二元结构造成的撕裂。

父亲在北京工作，柳建伟兄妹三人就一直按政策规定，户口跟着母亲，因母亲本身也是公办老师，所以他们是城镇户口。长在农村，却是城市户口，构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处境。

有村民认为这样不公平：大家都住在村里，凭什么他们母子吃公粮？放学后，原本同学们要一起去割猪草，但实际只有他自己在割，同伴们却跑去河边玩。十一二岁时，家里给他买了一双流行的夹脚拖鞋，还没高兴多久，就被村里的大孩子藏在身后故意踩烂......

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是痛苦，如今，他早已走出来。在大都市与小村庄之间奔波的经历，让他有了新的感悟，也有了更多的包容与理解。

柳建伟的处女作叫《郝主任的苦恼》，当时他直接把稿子寄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最后被退稿了，退稿信上编辑签下了五个字：“文笔欠精炼”。为什么他要寄给《人民文学》呢？那是想告诉自己，这辈子一定要当作家！他放弃了计算机这么好的专业，不逼自己一把怎么成呢？

从程序员成为作家，并斩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从编剧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再到如今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中国作协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一名“跨界”的典范，文学圈、影视圈等不同行业，柳建伟总是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坦言曾经过得十分不顺，但内心又十分坚韧。

虽已年过花甲，他却越活越年轻。作为出身南阳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组成的“时代三部曲”成功突围，与姚雪垠、二月河、周大新等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柳建伟说，就像打开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如果给自己打分，那就80来分吧，我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得更好，还有往上走的空间。”

茅盾文学奖作家柳建伟

文学创作

正观新闻记者：您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在上大学之前，没看过多少书，也没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外婆，可否讲述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柳建伟：对于很多作家来讲，走上文学道路不可或缺的经历有两个，一个是童年时能较早接触到一些文学名著、或是家里藏书较多，另一个是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外婆。我有外婆，但她不会讲故事。

我外婆小的时候，家里面给男孩找私塾先生，她跟着听了一点，识了一点字。我父亲从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到了北京工作，我母亲是幼师毕业，毕业后被分到离我家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我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了。我母亲有些书，但书都在她学校的办公室里，家里面也没有藏书。

那我小时候怎么看书？我们家在县城城南5里地，我奶奶的娘家离县城近一点，城北2里地。我奶奶的三哥我叫他三舅爷，他经常去城里收破烂，贴补家用。收来的破烂里就有书，虽然这些书都没有皮，但是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如获至宝。

我老家所在的村庄有四百来人，十七个姓中，“柳”算是大姓，但也就五六家。后来，有一位姓汪的老先生迁到我们村，六十多岁，大家都叫他“汪先儿”。汪先生有个很厉害的本事——说书。他家房子没有院墙，房子外面是一块平地，夏天的时候，每次吃完饭，我们就围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没有电灯，于是便借着月光听他说书。

虽然当时我才七八岁，但他讲过的书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有一个故事，叫《十把传金宝扇》，讲兄弟俩各带有五把父亲给他们的宝扇，为这十把宝扇，在十位姑娘的帮助下，克服艰难险阻，护得宝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汪老先生算是我在文学路上的一位启蒙先生了。

我读大学时去图书馆，不光是为了写作业，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情窦初开时，我喜欢上了一位女同学。但那时的我不懂爱情，写了一封信结果被拒绝了。我想躲开她，自习时不想去教室，就去了图书馆、阅览室。于是这个青春情感的遗憾，却让我在图书馆和阅览室发现了文学世界的绝妙。

正观新闻记者对话茅盾文学奖作家柳建伟

正观新闻记者：对于军事文学，您既是参与者也是研究者。听说您曾经把《北方城郭》三十多万字的初稿全部放弃了，“重头再来”的背后是什么促使您下定这种决心？

柳建伟：《北方城郭》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初稿有32万字。之所以把初稿废掉，是因为有两位老师看了我的初稿。

一位是海波老师，我给他寄去之后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我把中短篇小说多写两年，再写长篇。我并不服气，后来手稿拿给张志忠老师看，张志忠老师说，你这够出版水平了，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后来到了1991年，我发现当我想批判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时，有些缺乏灵感，我就想可能是我的社会经历还不够，还要去北京深造一下。

1993年我毕业后，正逢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招收第二届研究生，于是我就去报考、读研了。

那些年，我已经在写畅销书挣钱了。1994年，我妻子当时在进修大专，家里请了个保姆照顾我女儿，没想到保姆在我们家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毕竟是为我们家工作的，得给人家补贴啊，于是我们给了5000元。后来，我妈又不幸得了癌症，我必须得挣钱给她治病。

那时《废都》火得一塌糊涂，我跟书商沟通说写个续集《虚城》，结果合同都签了，还差一万字写完时，《废都》出了麻烦。读研期间我认识了另外一位恩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老师。何老师知道我写了续，问我写这个干嘛，我说为了挣钱给母亲看病。那时我连“的、地、得”都不分，何老师看《虚城》时，就用红笔在大稿子上把用错的“的、地、得”一会儿提溜出去一个，一会儿又提溜出去一个。我拿到改后的稿子很羞愧，后来我写稿子都要拿着字典。

何老师看完之后，说你这写得真不错，水平能写长篇的！1995年的五六月份，我妈妈到北京复查，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只等日子了。何老师来看我妈，跟她私下里聊天，说了我的情况，最后委婉地提到，你儿子现在为了挣钱把精力都放在其他地方，如果老像这样，一味写挣钱的东西，会把一个好作家给写废了。

后来何老师又找到我，我记得是在家附近的菜市场，那天还有月亮，他说“建伟啊，孝有大孝、小孝之分，你现在做的也算孝，但是小孝，如果你可以写一篇不错的长篇小说出来，你为什么不写呢？你妈也会很慰藉。”

沉淀积累之后，我跟何老师讲了《北方城郭》的故事，讲了三部曲的构思。我说虽然已经有30万字的初稿，但我现在水平提高了，准备重写，何老师也十分赞成。如果不是何老师，我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

正观新闻记者：《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个作品是否经历过曲折？得知获奖时当时心情如何？

柳建伟：1997年底，我将《突出重围》的小说稿子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约半个月左右，我接到了人文社通知，叫我去北京。我以为是要修改，谁知在人文社东中街四十二号地下室招待所住下后，高贤均和何启治两位老师马上去见了我。高老师说:“《突出重围》不用改，《当代》先发再出书。你再写一部新的，我们社想给你签个约，签你十年内的作品。签约是我们社一个尝试，我们想从你这里开头。”

1998年11月,《突出重围》出版。1999年春天，我就把50万字的《英雄时代》初稿交到了出版社。不久，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初评揭晓，《北方城郭》列入二十部初选名单，排名现实题材第一，但在终评时落选了。

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刚开始说可以把时代三部曲一起报上去，但等到初评时又说只能报一本，我就选择了写城市生活的《英雄时代》。那时我刚到八一制片厂，开始熟悉电影编剧这个身份，精力有限，没仔细关注后续，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记者打电话采访，我还以为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英雄时代》获奖了。

我妈喜欢看长篇小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手稿太厚，有三百多页，我妈那时候体力已经不行了，她拿不动，就看了两三页。她跟我说她一定要熬过去，想活着看到书出版，但是最终也没等到。

后来书出版之后，我拿着样书去到我妈墓前，一页一页撕下来烧给她，弥补遗憾。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正观新闻记者：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您对于军事文学的现状怎么看？

柳建伟：我们的军事文学大多以战争文学为主体，比如《红日》《红旗谱》都是描写战争。80年代之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等等，也都属于一种军事文学。此外，莫言1986年写的《红高粱》，再有黎汝清写的纪实三部曲《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皖南事变》揭秘大的历史背景，这类军事文学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

《突出重围》为什么能引起巨大轰动，因为我是写现实题材，写军营生活，这部作品的意向吻合当时中国的整体现实。

那中国的军事文学该怎么延续？我觉得我们需要回望过去，把我们曾经的革命史、战争史里很多伟大的东西重新挖掘。

职场体验

正观新闻记者：作为曾经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这一经历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柳建伟：古典文学里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曾在官场任职，比如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我们叫他杜工部集；再比如王羲之，因为他做过右军将军，所以我们也叫他王右军。

我觉得对文人而言，有官职并不是一个丢人的事儿，无论是我之前当文学部副主任，还是八一制片厂副厂长，都丰富了我的经历，但要负责的事情也比较多。当一个纯粹的业务人员，比如专业编剧，专业作家，顾好分内之事就行，其他事情不用管，但当了厂长就不一样了。

我当厂长的时候，手机都不敢关，有什么突发急事，我都需要第一时间到现场，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当时我们去汶川灾区，经历了4次6级以上余震，大石头不停地砸下来，还遇上唐家山堰塞湖决口，真的是九死一生，但我们都是主动去现场的，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正观新闻记者：您获得过许多荣誉与头衔，如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等，您对这些荣誉怎么看？

柳建伟：2008年的时候，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成立，目的是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我有幸担任协会会长，我觉得退休后除了写作，总要再干一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协会具体做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作家的著作权被他人盗用，协会就要为作家追要稿费，这十几年来我们已经追回了1.7亿稿费。协会现在有1.1万会员，非会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管，有时候我们也会和国外一些职能相同的协会交流经验。

正观新闻记者：从文学写作到参与影视编剧，不同的身份带来哪些不同体验？

柳建伟：编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肯定都不一样，在中央电视台还叫北京电视台的时候，大约是1958年，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开播，剧集比较短，可能也就上下两集一个多小时的量，此后中国电视剧差不多就这样定型，基本都是40多分钟到一个小时一集，可能集数要多一些。

但小说不是这样，你不能像剧本一样，把一本小说切割开，重新拼接，或是给它减减肥，所以写剧本和写小说肯定不一样。

我觉得电影剧本和电视剧剧本虽然相似一些，但也不完全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它们又和文学不一样，你得要学一些专业的知识，所以有很多优秀的小说家写不好剧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没有进行专业的写剧本训练。还有一些人原来写小说，后来写剧本，但回来后写不了小说了，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把它们作为单独的文体加以研究。

我原来以写长篇小说为主，这是个体力活，还是个长期体力活，但我一般不熬夜写。我的作息时间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我喜欢一鼓作气并且不间断地写作，但有时也会熬夜，如果精神充沛，熬一个通宵能够完成，我也会熬夜写，但结束后得睡个三天，毕竟岁月不饶人。

正观新闻记者：在您看来，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您是如何作出选择的？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年轻人？

柳建伟：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清晰明确的方向，要追求一个目标，到了中年的时候也要能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吃苦，在人生的后期更要坚定地寻找自我，但不能只为自己活，要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气度。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做什么都坚决不要泄气，没有容易走的路，人生一定要有韧性，要能吃苦耐劳。

生命智慧

正观新闻记者：作为一名作家，阅读在您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能否分享一下您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经验？

柳建伟：人在不同的时期要阅读不同的内容，年轻的时候要早早地阅读经典，阅读中外文学，我说的“年轻”是8、9、10岁，但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孩子被应试教育这个指挥棒给弄得没有时间去阅读，去培养自己另外的能力。

到了大学的时候，读的书就应该专业一些了，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想好这辈子我要做什么，即使是学习功课，也要有一些文学和艺术的专业积累。现在许多年轻人都选择读研究生，在他们读研期间，更要选好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这个时候，读书又有些不一样，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学习，未来不管从事什么行业，5-8年基本能达到顶级的程度。文学这个行业更新换代也很快，大学时期把文学基础打牢，永无止境地钻研下去，像研发芯片一样，从5纳米到3纳米再到2纳米，不能出错，也必须坚持下去。

正观新闻记者：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您会担心被AI写作取代吗？

柳建伟：以国际象棋为例，有了人工智能，像阿尔法狗，国际象棋就不再具有神秘性，我们现在如果不跟着机器学，或许根本赢不了别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大脑有150亿个脑细胞，但其实大部分脑细胞还用不着，但计算机拥有的“脑细胞”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所以在未来，用人工智能生成“伟大”的长篇小说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这之中必须要由人替人工智能做选择，选择“伟大”的作品。

就绘画而言，有了人工智能可能会效率高些，比如线稿、草稿制作，但就文学创作而言，它最精华最核心的东西是不能够被AI所替代的。举个例子，鲁迅在《孔乙己》中对人物的刻画只是寥寥几笔，却使其跃然纸上，这种细节AI或许很难做到。

但未来我还是希望会出现作家的AI助手，如果我刻画的一个人物形象出现了漏洞，它能够帮我补上。不过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很快，我的诉求应该也能很快实现，但人工智能也会涉及一些伦理问题，比如它可能会产生自主意识，像美国已经有很多电影警示人类可能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毁灭掉，从理论上来讲那是有可能的。

正观新闻记者：回顾这60年的生活，您满意现在的自己吗？

柳建伟：如果我给自己打分，那就80来分吧。我觉得人生事不如意常八九，我还有很多的事没来得及做的更好，所以我不是太满意现在的自己，80分嘛，我还有往上走的空间。

我现在过了60岁了，已经算是“老人”了，但现在中国人寿命平均都八十好几了，所以不同阶段我会给自己设计目标。

从2003年到现在，我从一个专业编辑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那就必须要在电影圈做出成绩，这十多年我一直在做电影，一二十部电影做出成绩了，各种奖项也得过了，而电影是一个团队的产物，但长篇小说不一样，小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要对它负责，在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过程当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妙，这种感觉光做电影是感受不到、无法替代的，所以我最想做的还是长篇小说。

我现在正在写反映浙江自抗战到如今几十年变迁的长篇小说《钱塘两岸》，第一部计划明年出版。明年下半年开始，计划写一部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长篇。然后，再写《钱塘两岸》第二部。65岁之后，再写一两部现实题材的长篇。接着，我准备写一两部历史小说，其中一部，准备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尽量在我75岁之前完成吧，到那个时候，你再来问我对现在满不满意，我估计会说我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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