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开篇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国人对三国乱世由来的认知,分裂和统一的循环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在此背景下,王朝秩序的崩解,就成了非战之罪,军阀混战的痛苦也成了豪雄并起的用武之时,人们再对这些豪雄加以褒贬,就区分出了一群英雄、枭雄、奸雄,乃至于“狗熊”。
故此,读三国,就成了读人。可这些大人物终究只是时代的一小部分,所谓英雄奋发时代的另一面,是李傕、郭氾相争之后的“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是曹操屠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的人间地狱,是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的悲鸣。
那么,蔡文姬口中“我生之初尚无为”的汉家天下,为什么日渐衰微,最终跌落战乱的深渊?执掌神器长达400年的刘氏皇族,为什么转瞬间失去天命?三国时代究竟从何而来?这一系列问题,张向荣博士在新作《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之中,用通达晓畅的语言给出了远超历史宿命论的专业答案。
王莽头颅与刘氏主吉
《三国前夜》的开篇就讲述了“一颗头颅的旅行”,巧妙地衔接了前作《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这颗取自王莽项上的人头,作为战利品,在更始帝、赤眉军之间易手,经历了7年的漂泊,与传国玉玺一起,归于汉光武帝刘秀,一道奉上的,则是前汉天下的正统。
用作者的说法就是,王莽的头颅“终于从新朝覆亡的证物变为后汉崛起的宝物”,因此,它与孔子穿过的鞋,刘邦斩蛇的剑,一同保存在洛阳的武库之中,历经东汉、曹魏、西晋三朝,直至晋惠帝元康五年十月,在一场大火之中,与能够装备200万人的兵器一同化成灰烬。
有意思的是,在《三十国春秋辑本》中记录了一条逸闻:“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在现代人看来,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可仅仅16年后的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的大军,就在刘渊之子刘聪的率领下攻破洛阳,掳走了晋怀帝和一众文武百官。
刘渊字元海,祖父是内附南匈奴的于夫罗单于,父亲刘豹则被呼厨泉单于封为左贤王,在曹操分匈奴部众为五部后,刘豹成为五部之一的左部帅,此后,刘渊家族一直是曹魏、西晋王朝的鹰犬。不过,刘渊自小就不像一个马背上的汉子,反而热爱儒学,师从上党人崔游,能够背诵《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喜欢《左传》和孙子、吴起的兵法,《史记》《汉书》和诸子书,也都读过一遍。刘渊在洛阳担任人质期间,更与魏晋士族的上层人士,多有交游,比如太原王氏的领军人物司徒王浑,就虚襟与他为友,甚至在晋武帝面前为他担保。
可就是这样一个浸染华风的异族人物,在拥众十余万,意欲自立之时,竟然说,汉朝拥有天下多年,人心感念恩德,所以,刘备得以拥一州之地而抗天下,我匈奴单于是汉帝的外甥,又约为兄弟,兄终弟及,理所当然,故此,建国号为汉,追尊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汉烈祖刘备为三祖,与太宗汉文帝、世宗汉武帝、中宗汉宣帝、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等五宗,一同祭祀,正式接续汉朝的统绪。
三祖五宗都做过什么,在《祥瑞》和《三国前夜》两本书中有详述,真正让人疑惑的,是一个匈奴人凭什么认为,汉朝的旗帜在汉魏禅让、魏晋禅让之后,仍然具有号召力?
吊诡的现实是,在我们熟悉的王朝兴废故事背后,其实一直有一股思想的暗流涌动,那就是从“金刀之谶”到“刘氏主吉”,自王莽簒汉之际开始,民间就在私下流传谶语,宣扬“刘举握卯金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刀合在一起就是繁体的刘字,谶语的意思就是,名叫刘秀、刘举的人起兵讨伐逆贼,兴复汉室江山。
待到刘秀收藏王莽头颅之后,“金刀之谶”淡出了历史,直到汉末曹操构陷孔融时,又拎了出来,说孔融自称圣人之后,狂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坐实了孔融的反逆死罪。不过,随着汉魏禅代,刘氏再兴的谶语再次甚嚣尘上,西晋末的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就提到,甲午之年,刘氏重出将会恢复汉家江山,届时道教真君李弘也会显圣人间,带来太平盛世。
这只是著诸文字的故事,人们口口相传的“金刀之谶”将会何其炽烈,后人实难确知。只看事实,自西晋至隋末,托名刘李二氏的反叛,此起彼伏,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在异族统治的北方,与鲜卑北朝合作的北天师道创始人寇谦之甚至在《老君音诵诫经》中,假借太上老君的口吻批评,“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吾大恚怒。”
此后的隋唐之际,隋文帝杀亲信刘昉,理由是,刘为卯金刀,昉为一万日,刘昉自己曾说,这意味着刘氏应该做皇帝10000天;隋末大乱时,河北群雄占卜称“刘氏主吉”,于是奉刘黑闼为主,反叛唐朝;至武则天掌权时,有大臣劝说她将流放的刘氏大臣全数诛灭,理由是“伐武者刘”,刘与流同音,不杀他们,遗祸无穷;待到唐玄宗朝,有大臣杨钊上书请求改名,理由是“名带金刀”,于是玄宗赐名杨国忠。此时,距离汉朝灭亡,已有500多年。
显而易见,刘氏当为天子的观念,早已在底层社会扎根,生生不息,哪怕江山几度易姓,只要社会出现动荡,就会萌芽再起,原因何在呢?
答案很简单,由于信仰而产生的合法性危机。
汉王朝的政权合法性迷局
公共行政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没有权威的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自然也就无法令组织成员对权威产生服从。根据服从形成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源于历史,克里斯玛型权威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法理-理性型权威则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基础上。
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合法来源,似乎也可以套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即:开国皇帝的克里斯玛权威,定章建制之后建构的法理-理性型权威,经过长期统治,民众由于习惯而认可的传统型权威,共同构成一个王朝的生命周期。
不过,赵鼎新教授认为马克斯·韦伯的分类体系存在瑕疵,真正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类型应该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这三个理想型的合法性不但是正交的,而且是完备的。其他形式的合法性都是这三个理想型的某种组合。
张向荣笔下的汉帝国,几乎就是赵鼎新教授国家合法性分类的现实注解。《祥瑞》一书中的前汉,贯穿着“祥瑞”这个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词汇,作为上天赐下的,肯定人间帝王统治,印证三代盛世重现的证据,从汉武帝到王莽的历代帝王都深信不疑,汉武帝和王莽尤为狂热,他们甚至奢望借助上天的认可,来求仙长生。
可是,他们获得三代之治表象的手段,又不约而同地,仰赖于家产官僚制的上传下达,施展张向荣笔下的“秦制”手段,用疯狂扩张皇权的方式,供养他们的儒家圣王表演。对此,汲黯讥讽汉武帝的话至为贴切:“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种行为,借助赵鼎新教授的国家合法性表述就是,在忽视百姓生活,疯狂缩减政权为社会提供公共物规模的前提下,大肆宣扬神秘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塑造统治者产生程序的神圣性,即自己是“天命圣王”“天选之子”。
这种表演的结果显而易见,由于绩效合法性的丧失,汉武帝制造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败局,王莽则引发了天下大乱,身死国灭。不过,正如赵鼎新教授所指出的,人们对于国家提供公共物的故事,总是健忘的。现实是,反映在社会文化中的饥饿记忆寿命,远比宗教、信仰、习俗等等意识形态性质的东西更短暂,因此,无论是汉武帝还是王莽的倒行逆施,非但没有身与名俱灭,反而在历史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国前夜》书中就引用了日本学者东晋次的论断:“如果说东汉王朝是中国各代王朝礼教国家形态的原型,那么王莽政权则是导致这一原型出现的诱因。”简言之,虽然王莽激进的儒家改革最终失败,但儒家精神已被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接受。儒教不再是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在理想状态下,后汉这个由刘氏一姓统治兆民的秦制政权,竟然有了家庭的温情脉脉,达到了“化家为国”的境界,作者把这种境界下的统治和社会称为“礼教中国”。在此之后,除个别政权之外,历代皇朝都以建立礼教中国为目标,以建成礼教中国而自诩,哪怕是异族建立的帝国也概莫能外。
为什么说它是理想状态下?
因为东汉王朝的合法性只建立在意识形态与精英程序之上,绩效合法性所必须的“公共物提供”被王朝转嫁给了一个个的家族,为了剥夺官僚反叛的能力,东汉皇帝不断削弱秦制政权的权柄,架空三公、废郡国兵,由流官担任的郡国守相,也比拟为春秋诸侯,郡县属吏默认为长吏的家臣,官员的选举升迁也被简化为“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原本向皇帝负责的家产官僚制,经过一层层的家族化,最终完成了统治权的分散,任何官僚都不再具有挑战王朝的能力,这个进程与东汉王朝的自我神化同步,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空前合法,却又无比虚弱的政权。
可是,由于秦汉以降、宋元近世以前的中古社会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刘氏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早已渗透到了原始道教的世界观中蛰伏,哪怕在汉朝覆灭之后,官方推崇的儒家意识形态已经剥离了刘氏天命的成分,可无论谁家做皇帝,无论禅让程序如何完备,无论博学硕儒怎样卖力地背书,每逢社会动荡,人心思乱时,“金刀之谶”仍会破壳而出,暗戳戳地提醒众人——这个王朝不合法,理想国还在别处。
那么,理想国又是如何覆灭的呢?
掘墓人
《三国前夜》的终章,以一位历史名人的寿终正寝开头,正与第一章中太后与民妇的故去相呼应。
这位名人就是“望门投止思张俭”诗句中的张俭。建安三年,张俭已经八十四岁,在许都的家中,等待着死亡。他人生的高光时刻,都在桓、灵二帝治下,与外戚、昏君、宦官的斗争之中,最终见证了汉灵帝驾崩,外戚和宦官的同时覆灭。
士大夫似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正如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在汉桓帝、汉灵帝统治的40多年间,“中智”以下的人都已经意识到汉王朝必将崩溃,全靠着儒学的影响,才得以苟延残喘。可之后呢?
军阀并起,战乱频仍,百姓们的“小确幸”生活一去不复返,代之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间宛如地狱,张俭在家乡山阳郡散尽家财,赈济贫乏,也只是杯水车薪,受惠幸存者不过数百而已。待到汉献帝朝廷迁往许都,张俭被征为卫尉,位为列卿之尊,曾经以督邮卑官检举中常侍侯览的壮气早已消散,反而“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悬车,不豫政事”,仿佛汉室的兴亡已经与他无关。
书写至此,《三国前夜》终于图穷匕见,指出“汉朝以及秦汉帝国的崩解已成定数”,根本原因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双管齐下。
一方面,汉桓帝热衷于操弄权术,借助宦官实现更严厉的中央集权,继任的汉灵帝则“退国为家”,又对不反对汉朝统治的太平道痛下杀手,从天下的大家长角色,蜷缩到自己小家庭的权力和享乐,主动丢弃了儒家对天下的维系作用。
另一方面,以党人为首的士大夫们为应对打压,更加高扬儒家理想,不畏律法束缚,甚至以违反帝命和突破儒家礼制的方式彰显对儒家价值的维护,此外还有沽名钓誉者对时代风气的推波助澜。这些行为都消解了皇帝和官僚体系的权威。
两相作用之下,“秦制—儒教”政治体制的程序合法性被一步步掏空,待到董卓与袁绍等豪杰议论废立少帝、献帝时,干脆说出了“每念灵帝,使人愤毒”“刘氏之种,不足复遗”的悖逆言论,东汉王朝距离覆灭,只差有强豪走出最后一步。
这一步,由曹操、曹丕父子最终完成,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曹操去世。曹丕继任魏王、汉丞相,十月受禅于刘协,完成了汉魏禅代。在这新旧更替的九个月间,曹丕下令旌表了“二十四贤”,表彰了二十四名士大夫,其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桓灵之际,要么是党人,要么就是被禁锢者,他们最大的功绩,当然是与昏聩的汉朝皇帝,以及污秽的宦官爪牙的斗争史,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了儒家价值观或者说当时的“普世价值”,创立了士大夫政治。之后,则将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曹魏新时代。
问题是,曹丕采用的,比王莽更完备的禅让礼仪,在天下未能归于一统,吴、蜀拒命的大背景下,就像一件皇帝的新装,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汉王朝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反而给了蜀、吴两国争相自立的借口,刘备以汉朝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孙权则热衷于制造祥瑞,在曹丕身后有样学样。三国鼎立的局面长期持续,乃至于之后的魏晋禅代,制造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人们发现,自己笃信的,本应具有神秘力量的上天,根本无力干预部曲强横的人间帝王,作为众多士大夫家族中的最强者,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染指帝位,那么,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幻灭的过程,就如同《三国前夜》开篇时提到的明德马太后和民妇张序宁,马太后在重病之际,宣称自己自幼受儒家教育,不相信巫术和巫医,并拒绝任何人为她的健康祝祷祈愿;而民妇张序宁的儿子和儿媳则虔诚地为她祝祷,两次求来的结果都是“吉”,可结果是,马太后和张序宁都没能免于死神的召唤,先后去世。唯一的区别是,一生功绩都著之竹帛的尊贵太后终究没能留下名字,而卑微的民妇却留下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张序宁。
或许,这才是历史的奇妙所在,也是《三国前夜》这本书的妙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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