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说《逆行人生》与徐峥

人到中年，不由分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最怕的是失去工作——房子的贷款、孩子的学业、需照顾的父母，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到迫不得已，中年人不会选择外卖、快递、网约车这再就业“三宝”，因为这“铁人三项”看似门槛不高，对身体的消耗却很大。

但中年人的人生往往由不得自己，苦不能说，累不能歇，痛不能言，得照顾好依靠着自己的人。

国产电影，试图呈现中年人现实窘境与人生困顿的导演不多。徐峥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但这次他致力于呈现的现实一面，却因海报上大笑的主创、疑似消费苦难的用心等陷入了巨大争议。

对此，徐峥说：“现在做电影我觉得好难，因为拍一部电影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如果没看电影直接喷，这样对一部电影来说不太公平。”

现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我觉得可以“公平”地说说这部电影和徐峥了。

海报上的笑

笑错了吗

请看第一张电影海报。

前景的十名主演，目视前方，纵情大笑；后景的九名群演，默然忙碌，连表情都模糊不清。

“前景代表的是资本的狂笑，后者则是努力却不被看见的我们”——类似这样的论调很多，在电影未映之前，就好像已经盖棺定论了——这是一部“诈骗”电影，富人打着穷人的名号，赚穷人的钱。

但实际上呢，这个笑得分两截来看。

影片前半截，中年大厂程序员组长高志垒，年薪四五十万，却突遭裁员，房贷、父亲病症、女儿上学，似“三座大山”压到他的肩上。生活大厦将倾之际，他迫不得已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新手上路，左支右绌，仿佛所有人都在跟他作对。因低血糖倒在路上，幸得路人帮助，才缓过来。但外卖系统提示他，要尽快验证骑手的笑脸。他对着手机，扭捏面容，笑来笑去，结果验证失败，封号三天。全勤奖、骑手等级、三天薪酬等都会受影响，可谓雪上加霜。

除了高志垒，其他骑手的笑脸也多被镜头记录。这些人的笑脸最终汇聚成海报里的样子。不得以而笑，实则只是苦笑。

到了后半截，对骑手流程越来越熟悉的高志垒，伙同一众伙伴，积极上路，压力卸去，生活之舟再度并入向前奔流的千帆之中，病树前头的万木，逢春盛放。此时的笑，何尝不是尼采所谓的“在自己身上，克服整个时代”的快感。

以此而论，海报上的笑，无论是反讽还是励志，都是贴近影片内容的设计。

更何况，六年前同样由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的主海报，也是五名主演大笑。彼时怎么不见有人发出类似的嘲讽？

除了“大笑海报”，《逆行人生》还有别的海报。

请看第二张海报，家庭的至暗时刻，高志垒挖起一勺蛋糕，烛火下的辛芷蕾意味深长地看着丈夫。

高志垒本是典型的大城市中产家庭的代表。被裁之后，他投简历千份，囿于年龄，无人招收。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摔出重症，大小便失禁；女儿上学问题，成了未知；以及月月催逼的房贷，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准备引爆。

暗夜之中，唯有这一点烛光照见希望，一旦熄灭，又将如何？或许这是风雨飘摇的中年境遇的极端书写；但谁不曾忧惧这些也可能降临到你我头上的难关？

最后再看第三张海报，一群外卖骑手，不哭不笑，只是仰头望天，似迷茫，又似质问。

这“天”是什么？

或许是那个看不见、莫不这，但又时时刻刻将这所有人置于其控制之中的“系统”，在那篇传播甚广的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中，这个由平台依靠算法构建起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系统”，驱使着卷入其中的每个个体不得不越来越快地奔跑，无法停歇，直到跑不动为止：影片中高志垒的被裁就是因为公司的算法，做骑手后遭遇的多重困境也与外卖系统的算法有关。

系统之上，或许还有另一重“天”——人生的无常。就像“老抠”的女儿，凭什么就得了白血病？刘美含饰演的单亲妈妈，何以要在风雨里，带着小女儿跑单？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与算法无关，只是命运随意掷下的骰子，宣告你本阶段的人生之点数，略低于旁人而已。

人，又能奈命运如何？“天问”可以给出一些解释，但没有确凿的答案。

或许三张海报合起来看，才是完整的《逆行人生》。

书写苦难是否就是消费苦难

除了海报，还有一句杀伤力更大的“判词”——这是一部“穷人花钱到电影院，看富人怎么演穷人”的电影。

这样的诛心之论一出，立时将影片置于百口莫辩之地。

但理性来看，《我不是药神》何尝不是一群富人在演病人？《长江七号》里的搬砖工难道不是由周星驰演的？可见这个逻辑，不值一驳。关键是，类似言论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判断——这是一部消费苦难的电影。

所谓消费苦难，即是以苦难为叙事、传播、盈利的手段，本质上就是俯视苦难，肯定苦难，认可苦难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

《逆行人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被视为“苦难叙事”：创作者将外卖骑手群体中，最具代表性和极端化的苦难，重点拎出来，摊派到不同角色上，共同完成对苦难的书写。

高志垒成为骑手后，如何处理与餐馆、保安、学校、迷宫似的小区、电瓶车电量、红灯、蛮狠客户、前同事、家人、时间分配、系统算法乃至个人尊严的关系，都是他必须面对的或大或小的坎。曾是体面的、坚不可摧的中产人士，而今却是寸步难行的“垃圾骑手”。

在他身上，苦难被具象成了日常的点点滴滴，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令银幕之外许多有相似境遇的人心有戚戚焉。

在外卖骑手团中，还有几个重点突出的苦难角色。

“老抠”，得名于过分地抠抠搜搜，夸张到要用胶带缠裹破损的电动车和贴身衣服，厚着脸皮到处蹭饭的地步。着急跑单，出了车祸，脑袋险些被卡车碾过。爬起来后，第一时间想的是他的订单要超时了。全家住在破烂的似杂货间的棚屋。他之所以这么拼命，是因为有着比高志垒更为沉痛的难言之隐——白血病女儿做手术需要钱。

“大黑”,皮肤黑，跑得快，熟记各条道路的捷径，送单如打战，不近人情，常年霸榜“单王”，一度因为他的效率太高，致使其他同事心生不满，终于大打出手。他之所以拼命，是因为多年前，他曾将一个订单转给另一名年轻骑手，而那个骑手出车祸，一条腿没了。他揽下责任，跑单还手术费。

再有单亲妈妈仇晓敏，六十来岁大爷，攒钱娶媳妇的年轻人大山，以及那些忙进忙出人群中显露笑脸、街道上风驰电掣、小区里来回奔忙的无名骑手们，哪一个不是背负着自身的某种苦难在前行呢？

他们的境遇皆为苦难的一种。

这种对于苦难的“典型化”呈现，手法上是否高明，是否有“特稿化”的倾向，观众的评价自然见仁见智。但至少影片从未将这些苦难兑换成超过其代价的回报。比如，没有让单亲妈妈收获爱情，没有让老抠搬出破烂棚屋，没有让老黑从债务和愧疚中解脱，没有让高志垒守住中产，他最终卖了房子，女儿放弃国际学校……

在苦难面前，他们有能够抵抗的部分，更多的只是在苦难的阴影下，继续自己的生活。

影片里的苦难从未被抹除，被消解，被兑换成相应的利益，只是逐一袒露出它无奈又唏嘘的一面。

让被忽视和漠视的苦难能够被“看见”，这正是我们期冀文艺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应该去承担的责任之一。一句“消费困难”便否定其价值，未免过于苛责。

徐峥的问题在哪儿

电影有几个细节，看似无意，实则大有深意。

第一个，贾冰饰演的骑手站站长，鼓励骑手勇敢突破小区保安；他曾经做小区保安队长时，对保安说的话却是，如何阻拦骑手闯入。

第二个，老黑因效率太高，被其他骑手指责，说他动作太快，让系统误以为每个骑手都应当如此，故而可能克扣众人的配送时长。他的“卷”，被斥为自私，被同事打得头破血流。

第三个，客户填错地址耽误骑手时间，面对骑手的抱怨，反过来指责骑手，并以差评为要挟，强令骑手道歉。得逞后，还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奸恶面相。

以上种种，都是在将外卖骑手遭遇的困境，悄然间转移到了与骑手平行的基层，仿佛悲剧之肇因，矛盾之根源，都是那些蛮横的客户、彪悍的保安、复杂的路况造成的，令影片的深刻程度，不及一篇“骑手”特稿。

就徐峥而言，比起《我不是药神》的追问与展示，《逆行人生》在对现实议题的表现和反思上，矮了一截。

如果说影片前半段，影片通过对“苦难”的书写，抛出了“天问”，到了后半段，当高志垒进入骑手的正轨，开始对抗所谓的苦难时，个体的努力被强化，被置于焦点之中，仿佛只要你够拼，就能够与命运周旋，战胜苦难。

这种叙事背后，或许是徐峥作为创作者的妥协：他看到了问题，但最后又选择了回避问题，转而给出了一个看起来最四平八稳的解题思路。这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遗憾，毕竟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不易，也唯其不易，我们更希望能尽最大可能，不辜负现实题材所蕴含的力量，至少不要削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