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的地方财政,终于迎来一波天降甘霖。
七月的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8月1日,财政部再次明确,要“分品目分步骤稳妥实施消费税改革”。
这意味着,由1994年分税改革定下的央地财政关系,历经三十年风云终于迎来了重大调整,改革呼声响彻多年的“消费税”,脚步声渐近。
14亿中国人,都将目睹其加速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
“每一个国家的财政史,都是惊心动魄的”,大国税改拉开序幕,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一
消费税改革,迫在眉睫。
2024年,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土地财政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87051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41.47%;但这是它最后的辉煌。
接下来的两年,近半壁江山的卖地收入终于崩了,同比锐减33%后留下的,是近三万亿级的财政缺口。
凭空消失的“三万亿”,带来什么影响?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非税收入高达2.18万亿,同比上涨11.7%;
水、燃气等依赖财政补贴的公共事业,涨声一片;
多地频频传出“过紧日子”的风声,纷纷砸碎铁饭碗,河南精简30%的事业编,海南文昌清理大专以下编外人员,山西、陕西等地人口小镇加速合并,大量精简编制……
不难发现,一味“节流”,并非长久之计。只有同时“开源”,即扩充税源,重新充实地方的“钱袋子”,才能解决问题。在这方面,高层《决定》做出了明确部署:
“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推进中国四大税收之一的消费税改革,影响范围极广,且意义重大。
三十年来,四大税种中,只有消费税全部在中央手里。
2023年,消费税占整体税收比重的8.9%,超过个人所得税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全年为中央政府提供1.6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
如今中央终于松手,这笔超万亿的庞大税款,就算假设只划分50%给地方,都将是雪中送炭。
但是,它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税改是宏观调控的工具,牵一发动全身,对举国上下的施政都有着引导作用。
94年的那场分税改革,虽然为如今地方财政的寒冬埋下伏笔,但同样也造就了这三十年一路腾飞的城镇化水平,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那场税改下放事权、上收财权,二者的不匹配使多地入不敷出,维持运转,需仰赖中央财政的支付转移。
于是,当98年房地产市场化的号角吹响,囊中羞涩的地方政府立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拓了新的搞钱路线,以“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纷纷兴起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
只是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它推高了中国地价与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挤压消费,让“消费型社会”迟迟不能到来;且疫后房地产一蹶不振,同样让土地财政迎来衰败。
一个时代落幕,即将再度由“税改”开启的,会不会是“消费型社会”的重新崛起?
并非没有可能。
二
当收入动力,从“卖地”转向“促消费”,我们或许真的会迎来一个“消费财政”的新时代。
当前,我们的消费税大多在生产环节征收,比如烟草生产大省云南、湖南和湖北,以及白酒生产大省贵州,只需要负责生产,就能坐拥大笔消费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光是一个贵州茅台,2021年就为贵州贡献了120亿的消费税。
但改革后,缴税主体将会从本地的厂商变成散落在各地的零售商,受益者也从生产大省变为消费大省。
光大证券采用2023年消费税基数测算发现,假定烟酒等消费税,央地各分成50%,成品油为央地八二分,小汽车由地方100%分成,预计地方税收增加超过7000亿元,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约6个百分点。
虽然还不能完全补足“土地财政”的缺口,但这笔收入也相当可观,能够激发地方刺激消费的动力。
可以说,未来消费税后移到消费环节,并下划到地方后,在地方政府锦标赛中,各地民众的消费力将与收入大大挂钩。
这同样也是上面推进消费税改革的长期考虑——推进“生产性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毕竟,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骑绝尘,光是6月出口增长就高达8.6%。但消费和投资则相对疲软。
当产能持续增加,我们需要做的,是同步提振内需,而非押注外需。
唯一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是,当地方增收的愿望和宏观政策同向,当年以多大热情卖地,现在或许也会以多大热情搞消费,以至于动作难免“走样”。
不妨回忆一下,当年为了卖地,地方都使出了怎么样的洪荒之力?——
疯狂大建高铁,城市建设“摊大饼”,以至于炮制出不少荒废的新城;
让公务员下乡做“地毯式摸排”,完成卖房的任务指标;
安排城投公司参与拍地,不惜自我抬价,完成左手倒右手的“骚操作”;
……
为了提振内需,我们的工具箱也逐渐丰富了起来。
3月,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部署开展了汽车、家电、家装厨卫三类换新。
4月底,商务部印发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和要求。
而据发改委介绍,今年拟制定、修订的129项国家标准已全部立项,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正在进一步完善。
当标准发生改变,或将再拉动一波“以旧换新”大潮。除此之外,“砸钱”也是一个常见操作。
7月24日,财务部印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措施》,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投入到“以旧换新”的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7月24日的“加力”,对汽车的补贴标准大幅提高。
相对于4月的《汽车补贴细则》,这次的补贴标准由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1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补7000元,分别提高至2万元和1.5万元,都翻了一倍。
而汽车,也是消费税征收范围内的商品,在超万亿消费税中占比为7%。
此外,消费税的绝对大头“烟草”,占比超40%,这也是预计将最快实现消费税改革的品类。
具体来看,一包烟的税收中,65%为消费税,24%为增值税,10%为附加税,1%为烟叶税。
以上海为例,今年前四月,这个经济大市的烟草制品业,就为本地规上工业税金提供了425亿,占比接近6成。
这头“税金奶牛”,也是每个地方都虎视眈眈的。
中央下划消费税,实际上是给地方的出路;地方比中央更加灵活,办法更多。
在消费税诱惑加持下,地方未来为了拉动消费,将拿出怎样的大招?这里头,想象空间不小。
三
“消费财政”时代,哪些地方最受益?对于个人而言,又有哪些影响?
一个基本的推测是,人口大省和拥有庞大市场的经济大省,应该最能消费,也最可能从中受益。
据银河证券,消费税征收后移并按50%下划给地方后,各地政府增收前五名,将会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四川。
未来,强者恒强的城市格局,会进一步固化,这些地方可能形成正向循环,越生产,越富裕,越富裕,越消费……
而一直以来“重生产、轻消费”的入税消费品生产大省,会在消费税后移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弱化税源权重,比如云南、贵州。
至于对普通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以其他国家的消费税改革作为参考。
以资源匮乏的日本为例,其从80年代开征的消费税税目繁多,征收范围大、环节多,影响着全社会几乎所有消费行为,造成漫长的消费萎靡。
而不断拓宽征收面的消费税,也成了今天日本的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占比从1990年的7.9%上升到了2023年的32.5%。
不仅如此,消费税也成了日本可以用来“应对少子化的财源”,被多次盯上。
中国消费者,会迎来类似的境地吗?
至少短期内不会。我国入税的15类消费品,要么是会造成一定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要么是普通人消费不起的。
事实上,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的后移,最可能优先推进的,是奢侈品和高档服务,这首先影响的将是少部分的“富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与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消费税的功能,都在由“调节消费”向“增收”倾斜。
更直白地说,消费税的新一轮改革,其要义就是填补地方财政。
不过,“消费财政”的本质,是“人头税”,是要求地方更重视人,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占优势。
人们用脚投票的时代,也已经到来,服务做得越好的地方,未来会迈入光明的向上时代;而部分曾经抱着垄断性产业,坐等消费税进账的地方,再不改变就会出局。
可以预见的是,地方政府竞争的kpi重心,会从产业走向人,把人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还没有评论,快来发表第一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