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不是一条静态的、一次建成的大街。
20世纪60年代,长安街的沿街立面上,有两个大“缺口”——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和方巾巷东侧。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场专门针对长安街的规划开始了。自那时候起,长安街的氛围与风格便有了新的轮廓。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街上的主要建筑基本建成,长安街越来越接近人们今日所见的面貌了。
从近十里,到超百里,在过往的几十年中,长安街的建设从未停止,这不仅仅关乎宽度与长度,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史,每向外拓展一厘一毫,都是探索。
雏形
20世纪50年代末,位于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老房子被全部拆除。在与之对称的方巾巷东侧,科技馆的地基也已打下,长安街上出现了两块醒目的空地。
1963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
“东西长安街两侧已经有不少拆了房子的空地,应当尽先安排适当的建设项目,把它建起来。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可让北京市迅速做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沿街要多建一些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随后,上述报告中提出的这些建议成为了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城区改建的重要措施。
很快,这一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北京市立即组织了针对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在那两块空地上,政府决定建起百货大楼和办公楼。
1964年4月,一场聚焦长安街规划方案的专家评审会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在此之前,北京市政府发动了在京的6个规划设计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围绕6个方案,数十位专家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讨论。
几天后,与会者对长安街改建规划的原则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最终,一项综合方案连同6个单位所作的规划方案一并报送市政府。
“在这条街上布置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气氛是它自己长出来的,不是扮演出来的。”梁思成参与了那次会议,关于建筑风格他提出,“整条街要像音乐,要有节奏,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有出有进,有不同的音色,长与短之间有休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
而长安街的形象也应严肃与活泼相结合,除了安排办公楼外,还可以合理安排一些文化和商业建筑。建筑专家陈植在会上提出,这条街应更好地组织人民生活,可以有大量的文化、商业以及服务性设施,“若都是搞办公楼,晚上黑洞洞,星期天冷清清”。
方案中还提出,长安街应体现“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方针,沿街建筑高度以30米至40米为基调,布局要有连续性、节奏性和完整性,轮廓应简单、整齐,不要有急剧高低起伏。
“1964年的长安街规划,确定了清晰的功能与风貌基调,多数规划原则在之后的历版总规与长安街规划中得以延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副所长林宛婷指出。
开放
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第一次,长安街作为北京城的东西轴线,出现在了规划方案里。
当年11月12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成立,近20年前的模型与图纸开始发挥“余热”。
以1964年长安街规划综合方案为基础,1984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及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组织了在京的中央、地方规划设计和主要院校等7个单位,分别编制了7个方案。随后,又组织各方专家参与讨论、修改,对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性质、建设内容、建筑布局、风格,以及绿化的配置,交通的组织和现代化设施的要求等方面,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和综合方案。
一年后,《关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方案的报告》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
“从长安街建设实施的变化,能明显地看出时代的烙印。”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光器曾对比过1964年和1985年的规划方案,后者更强调对古建筑和传统风貌的保护,比如皇城的红墙。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后者更加明确西单、前门、王府井三大商业中心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结合,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应增加商业服务内容,以方便群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启动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进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掀起了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也是在那个时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先后对外开放。1988年1月1日,77岁的北京市民高希武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普通百姓。
同一时期,北京市委、市政府依据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对1982年城市总体规划加以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发布,“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被补充进了城市性质之中,并提出“适量安排商业服务设施,形成庄严、美丽、现代化的中心广场和城市东西轴线”。
林宛婷注意到,规划的方向不再是纯功能性的了,对人的体验、社会气象和精神面貌的关注度开始增加。
当改革开放的力量落到长安街上,银行、商务楼还有饭店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据董光器描述,20世纪90年代初,长安街上的写字楼租金和售价是全市最高的,更加刺激了开发商在长安街上寻求开发的机会,国内的各大银行也不满足于仅局限在西二环金融街上进行建设,纷纷争取在长安街上亮相。
1985年后,长安街上按规划建设的国家机关办公楼为11个。全国妇联办公楼只保留了一部分办公性质,将西侧大部分建筑卖给纺织品公司,建起了商务写字楼和酒店。闹市口北街东侧,长安街北侧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起初这个位置属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原规划在东长安街上的儿童剧院,最终让位于光华长安大厦,因建设首都时代广场而拆除的长安戏院搬进了大厦一层。
“由我国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主要设备材料也选自国内的一幢现代化兼具中国特色的大型旅游饭店”在1987年开门营业。这是北京国际饭店的设计者在书写介绍时的第一句话,字里行间的自豪感不言而喻。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长安街沿线的建设进入了明显的加速期。90年代,长安街沿线的建设量超过了之前四十年的总和。”林宛婷说。
几年工夫,除个别楼座外,长安街上的主要建筑基本建成。
整治
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长安街自有其特殊性,要建设这样一条城市轴线,几乎不存在可供参考的标准,每向前一步都是新的探索。
不知不觉间,长安街的夜晚发生了变化。每当夜幕降临,大街沿线377块户外广告及牌匾的霓虹灯亮起,斑驳陆离。
东自建国门,西至复兴门,除了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外,地标式的建筑物上都被广告牌占据。
1998年,《迎接建国50周年全面整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实施方案》出台,长安街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面整治,范围从公主坟延伸至大北窑,长约13公里,户外广告及牌匾是这轮整顿的重中之重。
这是一项触及“奶酪”的工作。广告牌少则百平方米,多则上千平方米,按地段不同价格也有差异,对于长安街沿线单位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为了恢复长安街的面貌,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户外广告及牌匾于1999年7月31日前被全部拆除。
那商业元素流向了哪里?彼时,西单、王府井两大商业街和机场路都已在增建广告牌,当时市领导明确表示,“北京的商业街欢迎霓虹灯”。
这还是一次以人为出发点的整治。人行步道的宽度得到规范,需统一达到4.6至6米,另特设盲道3万米,从复兴门到公主坟,从建国门到大北窑,盲道直通天桥,在步道上还增设了电话亭、座椅、步行道灯。此外,沿街黄金地带扩出了15公顷的绿地面积。
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长安街的天空。几十年前举目望天,视线中总有一张躲不过去的网,那是横七竖八的电线编织起来的。这一次,沿线马路两侧的架空电信明线全部埋入地下。电杆、架空线逐渐消失之后,长安街天际线清晰可见。
2002年,新一轮的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研究规划开始,也是在这一年的规划报告中,长安街第一次以“神州第一街”的名字出现了。
如今,长安街的建设仍在继续。
进入21世纪,“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这一概念正式出现在了城市总体规划中。
“过去几十年间,总规对长安街的要求重点聚焦于二环内的传统长安街,但在2005版总规中,已经开始在市域的总体架构下强化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统领作用了。”林宛婷指出,针对长安街的规划研究更加广域、综合,从一条线变成了一条带。
“规划以中部的历史文化区和中央办公区为核心,在东部建设中央商务区,在西部建设综合文化娱乐区,完善长安街轴线的文化职能。”这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展望。
而在最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向西延伸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山脉,向东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运河、潮白河水系。”首都发展的空间架构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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