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丨中国哲学史丨10 宋代理学为何成为“君王治理术”？

你好，我是许小亮。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国哲学史》这本书。声音下方的讲义有本期内容提要，你可以点开查看。

在前面几讲，我和你聊到过，冯先生一直认为，在经学时代，儒家哲学占据着“君王”的位置，但是依据经学时代不断变换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诸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等各种哲学思想又作为“责任内阁”获得了对儒家哲学的解释权。也就是说，一直到了唐代，儒家哲学这个“君王”都是“统而不治”的。但是，到了中晚唐以及宋代，儒家哲学成功地吸收了佛教哲学以及一部分道教哲学的思想，形成了宋代的道学也就是理学。

作为儒家哲学的新形态，宋代理学不仅具备了“君王”的地位，更是真正具备了“君王的治理术”。这是因为，宋代理学不仅形成了完备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更有着一整套的方法论。可以说，在朱熹之后，儒家哲学不再需要借助其他哲学思想来作为解释的中介，而是直接对于中国人的伦理、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宋代理学无论是概念发明、体系建构，还是思想论争都极为复杂，我在这里也不想陷入到各种概念游戏和思想论争中去，而是想和你着重说明宋代理学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框架。那么，冯先生是怎么论述宋代理学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框架呢？

我们通常认为，宋明理学形成于北宋时期，但在冯先生看来，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两位思想家：韩愈和李翱。其中，韩愈最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孟子在儒家哲学传统中的中心地位。西汉以来，荀子在儒家哲学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而韩愈通过强调孟子的重要性，使得《孟子》一书成为宋代理学家所依据的重要典籍。不过，在冯先生看来，李翱的贡献比韩愈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上一讲提到，宗密对于佛教哲学的总括性论述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架构。但是，宗密的论述仍然是以佛教为基础的。儒家哲学要想对佛教哲学实现创造性转换，第一步就是要把佛教的一系列哲学概念进行儒家化的改造，并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到支撑。在冯先生看来，这个第一步就是由李翱迈出的。李翱通过《中庸》一书中的“诚”字创造性地转换了佛教哲学中的“无念”，也就是认为，通过真诚地生活和思考，人可以达到类似于佛教中的清净、无念的心灵状态，从而为儒家哲学对第一性原理的探究开启了新的道路。与此同时，李翱也在其《复性书》中详细阐述了儒者如何以儒家《大学》中的方法修身、成圣，进行类似佛教的“修行”的路径。正是因为李翱的这些论述，《中庸》和《大学》也成为宋代理学兴起过程中不得不依赖的经典。由此看来，李翱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矣！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李翱和后来的宋明理学家虽然借鉴了佛学的理论成果并把它融入到儒家学说当中，但他们的学说底色仍然是儒家而不是佛家的。对此，冯先生有着非常清楚的说明：

李翱及宋明道学家皆欲使人成儒家的佛，而儒家的佛必须于人伦日用中修成。此李翱及宋明道学家所以虽援佛入儒而仍排佛也。

换句话说，李翱和其他宋明理学家的目标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儒家的教义，成为儒家意义上的“佛”而不是佛教意义上的“佛”。

不过，佛教哲学并不是助力宋明理学产生的唯一因素。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宇宙论层面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形成，那就是阴阳家和道家哲学逐步融合所形成的道教思想。在冯先生看来，道教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对《易经》的理解和解释；二是道教思想中的科学主义精神。

那么，这两点具体是如何呈现在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中呢？

这就要谈到冯先生对于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的论述。在冯先生看来，宋代理学有两个奠基者，他们是北宋著名思想家：周敦颐和邵康节。接下来我将分别通过周敦颐和邵康节来带你看看道教思想的影响。在冯先生看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康节的《观物内外篇》分别从“象学”（也就是太极图）和“数学”（也就是逻辑和推理方法）两个角度构建了宋明理学的宇宙论框架。周敦颐借助《易经》和道教哲学中的“太极图”，形象地阐释了宇宙生成的过程和万事万物的第一性原理的产生过程。也就是用《易经》中的卦象解释“太极图”中阴阳两极相互作用，不断运动和变化，从而生成宇宙万物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还解释了“恶”的来源问题。在周敦颐看来，人性本善，但人的行为却未必能符合宇宙所生成之理。如果不符合，就是“恶”。所以，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恶”从来都是消极的，是可克服和消灭的。这在根本上构建了宋明理学的伦理学体系。但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只是搭建了宇宙论的框架，却并没有详细描述宇宙的生成过程和其中具体事物的演化逻辑。从易学传统的视角来看，这是欠缺数学逻辑的推导。而邵康节的《观物内外篇》恰恰弥补了这个缺陷。在冯先生看来，邵康节的哲学不仅具有周敦颐的象学要素，更具有数学的意蕴。这个数学的意蕴主要表现在两个环节上，那就是邵康节用数理逻辑分别详细解释了特殊事物的发生过程和整个世界的生灭过程。这无疑充实了周敦颐的宇宙论结构。

好了，说完了冯先生对宋代理学的历史起源和创始人物的论述，想必你已经了解了宋代理学的历史脉络和宇宙论框架。但是要想全面把握宋代理学的理论体系，还必须了解朱子学。应该说，朱子学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它并不仅仅是朱熹本人的哲学体系，而是包括韩愈以来整个理学体系的集合体。只有到了朱子，宋代的理学才形成了一个宏大且严密的哲学体系。不过，在朱子之前还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程颢和程颐。在冯先生之前，大部分的学者都把二程视为一体，很少论述二人之间的差异。但在冯先生看来，程颢和程颐的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程颢是理学的先驱，所开启的是朱子学的传统，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程朱理学”。而程颐是心学的先驱，所开启的是阳明学的传统。关于心学，我们下一讲再来详细展开。这一讲我先和你聊一聊朱子学。

这里我想首先提醒你注意的，是冯先生对于朱子学的哲学定位。在冯先生看来，朱子学的本质并不是通常所谓的唯心论，而是类似于新实在论，也就是认为抽象概念和具体事物一样都具有实在性，而并非完全依赖人的主观意识。只不过朱子在阐述这个哲学体系时，更注重伦理方面的问题，而很少关注逻辑层面的论证。我以为，冯先生对朱子的这个定位事实上是为自己在新的时代接续中国哲学传统作铺垫。在某种意义上，他将自己的哲学视为是新时代的“朱子学”。

回到我们的主题。在冯先生看来，只有明了了朱子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结构，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中国哲学在朱子时代所达到的新高度。

那么，朱子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结构到底是什么呢？对此，冯先生给出了非常精到的论述。

在哲学基础上，冯先生认为，朱子集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把理学的基础建立在“太极”这个概念上。在朱子那里，“太极”意味着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原理和秩序。所以“太极”构成了整个理学体系的哲学根基。与此同时，朱子也认为，每一个具体事物都蕴含着“太极”的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太极”这个理是可以通过对具体事物“认识和理解”来加以把握的。所以，朱子特别注重“格物”，也就是认识和研究具体事物，对于每个个体把握“理”的基础性作用。冯先生认为，朱子对于“太极”的理解受到了我在上一讲提到的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学说的影响。但是朱子在具体论述上和华严宗的学说有着根本不同，朱子并不像华严宗那样认为每一个具体事物都蕴含了一切事物，而是说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蕴含了一切事物之“理”。

在基本结构上，冯先生认为，朱子学的最大特色是其区分了两个世界：形上的世界和形下的世界。在逻辑上，形上的世界优先于形下的世界，也就是说“理”的世界优先于具体事物的世界。这种优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任何个体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理”的存在，没有“理”，事物就无法存在。第二个方面，理是不变的，而具体事物则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动力，就是“气”。“气”的动与静，构成了形下世界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理和气是相互作用的，而在理和气的互动中，最为核心的成果，就是形成了具体的个人。换句话说，人是最能体现理和气结合的“具体事物”，人是“气中之理”，也就是“气”中所蕴含的不变的原理。朱子把这个“气中之理”称作“性”，“性”就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但是，由于“气”的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现那个“理”。在朱子看来，只有圣人能够完全去除气的影响，体现太极之理。所以，在朱子学的体系中，理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需要努力去除自身各种各样的私欲的影响，实现自身与那个外在的理的合一。不过，这个外在的理也并不完全外在于“我”这个主体，因为“我”自身的“性”就蕴含了这个“理”。只不过“我”自身的那个“理”受到了“气”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随着我对于外在事物的“理”的理解更多，我对自己的“性”中所蕴含的“理”的认知也就更明确。这就是朱子所说的“性即理”的要旨所在。对此，冯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穷天下事物之理，即穷吾性中之理也。今日穷一性中之理，明日穷一性中之理。多穷一理，即使吾气中之性多明一点。穷之既多，则有豁然顿悟之一时。至此时则见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

冯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每天都去理解外在事物的“理”，我每天也就能够让自己“性”中的理更加显明。积累到一定程度我就可能获得顿悟，发现万物之理实际上都存在于我的本性当中。很明显，所谓“性即理”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人作为理的探究主体，通过不断学习探索，并最终认知的结果。

应该说，通过冯先生的论述，我们看到，朱子学在吸纳佛教哲学的基础上让儒家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本体论根基和方法论路径。但是，朱子学依然没有解决中国哲学固有的根本问题：那就是第一性原理的自足性问题。在朱子学的体系中，作为第一性原理的“理”本身依然不是自足的，而是有赖于主体，也就是人的认知和实践活动才能得到完全体现。没有了道德主体，这个第一性原理就依然无法独立存在。换句话说，朱子学所构筑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对于第一性原理的证成依然是不够的。佛教哲学虽然构建了第一性原理，但它却是否定性的、消极的。如何在佛教哲学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只有一个世界的，肯定性的、积极的第一性原理，仍然是儒家哲学在经学时代的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个任务就留给了宋明理学体系中的另一个流派——陆王心学！

在下一讲，我就和你来聊一聊陆王心学这个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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