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下太平洋，航程七万里！40多年前的绝密航程永载史册

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是中国海洋领域的国家级专业档案馆。在众多馆藏中，一份珍贵的胶片档案，记录着一项重大而神秘的国家行动。

石绥祥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

1976年到1978年，“向阳红五号”船四次到太平洋进行海洋科学调查。这些资料是当年真实的影像资料。因为这次任务相对来说特殊，所以我们把“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远洋之行称为绝密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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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随着洲际导弹研制步伐的加快，寻找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落区的工作被提上日程。

洲际导弹通常是指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弹道导弹，在如此长的距离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中国的领土范围无法满足试验要求，浩瀚辽阔的海洋便成了唯一选择。

然而，在大洋深处寻找一片海上靶场绝非易事，从国际局势到气候海况，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在内。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远洋调查的协助。

眼见试验日期临近，尽快组建一支专业思想过硬的远洋科考队，已是迫在眉睫。

李永科 时任总参气象局参谋

就是某年某月你到北京什么地方报到，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我们不知道，反正叫你去报到。

除了报到时间、地点，其余细节一律不知，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自己将要参与的必定是件大事。许多人直到多年以后，才逐渐知晓这项国家行动。

要在海上找靶场，还需要有大型的船只。

“长宁号”货轮是当时交通部下属运输公司中船龄最短、性能最优的船舶之一。1970年5月，经批准由广州造船厂进行改装，历时两年半完成，命名为“向阳红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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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条件上看，太平洋是中国最方便进出的大洋，但此时的太平洋却并不太平。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密谋在西太平洋构建“岛链”战略，拉拢沿岸国家和地区结成军事同盟，利用西太平洋岛群构筑起看不见的“绞索”，遏制、围堵中国发展。不久，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日本等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妄图封锁中国海域，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海上安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早选定的试验落区定在了相对距离仅次于太平洋的印度洋。

洲际导弹靶场的选址任务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大洋调查工程。而在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不仅缺少各大洋的水文气象资料，就连调查海域最基础的航行海图都没有。

虽然各方面条件都有所欠缺，但新中国科技工作者在自强奋斗的道路上，从来不缺少攻坚克难、白手起家的智慧和胆魄。

“718工程”是1967年7月18日由国防科委上报中央的一份绝密计划，内容就包括研制、建造、编组远洋调查测量船舶，为中国首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选定海上靶场，同时提供试验海域和航线的环境保障。1968年，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原则批准了这一计划。

1971年，就在众人准备大干一番时，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让即将开展的中国首次远洋探测选址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1年12月16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832号决议文件，要求“所有国家把印度洋看作大国对抗与竞争，以及基于此种对抗与竞争所设想的基地都应排除在外的和平区，并予尊重，且宣告这一地区亦应全无核武器”。

由于中国预选的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正好在和平区内，因此将印度洋作为靶场的计划必须作出调整。

侯金义 时为“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预报员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后来中央决定不往印度洋发射了，往太平洋发射，这样我们就转到太平洋，做太平洋上的预报。

1976年3月30日，一声悠长的汽笛划破长空，“向阳红五号”科考船在临时改装的“向阳红十一号”远洋船的陪护下，离开广州，驶向水天一色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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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虽为公海，但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军事大国及其盟友的势力范围。在东西方冷战达到高潮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远洋科考船队的突然出现，受到了超级大国的高度警觉与侦察骚扰。

尽管挑战不断，但科考船队依然以饱满的热情和高超的智慧，顺利完成了首次远洋考察任务，成功采集到气象、水文、地质等上万组数据，为科学家研判选定靶场位置提供了根本支撑。

1976年5月，科考船队载着满满的收获胜利归来。此次远洋调查历时50多天，横跨东西半球，穿越赤道，总航程13800海里，航线之长、航程之远均创当时之最。

在此之后，“向阳红五号”又进行了三次远洋调查。

1978年5月30日，国防科委和“718工程”办公室在广州军区第四招待所召开秘密会议。会议把“向阳红五号”四次远洋调查的主要成果汇集起来，讨论并最终确定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的瞄准点为东经171度33分、南纬7度0分。

四下太平洋，航程七万里。197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布命令，表彰“向阳红五号”科考船队四进太平洋的突出贡献，并记集体二等功。这是和平年代人民海军给予一艘大型舰船的最高奖励。

从大陆到大洋，40多年前的绝密航程依然历历在目，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早已成为亲历者心底最珍重的青春记忆与精神财富，并随着中国首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永久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