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贤：惊鸿一瞥邂逅了南宋太庙

紫阳山下旧相识

1994年的秋天，伴着满城的桂花香，时任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所长姚桂芳带领我们来到了杭州卷烟厂。这里原本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旧城改建项目，由于我们的到来，开启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项目——南宋临安城“三省六部”遗址考古发掘。根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三省六部”位于临安城南部，皇宫大内之北。这次发掘面积较大，经历了一个严冬的奋战，直到1995年的春天，我们的发掘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进入阶段性收尾。

1995年4月初，恰逢微雨纷纷的清明时节。“三省六部”遗址工地当时一般是8点半开工，但当天因为下雨，考古队员和参加挖掘的农民工都没到工地，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工作，闲来无事，便到处走走。沿着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旁湿漉漉的山道，向紫阳山上缓缓而行，想象着千年前徜徉在临安城中这条山路上时，那些南宋士大夫们的家国之心。

南宋时，紫阳山因紧邻太庙，被划为禁山，宋代的寻常百姓被禁止踏足此处。雨后山间的空气格外清新，到处都弥漫着清爽的气息，轻柔的微风带来了丝丝的凉意，让人心旷神怡。不一会儿，我就爬到了紫阳山上的江湖汇观亭，越过层层繁树的掩映，向东往紫阳山脚下俯瞰。山脚下，一大片旧城改造的拆迁工地，正在清晨炊烟袅袅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看着那片拆迁工地，我愣住了，开始在记忆中的地图里飞速搜索相关信息。突然，一个想法闪电般划过脑海：“这应该是太庙巷的位置！”我猛然惊觉，再无心散步，立刻沿着江湖汇观亭的山道，一路小跑下去，飞奔到了那片老房子前，果然是太庙巷！老房子的墙上写满了画圈的“拆”字。雨后初晴，农民工们已经开工了，此时正叮叮当当地拆房子。我身处一片瓦砾中，看着周边的断壁残垣，心想：呵，这拆建的规模还不小呢。

我加快脚步赶回单位后，立即向姚所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时杭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工地众多，而考古所人力有限，当时精力大多集中在挖掘已发现的重要的遗址项目上。姚所长一时间无将可派，只能让我一人先打探太庙巷拆迁归属哪家单位，尝试联系他们，看能不能说服他们，先进行考古挖掘。如今要进行拆迁，开工前需要走许多手续，文物部门审批也是一道重要流程，但那时不同于现在，建设规划部门可以直接审批，不需要经过文物部门，因此我们要进行发掘工作，还要主动去沟通。

我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一番辗转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负责太庙巷地区拆建工作的单位——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时任公司计划经营处处长严胜雄正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他热情接待了我，让我非常庆幸的是，他对杭州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我急切地向严处长讲明了来意，又详细介绍了南宋太庙的历史以及太庙对于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下了苦功夫。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初出茅庐，在考古工作方面经验、阅历不足，却也正因为年纪轻，斗志昂扬，对什么工作都有着用不完的干劲和不惧困难、不怕吃苦的闯劲。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公关工作。为了更好地说服严处长，在来商榷前，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和资料室，翻阅了大量杭州古今地图和相关的文史典籍，废寝忘食地做足了功课，想要向对方多角度证明此处便是南宋太庙的旧址，一旦重现于世，此地的考古文化价值难以估量。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一番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正是有了这些准备，我和严处长的初次见面才那么顺利。

之后，我又带着厚重的材料和满脑子的论证，再次来到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与严处长进行第二次交流。严处长一直在认真地听我讲述，时不时地提问，鼓励我畅所欲言。我兴奋地将关于南宋太庙的所见所知倾囊而出。严处长了解了这些情况，认为南宋太庙遗址确实很重要，公司确实应该支持这项考古发掘，但他也提出，由于公司的总经理公派出国了，而暂停工程、支持考古发掘项目是大事，需详细汇报，他建议我少安毋躁，耐心等待一段时日。太庙巷的房屋拆迁才开始，掐指一算，时间还来得及，我按捺住心中的急切，同意了严处长的建议。

半个月后，总经理终于回国了，严处长很快通知了我，我立刻再次前去沟通。总经理对太庙遗址挖掘非常感兴趣，明确表态支持这项重要的考古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和我交谈，反复表示：“我们杭州的历史文化应该多挖掘、多保护，千万不要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除了谈太庙遗址事宜，他还希望我有空多来公司，给干部员工们讲讲杭州历史，多宣传普及杭州的文化，这对杭州未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及地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访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后，我们考古所与公司计划经营处终于达成协议：在房屋拆迁后、住宅区打桩前，先进行考古发掘。当时双方一拍即合，简单直接地解决问题，重点是尽可能多挖掘、多整理有关南宋太庙的资料，甚至都未考虑是否会影响此地旧城改造工程的顺利进行。虽然签了协议，但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考古发掘的经费要由建设单位承担，即此次考古发掘费用应该由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承担。为了表示对杭州历史文化发展的支持，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很爽快地一次性拨付了20万元，作为太庙遗址考古发掘的经费。在当时，这笔资金对我们考古人来说是巨款了，可见他们对杭州文化事业的鼎力相助。这非常令人感动。

被小看了的太庙遗址

4月中旬开始，经过双方多次磋商，敲定了太庙遗址发掘的具体方案，准备展开各项工作。与此同时，在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的配合下，地面上的旧房拆迁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加速进行，一切在预期中展开。

出乎意料的是，5月1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党组织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担任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并任法人代表。这样一来，太庙遗址的考古挖掘就成了我任所领导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于是我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项目工作中，积极推进各项准备措施，人力、资金、设备，各单位协调调配，万事俱备，只欠平整场地这一“东风”。5月20日，太庙遗址考古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具备了考古发掘的条件，我们考古队正式进驻，开始了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

南宋一朝，苦难重重，举步维艰，定都一事，匆匆忙忙而一波三折，从汴京逃到应天府，各种迫不得已，又一路撤退，到扬州、平江、临安。

当南宋建炎三年宋高宗一行到达杭州后，本想开始着手恢复各种制度，然而金兵又来了，宋高宗只得再次仓皇南逃，经越州、明州、昌国、温州、台州。在风暴肆虐的海上，君臣们呛足了海水，直到金兵撤了，宋高宗才小心翼翼回到越州，为了漕运便利，又于绍兴五年重返临安。金兵兵锋稍弱，南宋终于喘了口气，后于绍兴八年将临安定为行在。

太庙是在定都临安前的绍兴四年建造的，太庙的修建又比较匆忙，且北宋、南宋的皇帝加起来也就18位，数量不多，我们由此推断，南宋太庙的规模应该不会很大。

1995年5月20日，我们从靠近紫阳山脚的太庙巷拐角处，正式开始了南宋太庙项目的考古发掘。刚开始天气还不是很热，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盛夏之后，杭州变得非常热。40摄氏度的高温下，工地被清得光秃秃的，连棵遮阳树都没留下，真是干干净净、一览无余。这种天气下，连环卫工人为了防止中暑，都选择清晨和黄昏时集中工作，而我们必须赶时间、抢进度，顶着炎夏的大太阳，在“烧烤”模式中进行发掘工作，连衣服都破了好几套、鞋子都破了好几双。

但进展并不那么顺利，发掘的第一、第二条探沟都只是聚满泥沙的大池塘，连块有价值的砖瓦都没能看到，我们难免失望。挖掘整整持续了两个月，依旧“一无所获”。但考古发掘就是这般悲喜交加的过程，每个考古人都经历过如此坎坷的心路，不因徒劳无功而轻言放弃，也是考古人的职业素养之一。我们依旧在炎热和失望中咬牙坚守阵地，昼夜奋战，直到7月下旬，太庙东围墙的墙基终于露头，大家的精神随之一振。

对我们考古者而言，虽说挖到了夯土台基也是收获，但只有挖到太庙的墙，才能算是遗址发掘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根据《京城图》《皇城图》的记录，我相信一定能挖到围墙。我们乘胜追击，继续一路加快开掘，终于在8月下旬挖到了太庙的东围墙。今天人们在太庙公园看到的那块城墙碑，便是仿照这段东围墙做的纪念碑。直到这一刻，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满是泥灰和汗渍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般的胜利微笑。

杭州四周环山，潮湿多雨，市内湖泊水体星罗棋布，在地下勾连通达，因此地下水位很高。止水是考古工作的重要流程之一，此前的挖掘基本上都是在泥水中施工，待我们用抽水机将遗址发掘处的水抽出来后，东围墙的面貌才逐渐清晰地显露，这是我们与南宋太庙相逢的第一面。

太庙东围墙呈南北走向，墙宽1.7米，保存情况最好的地方残高有1.7米，全部用条石错缝叠砌而成。宽1.7米的墙，墙头可以跑一辆三轮车了，走人更是绰绰有余。围墙墙面规整，做工讲究，考古队发掘了约90米长还未见转角，说明原墙更长。围墙内侧用长方形的青砖平铺成凹槽，以作散水，保护墙基不受雨水侵蚀。围墙外侧用宋代特有的“香糕砖”铺砌的地面，与南宋皇城前的御街相衔接。“香糕砖”是宋代最有特色、临安城最常见的砖头，经考古发掘出的南宋时期的道路几乎都有“香糕砖”的身影，它比现代砖细长且沉重，更加结实稳固，通常用来砌墙、铺街或造墓，比如南宋御街便是用石板和“香糕砖”铺砌而成。

东围墙这一成果令我们酷暑下3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尽可能多地快速向围墙的两端做延伸性发掘，9月底，我们终于找到了太庙的东门。

太庙的东大门在东围墙的正中，宽约4.8米，门座底部用长方砖竖砌成基础及门槛基槽。门外侧并立两个石砧，门内有一条与门等宽的砖砌大道，向西直通太庙的主建筑，延伸到紫阳山。在太庙右侧出现了地下的排水系统，下水道穿墙而过向东通向御街。在围墙北端的外侧，有方形的石砌基础，我们推测，这里原本应是放置石狮的基石，只可惜基石上的雕塑已经不见了，而且若左右呼应，那么应是一对。围墙的南端有一个用黄土夯筑的大型台基，高约0.5米。在发掘时，又出土了多块长方形的砖块，上有模压铭文，文字为“官”“上二”“平一”等，说明这些砖块不是来自民间，而是由官府、衙署督造的官窑砖。

首次初步发掘的太庙遗址局限于太庙的东门口，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其中包括一段约90米长的东围墙、东大门以及部分靠近东门的偏殿遗址。然而这仅是太庙的东侧一角，从这一发掘成果可以推断，南宋太庙的规模大大超出我们的最初设想，遗址不仅相当宏大，而且内部结构完善，保存程度也较好，如果能继续挖掘下去，不难想象会有怎么样的巨大收获。

5个多月的努力与付出，我们经过了数百次日升月落，时常不眠不休，汗水默默挥洒在考古工地的每一寸探方上，最终出土的成果令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非常欣喜。

在发掘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首次太庙遗址发掘到了最后一个月时，由于前期未预计到会有如此规模，经费显然捉襟见肘，为了能完成初步勘察，我们只好再次向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寻求支持，不仅汇报了目前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遗址规模远超初期预想的情况，也表明太庙考古项目所处的困境。公司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再次欣然慷慨出资10万元，支持我们继续探索，让我们一定要把本次考古发掘完成。

开发商也不是没有过顾虑，他们担心南宋太庙遗址如此重要，发掘得又那么完好，考古项目若继续进行下去，会不会使原本的住宅建造方案搁浅，毕竟这次规划新建的紫阳小区，是老城居民们的期待，同时也涉及老工厂的改建，这都是事关民生的大事，两相权衡，手心手背都是肉，极难取舍。

鉴于以往的考古工作经验，我倒是非常乐观，拍着胸脯“打包票”：“杭州至今没有考古发掘出来后不能建造房子的先例，就是全国也几乎没有过这种案例，而且对我们考古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考古发掘相关材料的整理和保存，这一工作完成后，土地肯定要交还给你们的。”开发商方面有很多人是学建筑出身的，由于暂时不能开展住宅建设工程，便常到考古工地来观摩。看到从深深的探沟中挖出来的“香糕砖”、古石柱、古石板以及砖面上的铭文，他们惊叹不已，连连称赞道：“太庙遗址发掘出来的东西确实好，真是太难得了，应该要加以保护。”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追加出资了10万元，才使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下去，继续前进了一步，否则后续太庙东门遗址的发掘也无法进行得那么顺利。太庙遗址项目告一段落后，为表彰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为杭州的文化事业大局做出的牺牲，市政府将当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奖”颁给了他们，以感谢他们对杭州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左手文物保护，右手城市建设，选谁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市文保所均隶属于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在太庙发掘那段日子里，有一次去局里开会，我遇到了时任市文保所所长高念华，向他简单介绍了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并邀请他来太庙遗址参观指导工作。他听后很感兴趣，并表示有时间一定去看看，我当时还以为只是寒暄。

9月下旬，太庙遗址首次发掘接近尾声，我们差不多准备回填了，高所长竟真来了，同时还请来了浙江省文物局的文物保护专家杨新平先生，一起到太庙遗址处考察。二人在遗址处逐一查看，杨新平感叹不已：“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完好的遗迹现象，这么重要的遗址，一定要做齐、做全资料。”当天回去后，他考虑到马上要回填，事不宜迟，便立即向省文物局做了汇报。

当天下午，杨新平又陪同时任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文物处处长姚仲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等匆匆来到太庙遗址。陈文锦局长看了以后，略带诙谐地调侃我：“杜正贤，你挖出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报告？”我只好解释道：“最重要的太庙遗迹在8月下旬才刚刚发掘出来，我们正在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应对发掘，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汇报。”虽然这是一份稍稍迟来的关注，但毕竟可能会给发掘工作带来转机，我心中暗自欢喜。太庙遗址当然不可能只有东门，回填也是出于经费、人力以及与开发商的合同等多方因素考虑，迫不得已为之，作为考古人，我当然希望将“战斗”进行到底，如果可能的话，谁不想把太庙整个挖出来呢，只不过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考古水平不允许。

陈文锦局长看了太庙遗址，当然也明白整个太庙有多大规模，他认为这么重要的遗址，应该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因此，他当场便做出几点工作指示，包括发掘出来的太庙遗址处暂不得回填，要将相关的遗址资料做扎实、做详细。陈文锦局长回局里的第二天，便将太庙遗址考古发掘情况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

杭州紫阳山下发现南宋太庙遗址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震动京华，引起了整个考古界、文博圈和史学界的关注。国家文物局也非常重视。我清晰地记得，时值1995年的国庆节，当时还没有长假，只休息一天，10月2日，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组已抵达杭州，下了飞机便直奔南宋太庙遗址，迫不及待地进行实地视察，行动之迅速，令人赞叹！

这一国家级别的专家组，由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孟宪珉领队，成员包括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时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专家傅熹年教授和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研究室主任工程师王瑞珠研究员，阵容很强大，可以说都是当时国内业界的一流专家。其中，徐苹芳教授曾是南宋临安城考古队的首任队长，曾主持临安城考古项目，取得了丰硕、重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他是临安城考古的开拓者、引路人，因此对于杭州城，他有着一份特殊的深厚感情。

10月的杭州，暑气未退，专家们抵达后，完全不顾天气的炎热和旅途的劳顿，一门心思扑在了太庙遗址的勘察和研究上。他们边考察、边讨论，言语间难掩意外的惊喜，纷纷表示：“南宋太庙遗址的规模、气势如此壮观，建筑水平如此高，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杭州发现了南宋太庙，保存得比较完好，这在全国绝无仅有，足以弥补杭州作为六大古都之一，却缺少能够体现古都风貌的代表性古迹的缺憾了……”“应该对太庙遗址加以重点保护！”

勘察一番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从考古工地回到所里。我们拿出了几个月来辛苦整理和绘制的图文资料。专家们进行了严密的分析论证，并逐一讨论后，对我们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认为我们在太庙遗址发掘中的表现非常灵活变通，能够及时发现目标，迅速展开工作，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争取多方支持；而在经费不足、人手有限、工作环境艰苦的情况下，我还能扛住压力，耐得住艰苦，坚定不移地主持太庙遗址挖掘项目，并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发掘成果，真是不易。

南宋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虽然是我牵头并带队开展起来的，但我没有考古发掘领队资格证书，严格来说，我带领考古队开展这一项目是不合规制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古发掘领队资格制度刚刚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实施，当时，要取得这个证书是有很大难度的，必须参加国家文物局主办的领队培训班，经过严格的训练才可以拿到。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彼时还未有一人取得该证书，所以还要挂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们得知此事，讨论一番后做出了决定：“杜正贤是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法人代表，他能将南宋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到这种程度，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考古发掘领队资格，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可以做得很好，考古所行政工作和发掘工作繁忙，就不用再让他去考取领队资格证了，直接给他办理一个就行。”由此，现场特批我获得考古发掘领队资格。有了证，今后我就有资格带着一队人马，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迅速开展发掘工作，四处开花——这真是我在进行太庙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意外收获。

现场视察结束后，专家们又听取了省、市文物考古部门的工作报告，并就太庙遗址的进一步考古发掘、妥善保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们指出，杭州市要下大决心，加强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将整个太庙遗址全部发掘出来。太庙遗址考古发掘所需的资金可由国家文物局出资，如果人员不足，也可通过国家文物局从全国各省市考古所抽调。

西安、南京、洛阳、开封、北京、杭州，这中国的六大古都，均曾饱经战火。唯一留存下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太庙只有北京一处，占地面积13.9万平方米，那是明清时期留下的传世国宝。这次考古发现，堪称迄今为止我国经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太庙遗址，这次发现是中国城市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也是南宋临安城考古的里程碑！

杭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太庙遗址项目，曾多次组织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进行实地考察，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将考古发掘工作和历史遗迹的保存做到最好。但这就涉及了一个取舍问题，紫阳小区是当时旧城改造的重点地区，市政府下决心要给市民一个崭新的紫阳小区，更何况紫阳山地段的改造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时间，第一期工程范围内的680多户居民的动迁、拆房和“三通一平”等工作，前期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对紫阳山地区的旧城改造喊停，不仅经济损失巨大，对杭州城市的发展来说，代价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一手是文物保护，过期不候，一手是城市建设，承载着民众的期待和杭城的未来，两方的天平砝码都重过千钧，实在难以平衡，太庙遗址发掘项目是个大难题，使杭州市委、市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恰在此时，孟宪珉处长将关强调到了杭州，让他专程来支援南宋太庙考古项目。关强是我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同学，现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在当时也是国家文物局的业务骨干。

就这样，关强、徐新民和我分别作为三家单位的代表，日日聚在一起，交流太庙考古挖掘和保护方案。我们仨经常激烈争论至深夜，三人各执己见，但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杭州地下水位过高，要将整个太庙遗址发掘出来再做整体保护，这个方案操作难度太大。关强认为，太庙事关重大，即使不整个发掘出来，也需对这块地方做“全保”。而当年的我一心只搞考古探索，哪里顾得上“全保”，心中只有作为考古者的信念，想着只要将考古做完，把资料取全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在内部讨论的同时，不断与杭州市政府沟通。如此持续了20多天，我们忽然收到杭州市政府的通知。令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是，在权衡多方的利害得失后，杭州市政府做出决定：停止开发建设紫阳小区，拆迁居民易地安置，补偿建设单位，太庙遗址的发掘也暂时告一段落，紫阳山地块等今后技术条件具备时，再分阶段进行考古发掘。

得到这一消息，关强、徐新民和我三人如释重负。顺利完成任务，关强也启程回京。第二天，考古所整理现场，准备收工，大家心中既轻松愉悦又志得意满，连续40多天高强度的工作后，我们终于可以卸下压力，暂时放松一下了。

夕阳西下，我们幕天席地，就在工地上开起了“夜宴”。这工地上的简陋一餐，虽无好菜却有酒，更主要的是，我们有喜悦的心情下酒。我原本酒量甚浅，可在工地温暖的灯火中，在同行战友的欢笑声中，我满足而放松，逐渐放飞了自我，迷失在欢乐中。我虽然只能喝一杯，却饮了三杯。喜悦令我不能自持，只想永远沉浸在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中，伙伴们见我喝高了，试图劝阻，而此时的我举杯邀了明月，正在步上九霄，没有任何人能夺下我的酒杯。酒精给了我快乐，也带来了痛苦，我被猛烈的头痛和呕吐所唤醒，陷入了黑暗深渊。急促的脚步声和人们焦急的呼喊声逐渐靠近，我被疾风般的急救车声音推入了匆忙的行列。我的意识渐渐模糊，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

第二天一早，尽管我依旧头疼欲裂，却没有继续在医院挂号，而是继续去工地挂号。那片古老又神奇的土地，对我有着致命的诱惑，激发着我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在杭州，太庙遗址的发掘开了基建前进行考古前置工作的先河。鉴于前期因紫阳山建设工程半途而废造成的巨大损失，市政府也进行了政策调整，几乎是同时下达文件，规定今后凡是杭州老城区进行改造，在做基建专案之前，必须先征得文物部门的批准同意，一旦发现重大遗址，保护遗址比城市建设更重要。随着一代代考古人的努力，支持考古勘探发掘的政策越来越完善。曾经我们需要与开发建设单位商讨，努力争取才能进行考古发掘，而现在根据国家规定，超过5万平方米的基建项目需要进行考古前置。从2024年7月1日起，浙江省范围内所有的基建项目都要实现考古前置，要“先考古、后出让”，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地产原则上不予收储入库或出让。这样的变化让考古人深感欣慰。

杭州市政府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为重，不惜花费上亿元的拆迁投入，毅然决定停建紫阳小区，对地下15000平方米的太庙遗址进行永久性保护。这是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大举措、大手笔，国内尚无先例！太庙遗址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正因如此，南宋太庙遗址入选了“199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发现被杭州市委、市政府列为当年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

南宋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由我带队进行，这是我全程负责并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经过这个项目，我认识到，我们不仅是考古工作者，更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和传承者。同时，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多方关注，甚至促使政府对考古工作的相关政策都做出了改变，显示了政府对于考古工作和历史文化的重视程度。南宋太庙遗址这一里程碑式的考古发掘，从此为杭州的考古工作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历史文化名城，却一直以来缺少这段历史的代表性古迹，太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充分体现了杭州的宋代风韵。今天，在杭州的紫阳山下，一座南宋太庙遗址公园坦然坐落，这便是当年杭州市政府在太庙遗址上修建的文化保护性公园。太庙遗址公园绿意盎然、古朴幽静，一段仿古城墙砖石碑，似乎诉说着千年前南宋都城的繁华与盛衰。而今，在公园广场上，繁华依旧，太平盛世重现。这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太庙公园早已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工作之余，我偶尔路过遗址公园附近，总会走进去转一转，每每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源于我的考古生涯，也源于我文保人和博物馆历史文化的传播者的身份！

多灾多难宋太庙

太庙是皇帝祭祀先帝的宗庙，是中国人朴素的祖先崇拜最高阶的体现。中国历史上有三大传统信仰：祖宗、良心、老天爷。历代皇帝对老天爷的信仰，体现在封禅泰山和社稷坛的春秋祭祀上。“良心”沿袭于宋明理学，是从上到下的道德准则，讲求心中有杆天理秤，要“对得起良心”。至于祖先信仰，老百姓谁家还不过个清明节呢？每一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孝道，恭恭敬敬地祭祖，获得祖先神灵的庇佑，才能稳固政权，葆基业长青。

自周至明清，历朝历代皆有太庙。按周制，太庙位于宫门前左侧，每庙一主。西汉初、中期，帝王宗室在都城立庙，各郡在地方也相继立庙，开启了宗庙遍地之风，直到汉元帝时才罢弃。自魏、晋开始，皇帝逐渐多起来，新的祖宗要住进去，旧的祖宗又不能搬出来，若依旧是每庙一主，场地明显不够用，于是“每庙一主”变为“多室多主”，不得不委屈祖宗们合住。从此，一座太庙中分为若干室，每室供奉一位祖先。也是自曹魏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功臣配享于帝王庙堂的制度，明清也沿袭此制，因此在北京太庙里，不仅能看到清代历代皇帝的神主牌位，也有福康安、傅恒、多铎、多尔衮等皇室功臣的牌位，还有张廷玉这位著名的汉臣的。

《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古代关于城市设计的简单论述，涉及主城的基本构造，城左是供奉祖宗的太庙，城右是供奉天地的社稷坛，可见，太庙和社稷坛在古代都城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著作，先秦时侧重以左为尊，可见太庙地位高于社稷坛，还是祖宗更重要。

今天的南宋太庙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山东麓，东临中山南路，北至大马弄北端、城隍牌楼巷这一条巷道，南有紫阳小学，中河隔中山南路与之相望。而在《咸淳临安志》的《皇城图》中，太庙背靠瑞石山，面朝御街，北临五府，南接三省六部，与大内遥遥相望。

靖康之变后，宋高宗仓皇南逃，却一直不忘带上祖宗们，这是他重建正统帝位的根基之一。南宋建炎元年九月，他便派遣徽猷阁待制孟忠厚护送太庙神主赴扬州。十月，宋高宗乘船南下。但祖宗们在扬州也没能安生几个月，随着宋军节节败退，扬州很快就受到袭扰。建炎三年春二月，“游骑至瓜洲，太常少卿季陵奉太庙神主行，金兵追之，失太祖神主。后朝廷以重堂求之”。

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一行避难温州，太庙神主牌位也寓于温州。宋高宗在温州落脚后，南宋流落在外的皇室成员也不断找到大部队，当然其间也有些人离世，所以又不断有神主祔入太庙，比如在绍兴元年八月，“祔昭慈献烈皇后神主于温州太庙”。之后，宋高宗离开温州，但神主仍然暂时奉安在温州太庙。宋高宗依旧按规制，定期派礼部官员前往举行祭礼，告慰祖宗。

南宋太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四年，宋王应麟《玉海》卷一《行在所》载：“绍兴四年，高宗在平江将还临安，始命有司建太庙。”南宋绍兴五年，太庙建成，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在瑞石山之左”。当年四月，权太常少卿张铢奉去温州迎神主回临安。五月二日，高宗亲驾太庙行款谒礼。

南宋绍兴七年，因宋高宗移跸建康，太庙神主迁往建康，而临安太庙改名为“圣祖殿”。南宋绍兴七年十二月，宋高宗觉得建康不安稳，又将太庙神主从建康运回临安，“圣祖殿”复名为“太庙”。真是大军未动，祖宗先撤。绍兴八年，宋高宗颁诏确定临安府为行在所，临安成为事实上的都城，临安府所建赵氏祖庙作为南宋太庙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宋氏王朝颠沛流离的逃难式迁都告一段落，祖宗们也终于可以安家落户，安享香火了。

南宋太庙虽然匆匆建立，使用频率却极高。自建成以来，太庙始终是朝廷进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遇到国家级别的婚丧嫁娶等一应大事，皇帝都会跑来向祖宗们汇报，其中尤其受到朝廷重视的是朝飨之礼。每年四孟和季冬都要举行隆重祭礼，保证一年五次与祖宗们的在天之灵沟通感情，即“五飨”。

频繁的祭礼和隆重的礼节使草创的太庙不敷所用，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每次祭祀总会增添大量昂贵的新物件，以博得老祖宗的欢心，庇佑宋室江山稳固、国泰民安。但长此以往，祭祀时所用的礼器越来越多，庙里又没仓库，根本放不下，愁坏了礼部的官员们。为此，南宋绍兴十六年首开扩建太庙的先例。《乾道临安志》记载：“十三年，礼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十六年，用给事中段拂请，厘正礼器，而室隘不可陈列。监察御史巫伋请增建庙宇，乃从西增六楹，通旧十三楹，每楹为一室，东西二楹为夹室。又增廊庑，作西神门、册宝殿、祭器屋、库屋。”据此，太庙规模得到显著扩大，由七楹增至十三楹，同时，又增建廊庑、西神门、册宝殿、祭器屋等，那些闲置的祭器和牒册才有了安身之所。当然，为了表示对祖宗们的孝心，供奉是不会停止的。库房即使扩建了，奈何器皿越来越多，只能继续扩建，而且皇帝代代相传，祖宗也越来越多，因而修缮之例一开，此后历代屡有增修，规模也越来越大，终于扩建到了今日所探察到的太庙规模。

虽然皇帝如此重视太庙，但毕竟无法避免同时代木质建筑的缺憾。南宋一朝，太庙曾多次遭遇雷击。《宋史》载：“十六年七月乙丑，大雷震太室斋殿东鸱吻……五年七月戊辰，雷雨震太室之鸱吻。”火灾对太庙木质建筑的损毁更是严重。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记载，南宋嘉泰四年三月丁卯，“其夜二更后，行在粮料院后八条巷内、右丞相府吏刘庆家失火，自太庙南墙外通衢延烧粮料院及右丞相府、尚书省、枢密院、制敕院、检正房、左右司谏院、尚书六部，惟存门下后省及工部侍郎厅……步帅李郁用心竭力扑救不得，烧至太庙，侂胄以重赏许诸军。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庙廊屋、祖宗神主、册、宝、法物皆移寓寿慈宫”。这场大火将南宋临安城内的许多官方建筑烧得一塌糊涂，但官方仅视作寻常，仅仅是“步帅”冲在救火前线，直至“烧至太庙”，宰相韩侂胄才急了，悬赏灭火，却已控制不住，只能将祖宗牌位抢救出来，太庙终究被烧了个精光。太庙修复后，南宋绍定四年九月，临安大火，再次殃及太庙。《宋史》中也有记载：“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统制徐仪、统领马振远坐救焚不力，贬削有差。”贾似道也曾于太庙救火，据说当时大内后院着火，有人报告贾似道，他不慌不忙微微一笑：“火烧到太庙再告诉我。”真烧到太庙时，他立即行动，为了加快速度，十分钟换一乘小轿，全力奔赴火灾前线。他亮出黑旗，言明救火不力者杀无赦，最终一名军官勇闯火场，砍断关键易燃物，控制住火势，保住了太庙，贾似道当场将这名底层军官连升十级。可见不只是皇帝，太庙在所有官员、士大夫心中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可能高于皇宫。

覆巢之下无完卵，南宋太庙作为南宋皇权的礼制建筑之一，是王朝兴衰的象征，它伴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而被废弃。南宋德祐二年，元军入城，元军西路统帅伯颜在临安府接受南宋降表之后，命部下籍没太庙祭祀礼器。“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太庙精美的国宝级金银器皿，让元军官员们垂涎欲滴，说是拿去祭祀蒙古人的天神，实质就是抢劫。被洗劫之后的南宋太庙空留一个躯壳，很快也被改作他用。

太庙遗址显现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它扭转了一个错误认知：宋代积贫积弱，南宋更加不堪。看到太庙遗址的残垣断壁，我们被深深震撼了，它显示了南宋的繁荣与富庶，那是中国中古社会的黄金时代，绝非人们眼中风雨飘摇、贫病交加的末世王朝。南宋看似只有半壁江山，偏安一隅，是蕞尔小国的样子，却有着高密度的人口，承袭着前代的文化和经济传统。宋金议和后的40年间，没有战争，南宋趁着和平时光，养精蓄锐，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百废俱兴，经济文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说不亚于繁华时期的北宋。正因为南宋如此富裕，才有国力造出如此壮观考究、规模宏大的太庙。而比之稍早些的德寿宫，因为南宋初步立足，尚未恢复元气，故修得略显寒酸。

太庙遗址的考古发现是杭州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自此以后，以太庙为坐标之一，南宋时期的其他遗迹区如雨后春笋，相继被我们勘察到，并陆续展现于世人面前，使临安城考古工作进入繁荣阶段。太庙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其深远的政治文化意义，因此受到了杭州市政府的重视，在太庙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古城墙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被妥善保护，它们经过精心修整后，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极大地强化了杭州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良好形象。在杭州市政府的悉心安排下，太庙遗址重新焕发光彩，更多人认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和重要性。南宋太庙蕴藏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往事，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在它面前，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了解南宋时期古都杭州的辉煌。每一块古砖、古瓦，都凝结着历史的记忆，让人们穿越时空，感受岁月的沉淀。

1998年，在原太庙遗址上，市政府建成一座融历史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南宋太庙遗址公园，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当年庄严肃穆的南宋太庙，连皇帝在这里都必须不苟言笑，今天却成了杭州城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之一。附近的小巷子里，居民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公园广场上，老人健身，青年打球，儿童骑着脚踏车嬉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都知道，脚下便是被保护起来的千年前的宋代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