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它的时候,记忆便会倏然从瞳孔涌进来,就像那个晴朗的午后,你坐在我的对面,打开那盒糖,轻轻地剥开糖纸,放进嘴里。记忆,便像糖的滋味一样蔓延开来,只是,当时的甘甜,如今已经成了泪水的苦涩,斯人不在,只是记忆,像那盒陈年的糖,虽然早已过了保质期,但依然放在案头,放在眼前,不忍丢弃。
生活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获得,又不断地失去,有意无意之间,舍弃都会发生。因为人不是蜗牛,不能永远地背负旧日的壳一起生长、一起行进——所谓的智者如此劝诫我们,仿佛究竟解脱的唯一道路,便是彻悟断舍离的真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出生时挥舞着空无一物的手掌,死后一如生时两手攥空拳。
明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明知物与人一样,总会消失在这无尽的时空中,但哪怕历经万千时日,走过山高水远,有些东西却总不愿意丢弃。它们就放在案头、桌上、柜子的顶上、箱子的里面,甚至是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它们始终在那里,沉默地守护着贮存在那里的记忆。它可能是亲友的遗物,是至交的馈赠,是昔日之我留给今日之我的吉光片羽。
透过它,可以纤毫毕现地回到那个时刻,可以看到他的眉目顾盼生辉;可以看到她的双手拿起它的姿态;可以感受到他的头靠在自己肩膀,那体温犹在。睹物思人,宛在目前。风雨中,夜深时,如故人来。
就像元稹诗中妻子缝制的衣裳,“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就像归有光文中庭前的枇杷树,“今已亭亭如盖矣”。就像裴铏《传奇》中的名句:“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
诚如马尔钦·维哈在《未弃之物》中所写的那样:“尽管生活告诉我们,人必有一死,但总有一些我们永远没准备好的告别”。
我舍不得丢弃,因为,那是你给我的东西啊……
碗:
这是我也有妈妈的证据
我真想过,等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把这两只碗一起带走,作为我也有过妈妈的证据。
碗是最普通的那种。素白底点缀几枝淡粉小花,枝叶信笔勾勒,不严格参照植物学形态,全凭画图人自由发挥。大小也普通,拿来喝汤不算太大,用它吃面也不嫌小,所以用得很多。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我随爷爷奶奶生活,无父无母般长大,未曾回家,就彻底离开了家。我妈大概真把我当成了爷爷奶奶的小孩,不照管过问,跟公婆有矛盾了才会想起拿我添把火。
我妈没特意为我做过饭,没给我买过衣服鞋子,我在外上学工作十多年,她也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她淡漠,我也回报以淡漠。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不往深处琢磨,怕看见心底有恨。后来爷爷奶奶都不在了,我留在北京,每年只春节回一次,在她那儿象征性住两晚。
碗是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去时我妈给的。饭桌上沉默到尴尬,我没话找话,夸了一句碗挺好看,临走时我妈就把还没用的几个都放进了车里。我不习惯接受,更不习惯拒绝,只好带回北京。
两个人生活,用不了几只碗,多了也是闲置。有次朋友们来做客,男朋友把它们翻出来洗净盛了饭,发现大小挺合用,才一直用着。
原本一共有六只的,磕碰打碎,到2017年我妈猝然离世时,只剩下三只。她病得毫无征兆,直接昏迷进了ICU,再没醒。这辈子我们都没能说上什么话,我也没什么机会叫她妈妈,终究缘分太浅。
那年开始我变得爱哭,更少说话,像是要把不知怎么说出口的话都流成眼泪。她本该是我极亲的人,却只在我的生命里留下大片空白。她在,我不敢想她;她不在了,我几乎每天都记起她,却又不知道具体应该想些什么。一世母女,像从未相遇过。
又打碎了一只碗的那天,我在厨房大哭一场,把最后两只碗收了起来。我可能再也不会用它们吃饭了,也可能等到我特别老了,会再一次把它们拿出来。听老人们讲,等生命接近尽头,幼时记忆会清晰浮现,被遗忘的事会卷土重来。我想看看她刚成为我妈妈时的样子,也想看看我到底还记不记得什么与她有关的事。
日记:
父亲送我上了那条远行的船
我的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中生,却是个农民。读书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却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跳出农门,做自己想做的事。
与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样,父亲供养孩子读书,任劳任怨,战战兢兢。父亲很少表扬人,我上学后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从不被允许张贴在墙壁上。在他看来,读书是一笔风险投资,来不得半点骄傲自满。父亲的规训,犹如高高在上的“超我”,时刻监视着内心的“本我”。我参加工作后,即使有点成绩,也不敢与他分享。
与绝大多数的父亲一样,在我念中学后,他就再也辅导不了我的功课,翻来覆去,只有两句说教:一是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二是谨慎交友,万勿学坏。他不会说任何关爱的、温暖的贴己话。
在叛逆的中学时期,我有诸多抱怨。父亲摆地摊,早出晚归,我不能体谅他的辛苦,反而抱怨他不像别人的爸爸一样办工厂、做老板;有的同学可以通过关系获得“代培”资格上大学,而父亲认为男儿当自强,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反而抱怨他不像别人的爸爸一样有背景、有能力。
1991年,我终于考上大学。那是我头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到厦门大学报到。父亲高兴地询问,要不要送我去厦门?我说,不要,你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父亲并不坚持,只送我到家乡的长钓嘴码头。一路上,他帮我挑着很大的人造革箱子,里头塞着棉被。他反复叮嘱注意安全,我说知道了。他陪我走进嘈杂的轮船,向每一个陌生的旅客赔笑脸,说“这是我孩子,第一次出门,请多照顾”,我嫌他啰唆。
父亲走出轮船。十几分钟后,又再次返回,塞给我一包那年头特有的蛋糕,说,你留着路上吃。我目送父亲离开,轮船终于开了,驶向一个陌生的地方,驶向满怀希望而又不确定的明天。
1995年我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父亲从不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也从来不给父亲一分钱。我倒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只是认为有点生分。
2012年的春节,我住在老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子《1991年周历》。
泛黄的本子里头,有一篇父亲的日记,写于1991年9月3日,那是我当年第一次出远门的后几天。日记的大意是这样的:
“8月31日,加利去厦门上学。这是他第一次出门,我送他去长钓嘴码头,他不愿意我们送,我也没办法。不知道他能不能安全到达,实在不放心。晚上睡不着,他会不会丢了行李?他会不会走丢了?实在不放心,整夜睡不着。直到今天,加利从厦门发回电报,报平安,才算安心。”
这是父亲多年前的日记,但他从未说起。幸亏他会写字,那些深藏于内心的关爱和挂念,终于被我发现——他为供我念书四处摆地摊,为我争取代培名额而低声下气地求人。也许父亲没能给我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和学习条件,但他尽力了。
中国式的父亲,很少直接向子女表达内心的爱意。但在1991年的“周历”书中,父亲记录了码头上的送别经过,以及接下来几天的心理活动。这个本子是父亲不经意间留给我的礼物,我珍藏至今。
2024年5月父亲去世,本子更成为最宝贵的礼物。我确凿无疑地相信,家父是爱我的,无论我混好混坏、成功失败,都无条件地爱我。尽管在他的生前从未直白地表达过这份情感。
在父亲去世后的“头七”日,母亲告诉我:当年我游学厦门期间,只要没钱了,就提笔给父亲写信。父亲每次收到厦门来信,连午饭都不吃,就出门到邮电局给我汇款。
书与扇:
把晤之时,手泽在焉
田余庆先生藏书中,有王伊同《五朝门第》,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正文,下册是附录“高门世系婚姻表”,该书作为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乙种,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于1943年11月油印出版。王伊同,字斯大,江苏江阴人,1934年由金陵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7年毕业,抗战爆发后在燕大读研究生,之后到大后方在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1944年前往哈佛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北美多所高校执教,1985年从匹兹堡大学荣休,2016年以103岁高寿仙逝。《五朝门第》一书,是他在燕大读研究生时,在老师洪业和邓之诚鼓励下,用三年时间撰成的。书稿本已纳入哈佛燕京学社丛书出版计划,但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军封控,出版中止。1943年王伊同在成都时,以此书列入金陵大学的丛书出版,但书中特别标明“本书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可能与同样迁到成都的燕大有关方面商量过。王伊同此书注意到中古士族的仕宦特权与婚姻紧密相关,发前人未发之覆,在六朝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与地位,自毋庸赘述。
田余庆先生这本《五朝门第》是周一良先生的赠书。封面左下角有购书题记:“斯大此著搜罗宏富,极便寻检,附表世系之外,兼及婚姻,尤为有用。昔年与斯大剑桥把晤,已累读一过。故都均闻,殊少见是本。兹于市场遇之,亟以人民券三百元收购。时卅八年三月十四日也。一良。”可见周先生是1949年3月在故都北平买到这本书的,那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家住清华园的周先生才有机会进城逛书店。而王伊同此书出版于抗战后期经济困难的大后方,印行不多,所以周先生说虽然北平学人都听说此书,却难以见到。题记所谓“人民券”,应该是指1948年底才正式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那时周先生对这种货币相识不久,用起来肯定有新鲜感。第一套人民币面值甚大,价值却低,六年后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第一套的一万元只能折算为第二套的一元。周先生购买《五朝门第》用了三百元,只相当于后来的三分钱,说明那时书价极廉。
周先生与王伊同是燕大同学,本来相熟,后又同在哈佛,关系非比一般。他说“昔年与斯大剑桥把晤”,剑桥指哈佛所在的Cambridge市,王伊同到哈佛留学时,周先生刚刚博士毕业,不过仍留在哈佛,继续担任陆军特训班的日语教员,直到1946年回国,所以他们还有两年时间“把晤”,这期间自然有机会对《五朝门第》“累读一过”。周先生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参考过此书。他应该并无副本,为什么后来会把书送给田余庆先生呢?此书封面右侧有周先生的题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送给余庆同志 一良 于北大”。那时田先生正在写《东晋门阀政治》,已完成大半,他可能是这个时候才把全书的架构计划告知周先生。周先生以《五朝门第》相赠,是表示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田先生遗物中有周先生所赠的一面折扇,上有周先生隶书抄写《晋书·石勒载记》石勒“使人读《汉书》”一段话,末有识语“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写奉余庆同志正之,一良时年七十又二”,钤“周一良印”。赠书赠扇同在1984年11月,极可能是发生在同一次谈话之后。
田先生藏书中还有王伊同的另一种名著,即英译《洛阳伽蓝记》,扉页写着“余庆仁兄正之,弟 拜赠,一九八五,三,廿二”,“弟”字下的空格处所钤印章的印文是“斯大王伊同”,扉页右上角钤印“驾丝斋”。1985年田先生在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期间,到多所大学演讲,见到不少前辈和同行,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得与王相见,并获赠刚刚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洛阳伽蓝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序言提到帮助过自己的学人中,就有老友周一良和杨联陞。把新书赠给田余庆先生时,王伊同先生即将退休,不过身体仍然很好,还有超过三十年的夕阳美景在等着他。
站洋:
奶奶念叨了一辈子,交给了我
我奶奶最早一张照片,是大约1962年左右,从农村进城三四年后,参加工作拍摄的证件照。仅此一张,挂在她的卧室,正对着她已离开三四年的床。
奶奶初嫁过来,贫困的家里,能给她的唯一嫁妆,她后来时常提起的“压箱底的”,只有一枚银元,她所谓的“钢洋”“站洋”。因为不同于市场上普通的“袁大头”,她总觉得“站洋”更加珍贵,更加值钱。
站洋,学名“英国贸易银元”,英国政府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始铸于印度孟买,加尔各答等地造币厂。银元正面打制一名武士,左手持英国国旗图案的盾牌,左手执三叉戟,兀立于帆船在远处驶过的海边,如袁世凯头像银元俗称“袁大头”,英国贸易银行也因图案而称“站人”“站洋”。流通进入中国以后,初行于粤桂两省,光绪二十六年以后流通北方。
从我记事起,奶奶那枚压箱底的站洋就时常出现在她的讲述中。不过讲述的故事却充满遗憾。奶奶的小儿子,我的叔叔,小学有个同班同学,家长在银行工作,所以比起同龄人更多些金钱的知识。知道同学家里还藏有一枚银元,于是千方百计怂恿我的叔叔趁着奶奶不在家把银元取来,拿到银行,找他的家人去换成人民币。
袁大头也好,站洋也好,无论怎样的银元,面值都是“壹圆”,所以银行也就是壹圆换一元,看似等额兑换,实则大亏价值,所以叔叔的同学算是“计赚”。奶奶下班回家,得知此事,当然气极,可是除了狠狠暴打一顿小儿子,却也无可奈何,毕竟银行代表官家,民如何与官斗?
于是从此失去的那枚银元,就在日后不断被我奶奶提起。而在不断提起的故事中,价值也越来越大,甚至抵得上所有过去岁月遗失的所有一切。后来我想,在我奶奶心中,那枚银元大约也是她与她因穷困而早逝的父母唯一的联系,在她离开她那早已成空的家时,父母能够给予她的最贵重的礼物——本应后来时常睹物思人的,却被上当受骗的小儿子拿去换成了一张纸币,一张没有任何情感维系的一元纸钞。
大约十几年前,某天,外地工作的叔叔回家,忽然拿出一枚站洋还给了奶奶,那是他拜托收藏银币的朋友花了两千多块钱买回来的,品相很好,可能远好过当年兑换的那枚。
我当下以为她会惊喜的,毕竟念叨了一生,可是,出乎意料,奶奶却很平静,甚至有些轻忽地接过站洋,只是淡淡地看了眼,也就随手放在身边。
虽然后来慎重地与她不多的几件首饰秘密藏起,却也不会再提起。直到她觉得自己老得记不住事儿了,有天把那枚银元取出来,交给了她从小带大的我。我记得那天,大概是她最后一次又讲起叔叔换走了她的站洋的故事。
我想,也许是时间太久,纵然父母也在记忆中淡去,或者,就像她知道经过父母双手的那枚站洋已经永远丢失,无论如何无法找回。而她交给我的,只是一枚英国贸易银元,如同当年的那张一元纸钞。
可是,对于奶奶而言,它所丢失的一切情感维系,当她交给我时,却又如盛夏的藤蔓重新爬满山墙。
奶奶离开之后,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旅行各地,那枚站洋藏在家中我都觉得不安全,带在身边更怕遗失,于是我特意去银行租了保管箱,深锁其中。
深锁着的,是我不敢丢失的站洋,也是我不敢丢失的关于奶奶的一切记忆——弥留之际,奶奶一次又一次呼喊着她的妈妈,记忆从来不曾淡去,不再提起的,只是不再提起,因为提起的总会噬咬自己的心。
木箱:
爸爸写的字,依然清晰
1984年9月,我从村里的小学考上了县城的初中,这就要离家去城里上学了。我家距离县城五六十里,所以必须住校,大约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为什么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呢?除了距离远之外,车票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负担。单程要八毛钱,一个来回就要一块六,而家里每月给我十块钱生活费用,包括回家车票。这样算来,中学六年,每年除了寒暑假在家,其他九个月我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从那时起,我几乎就告别了家乡,都在外面生活。
住校生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那时的学校,推行的是蒸饭制,也就是说,每个住校生必须自己带米。一日三餐,在铝制饭盒或搪瓷罐里装入大米,加点水,放到学校的大蒸笼里蒸饭。等到开饭时间,大蒸笼抬到饭厅里,大家自己如无头苍蝇一般四处寻找饭盒。十几个蒸笼,每个蒸笼里几十上百个饭盒,说实话,能快速找到自己的饭盒,我觉得全靠运气。
既然要蒸饭,就得从家里带米。之所以要一个月回家一次,就是因为要回家背米。当然,除了米,还有菜。这个菜,一般而言,就是梅干菜。梅干菜的优势是可以存放几天,然后拿到学校蒸笼蒸一蒸又可以放几天。缺点是味道单一,即使妈妈炒菜的时候放了很多猪油。由于上学的时候吃了太多的梅干菜,所以此后二十多年我对梅干菜一直敬而远之,直到2005年留学回来之后才偶尔尝尝。
为了放随身衣物和大米,1984年秋,我爸爸请木匠给我专门打制了一只木箱。为什么说是专门打制呢?因为这只木箱,和农村普通的木箱略有不同。普通的木箱里面是空的,一般用来存放衣物和被褥。这只箱子,里面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一边放衣服,一边放米和梅干菜。箱盖内侧我爸爸还写上了我的名字和家庭地址。
我的木箱是用香椿树做的。家门口原来种了几株香椿树,香椿树长得快,木质松散,不结实,一般不适合做木料。不过,做这样一只箱子也无所谓。当时正好我的表哥在学油漆匠,于是就请他给这只箱子刷了三遍桐油。我还记得他抽空来家里刷桐油的景象。这只木箱跟了我大约三年。木箱由于单薄,上面的锁扣使用不久后就坏了。高中的时候我换了中学,宿舍的空间比较小,这只木箱便留在了家里。
这是我的第一只木箱,当然也是唯一的木箱。几年前我从家里又翻了出来。桐油已经褪色,父亲去世也三十多年,箱盖内侧的字迹却依然清晰。
梅花结:
那个船老大亲手打了这个结
十几年前,我在东海的黄龙岛做田野考察,岛上有位船老大送给我一个圆环形的绳结。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梅花结,送给你留个纪念。”绳结的形状像一朵梅花,绿色的尼龙线闪着晶莹的光,它的线头隐藏在内部,看不到人工编织的痕迹。梅花结来自旧日的东海,那时的船舷两侧都会挂几个巨大的梅花结,用胳膊粗的绳子编成。归航靠岸时,船体横过来,在巨大的惯性下,船身会撞到码头,船与船之间也会有碰撞摩擦,梅花结就是用来减震的。现在挂在船舷的是废旧的汽车轮胎,在新材料面前,古老的绳结失传了。船老大用细绳打出梅花结,一个微缩的模型,并把它放到我的手上,算是对过去时光的追忆。那年的船老大已经年过八旬。
他十四岁就到船上劳作,二十四岁做船老大,二十七岁做机帆船老大,先后在船上做过十三个工种,最先接触的一个工种叫做“阿班”,负责爬上桅杆修理船帆的绳索,那时候开始接触到渔绳结,就有一些兴趣,跟老水手们学,很快就把常用的都学会了。那时候没什么可玩的,他拿着一条绳子就能玩半天。后来家里养狗,他就用船上的系缆的绳结拴狗,越拽越紧,越紧越拽,结果把狗勒死了。
岛上有一个绳结博物馆,是船老大一手布置的,他会打几百种绳结,每一种都有名字和用处,他把这些绳结安置在一条绿眉毛船的模型上,在合适的位置,绳结便会出现,充当起捆绑、衔接、升降等重任。那时节,他们在东海上行船,追着鱼群来回奔走,正月二月小黄鱼,四月五月乌贼,五月六月海蜇,十一月十二月带鱼,不知不觉间,一生都在海上度过了。
平淡无奇的生命里,他开始迷恋彩色的绳子,用它们组合出绚烂的纹理,而他亲手打造的绿眉毛船,两条绿眉耀眼,船眼里有波光流动,从中可依稀窥见东海的旧日荣光。在船的左舷,赫然挂着一只梅花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梅花结的使用场景,我生也晚,只能在船模上看个大概。
这枚绳结我保存至今,船老大已经故去了,我时常想起他,谈论绳结时,他的兴奋如在眼前。我们同样耽溺于莫名其妙的事物,我再次把梅花结托在手心,循环往复的花瓣,俨然一个可以观测的奇观,不单单在于美妙而又和谐的外在形式,还因它凝结了东海的古老习俗,还有故人的情谊。
采写/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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