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盛极一时的骑士阶层是如何终结的？

“最后的骑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热衷于骑士文化，以至于从19世纪起“最后的骑士”的称号就牢牢地附着在他身上。马克西米利安被认为是近代作战方式的开拓者和现代军事体制最早的代表之一，他推动并亲自参加马上比武；他进行危险的狩猎，坚信有必要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还支持自由的帝国骑士等级的发展，以便利用它来对付更高等级的领主。他命人汇编年代久远的宫廷文学和英雄史诗，在同时代人和后世人面前，在自传著作如《白色的国王》《弗赖达尔》或《托伊尔丹克》中将自己风格化为唯一真正的王侯骑士。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在熟悉的轨道上运行，却从王侯的角度以独裁统治的形式重新定义了骑士制度，以便使它为领地主权统治服务，该统治装备了最现代的武器，征募了雇佣兵，并发展了早期形式的常备军。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位“年轻人”意义上的“博学的统帅”，并且很可能研究过恺撒的高卢远征。

大胆查理的军队给年轻的马克西米利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骑兵大部分由雇佣的战术联队组成，并由一支灵活的野战炮兵支援。马克西米利安也将步兵、骑兵与炮兵组合起来，他让炮兵从轮式活动炮架上按照勃艮第军队的样子向对手射击，这样他不仅打破了步兵的瑞士方阵，而且削弱了盔甲骑兵队伍。马克西米利安让人制造攻城的火炮，他偶尔亲自开炮，还操心炮筒的铸造和火炮炮筒上精心设计的纹章装饰；在《白色的国王》中他让人用图片说明使用炮兵的可能性。不同于从前时代的骑士统帅，他在大的战役中力求速战速决，尽可能避免消耗战。

“最后的骑士”同时也被认为是“雇佣兵之父”。雇佣兵曾于1479年8月7日在阿图瓦的吉内加特为他挽救了勃艮第的遗产；当时，路易十一世的法国重骑兵攻破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弓箭手和炮兵，但马克西米利安的瑞士方阵中有纪律严明的佛兰德民兵，他还有瑞士、英国以及德国雇佣兵，这些民兵和雇佣兵的长矛使法国骑兵遭受败绩。面对骑士贵族，马克西米利安极大提高了德国雇佣步兵的价值，其名称大概源于他们在皇帝的德国领地上被征募的事实。在奥德纳尔德，他命贵族骑兵下马并与雇佣步兵共同攻城，这样一来，骑士作为步兵首领必须分担其投入战斗的风险。

马克西米利安经常穿着雇佣步兵的服装、肩荷长矛走在行进纵队的最前面，进入被占领的城市，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雇佣兵的地位：1485年是根特，1504年是雷根斯堡，1505年是科隆。他在1504年波希米亚文岑贝格战役中亲自授予雇佣兵首领如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和马克斯·西提赫·冯·埃姆斯骑士头衔，他维持着一支由骑士和雇佣兵混合而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受到严苛训练。

雇佣兵根据自由议定的军饷协议战斗，并以其特别残酷的作战方式，以及兵变和叛逃出名，以至于法国的骑士贵族在对抗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战争中拒绝与德国雇佣兵这种大众中的渣滓并肩战斗，以此来掩盖他们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过，他们的坏名声更多地同“骑士战争”的理想情景而不是同熟悉的现实相矛盾，因为对于牺牲品来说，作案人属于马克西米利安的雇佣兵支队还是属于科隆大主教的亡命之徒——他们作为主教的骑士后备部队1179年蹂躏了萨克森，是一样的。虽然私战和远征带来的道德沦丧在所有国家和任何时候都或多或少是同样的，并且人们在全欧洲早就见识了英法百年战争的恐怖，但典范性的骑士思想仍然具有生命力：如果马克西米利安是“最后的骑士”，法兰西人就称赞他们的军队首领巴亚尔骑士是“无懈可击的无畏骑士”。

今天看来，有了进一步的战争史和社会史方面发展状况的知识，这种新旧结合似乎很奇怪，并很容易遭受意识形态的怀疑。不过对当时的人来说，骑士和战争在几世纪的过程中已经融合成为思想的和精神的统一体，以至于这种联系不能被轻易解除。巴亚尔获得了“骑士”的称号，因为他首先被视为军事统帅，而在一个没有重大转折的、不分阶段的变化过程中，军事技术的改变总体上是缓慢出现的。一步步地适应新的东西使旧的东西保持了生命力。尽管有了步兵和炮兵，重骑兵仍然不可缺少并且也还在战役中取胜。

这种骑兵服役被认为适合贵族，然而农民和市民也越来越多地被召来，因为有巨大的损失需要弥补而军队需要扩大；一旦经受考验，身为农民和市民的骑兵又有了上升进入低等贵族的机会。军事的外部前提条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因为特别是为了对付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人们需要大量的轻骑兵。

在社会等级体系中轻骑兵并不重要，并且就这点而言对骑士来说不是威胁，然而同时，骑士在战争中的传统用途改变了，对地位和自我价值观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单兵作战的骑士面对新兴的步兵部队不再有任何用武之地，还必须同样在统一训练的、战术灵活并按照命令行动的编队中作战，结果战斗的骑士成了骑兵，也不再可以从其队列中突围出去寻找个体的对手。在这里也仍然保持着较老的惯例并假装具有延续性：像从前骑士小联队中的方旗骑士那样，现在贵族“重骑兵”带着骑马的帮手们到场，这些帮手用弓或者短矛战斗，并像以前的骑士侍从一样协助主人、照料辎重、护理马匹。不过逐渐地，报酬高并且对于军事统帅来说更好支配的雇佣骑兵的数量持续增长，以至于跟贵族的采邑征召的关系也相应地改变了。骑士在战场上逐渐成为少数。

替代“骑士的”美德的是“军人的”美德

如果说骑士军事上的重要性从15世纪后半叶起明显降低，那原因绝对不在于雇佣服役本身，因为从12世纪起大量的雇佣骑士就到处存在，同样较大的步兵编队也并不罕见，这些人统一受雇，并且在战争后也待在一起。可怕的布拉班特雇佣兵在12世纪后半叶就已经这样做，同样还有英法百年战争中听命于公认首领的“大部队”。当雇佣军手持长矛在纪律严明的瑞士方阵中出现并令骑兵几乎无法攻破时，将他们投入战斗才改变了所有习以为常的战争规则。这些纯粹以战斗为职业的雇佣兵部队，它们的指挥官作为自由的企业主来行事，没有荣誉或者效忠宣誓带来的伦理束缚；他们考虑事情理性而功利，期望部队对于他们的命令绝对服从。替代“骑士的”美德的是“军人的”美德。因此，骑士制度在军事上崩溃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一种新的指挥结构和与它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纪律化，在于邦君的军事集权化和从15世纪下半叶起常备军的设立。充其量重骑兵坚持了骑士传统，直到重骑兵也消失在三十年战争的混乱中。

不过，危险还以别的方式威胁着骑士。无论是得以巩固的西欧君主国还是德国的邦国君主，都必然要将自由的骑士阶层置于一种组织日益完善的国家管理之下，从而剥夺其传统自治权的主要部分。这方面最早的尝试在中世纪盛期就已经开始了。当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重又考虑努力实施《帝国领地和平法令》时，他想要以此为一种统辖整个帝国的国王司法权做准备。和平法令限制了私战的进行或者至少是规范了这种争斗，对骑士阶层的传统权利意味着侵犯，骑士阶层既应恪守宫廷文化的理想又要被其所驯化。

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腓特烈一世的《帝国领地和平法令》都是一种成功，因为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在他们执政之初都就维护和平发表了纲领性的声明。1152年和1158年的《帝国领地和平法令》被作为典范广泛传播并被中世纪法学吸收采纳，然而实践的结果却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人们把想要继续行使私战权利的骑士判处为领地和平的破坏者，但即使1495年的《帝国领地和平法令》正式废除了这种以武力进行自卫的权利，也未能完全消除私战。

新的经济区域的建立有赖于人们能够安全地自由行动，而城堡就像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留下的令人厌烦的遗物一样过久地耸立于这块区域；因为以固定居所为中心，骑士贵族不仅压迫着农民，而且也通过任意的关税和夺取金钱、商品或者挽畜妨碍了经商的市民阶层。领地和城市反对贵族的起义，例如所谓的法国北部的扎克雷起义，并不能改善这种状况；因为面对这些威胁，领主们停止了他们相互之间的私战并一致反对叛乱者，而在披甲骑士军队的胜利中贵族统治得到了加强。

鉴于这种情况，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形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尝试能否成功，都取决于是否成功地抽走骑士阶层生存的基础，他们具有私战权、等级司法权和迄今为止由合作团体所代表行使的其他权限。在等级司法权方面，限制从腓特烈二世就已经开始了，他在《奥古斯都法》的法令中给予西西里王国的骑士这项权利：只有同等级者可以对他们做出判决；不过同时他要求在法庭上有皇帝的官员在场，只有他们才必然使同等级者的判决具有法律效力。从此以后，骑士只保留军事任务，以至于骑士的价值和重要性都被降低了。

通过“骑士出身”原则，皇帝就已经把骑士固定到了低等贵族上。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中世纪晚期的帝国中，拥有骑士身份的帝国家臣从13世纪后半叶起由于国王的软弱失去了他们合法的领主，并因此也逐渐失去了他们的作用，以至于邦国主权势力能够接纳他们为自己服务。在那里，曾经的帝国家臣遇到邦君的低等贵族助手，并像这些人一样，被用作自身不具备对农民的统治权的采邑骑兵或者宫廷官员。不过在较大领主的身边，出身市民的博学的顾问和管理人员，即高级学校和大学的毕业生，很快就占了优势。

如果作为高等贵族成员的王侯允许的话，也许邦国的贵族就会被这些新的职能精英完全从宫廷中排挤出去了。不过现在出现了通过邦君进行的贵族封授，邦君以此迈出了将贵族纳入国家建构体系的第一步。如果人们将这种趋势与军事体制和战争技术的发展一起来看，就会很清楚，骑士团体和马上比武团体长此下去不可能是保卫低等贵族自主权的堡垒。就算是用自己的资源甚至是用暴力，他们都不能对抗邦君的管理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制约。在作战、私战和抢劫的流畅过渡中，处于弱势的人败落，这些人长时间仍然不愿融入新体制，并坚持那些权利，在这期间行使这些权利已经成为不正当行为：“拦路抢劫的骑士”是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骑士制度遗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与骑士一起消亡的是传令官，因为在王侯支配等级和荣誉的地方，人们不再需要他们了。在新式军队的战争中，不再需要一名传令官去识别纹章。

骑士贵族丧失保障国王和王侯进行统治的优越地位

在形成由国家垄断武力使用权的公民社会的最初阶段，王侯和大领主的宫廷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那里，骑士的-宫廷的文化逐渐改变，到最后，它“宫廷的-公民的”方面占据优势，而“骑士的-军事的”方面被边缘化，虽然在宫廷服役中纪律很快就像在军队中一样有价值。博学的诗人厄斯塔什·德尚在奥尔良和勃艮第的宫廷中有亲身经历，他忍受失去自由之苦并尖刻地说，人们在宫廷中必须像一个奴隶一样听命行事；还有乌尔里希·封·胡滕，他对强迫人们脱帽下跪并以铃声宣布服务开始的宫廷礼节充满愤慨。老式的家族骑士卫队消失了，因为取而代之的职业卫队负责领主及其宫廷的安全，这首先发生在勃艮第和法国，1490年起在洛林，1506年起在教皇的罗马教廷。

武器和教育的结合，如同它从古希腊时期起作为理想被要求并能够由英雄以勇敢并配合智慧来实践一样，在人们于中世纪盛期就已经将其作为问题提出并表述为分别体现两个世界的骑士和教士的相互竞争的对立之后，最终成为争论的对象。如果说特鲁亚的克雷蒂安还在召唤骑士阶层和教士阶层的联合，如同它在法国发展到尽善尽美一样，那么现在砝码快速而明显地移动了。在1270—1280年之间，让·德·默恩写了寓意性的《玫瑰传奇》的第二部分，它对于这部作品持续到16世纪的成功十分重要。在书中，他要求知识分子证明自己是“科学的骑士”，这除了宣告一种比军事贵族优越的精神贵族之外，不指其他任何东西。

如果说这种地位之争从15世纪起成为了被讨论最多的文学主题之一，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士贵族面临危机，他们丧失了保障国王和王侯进行统治的优越地位，而这有利于其他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宫廷服役中在法律和文学方面受过教育的人的社会声望显著提高。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洛米尼在深造之后成为了皇帝腓特烈三世的文书室秘书，并于1458年成为了教皇庇护二世，他1459年在为巴塞尔大学签发的创办许可证书中写到，研究科学可以提高低出身者的地位并能使他们成为贵族。

从13世纪起，一名获得学位的法学学生就已经可以同骑士出身的贵族一样被称为dominus。如果博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有时声称武器比科学有优先地位，那么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骑士阶层，而是考虑到他们的城市共和国的安全，为一种现代化的军事体制进行论证。只有在集两者于一身的完美王侯的理想形象中，对立才被消除，不过这样一位王侯不再是骑士，而是一名具有全面文化教养的统帅。

在这些各种各样相互交织的变化过程中，骑士文化失去了作为精英的主流文化的地位，而其载体在政治上被君主的和邦君的权力排挤，这种权力不再容忍自己身边有别的权力。国王和王侯不再需要只专注于宫廷的社会吸引力和展示性的整合能力，他们也能够使宫廷成为政府事务的中心。有时，国王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摆脱了骑士思想，尤其是在法国，在那里一生被神经痛折磨的智慧的查理五世毋宁说更像是个学者；或者神圣的路易九世，尽管他为十字军东征的思想投入精力，但他更多地还是一位和平国王，一位促成和解的国王，而不是一名基督武士。

在15世纪后半叶甚至之后，重视骑士风范也很普遍，但这种重视日益成为对于传统的维护，有时甚至被讽刺性地打破。一个在其重要性上被作战和军事体制的新形式削弱的骑士阶层，最后被王侯宫廷中在文学或法律方面受到专业训练的顾问和官员的自信战胜；在这些顾问和官员面前，贵族和城市中过着贵族生活的城市新贵也要退避三舍。人们比从前更经常地在协商中寻求解决冲突，首先寄希望于论据有利，并在之后才寄希望于武器锋利，而此时武器掌握在王侯军队的手中。一个对抗骑士贵族、受到国家保护的公民社会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