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坍塌的“高智奇观”

暑期档已经过半，话题热度和票房均不及去年。2023年，陈思诚导演的《消失的她》在暑期档上映，狂揽28亿票房，陈思诚本人也因此被评价为“产品经理式导演”。此后包括《孤注一掷》在内的几部影片都表现出与《消失的她》类似的特点：从热度话题出发，靠单薄的纸片人物制造对立情绪。这种现象被套上去年流行的网络句式——“质疑陈思诚，理解陈思诚，成为陈思诚”成了一句苦涩的笑话和令人担忧的预言。

与上一次架空设置、口碑滑坡的《外太空的莫扎特》不同，今年陈思诚的新作《解密》改编自作家麦家的同名长篇小说，故事本应有扎实的文学基础。但从目前的票房和口碑上看，观众这次并不买账。在陈思诚看似突破自我，再次尝试新类型的背后，仍有很多熟悉的特征。

今天的影评把《解密》放置在传记电影的类型和“高智”题材中与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为什么这部电影无法吸引观众。

“陈思诚”作为一种现象

陈思诚在过去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建立起了巨大的“声名”。他的电影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两条路径：导演与监制。作为导演，他凭借《唐人街探案》系列成为中国首位总票房迈进100亿人民币大关的导演。作为监制，他炮制了近些年最具话题度与吸金能力的几部电影。他的作品自带有辨识度的美学气质、内容取向，甚至，某种看待世界的方法。

然而，无论身份变化，陈思诚的电影总是面临着撕裂的舆论境遇。电影艺术的卫道士们对陈思诚嗤之以鼻；渴望走成功捷径的电影创作者们则将其看作学习、模仿与攀附的对象。陈思诚的电影思维被称为“产品经理式导演”。

陈思诚的电影很难称得上好看，情节生硬，视听语言不加节制。相当数量的观众在看完一部陈思诚电影后都会叫苦不迭，但每当陈思诚又有新片上映，这些观众还是会再次走进影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在于陈思诚复杂又矛盾的形象。

陈思诚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导演，但他也并非一般的电影商人。在采访中，陈思诚常常声称“电影是自己的信仰”“连在跑步机上锻炼都会看电影”。显然，陈思诚没有仅仅将电影看作一种生计，他将自己视为一位造梦者，来自东方的“乔治·卢卡斯”。

通过观看陈思诚的电影，我们也会意识到他的“爱电影”言论并非完全出自宣发与商业算计的心理。陈思诚热衷于进行不同的类型尝试；在他的电影中，时不时有各种对影史佳片的致敬与模仿桥段一闪而过，同时也偶有颇为精致的场面调度。这一切都让观众相信，他真的具有拍好电影的潜力，尽管已经失望了一次又一次的。

因此，即使陈思诚不断交出烂片，当这位集资本、表达欲和“迷影之爱”于一身的创作者拿出《解密》这样一部融合了天才、谍战、主旋律、历史等多种元素的电影，并声称这部电影是他“迄今为止的创作峰值”时，观众依然会按捺不住猎奇的心理。

传记片之本：

人性的幽微与复杂

《解密》的溃败是全方位的。自电影上映以来，批评大多集中在“毫无节制的视听轰炸”“单薄且毫无发展的人物”“混杂不清的电影类型”以及“空洞的主题表达”。而这些问题根本上源于陈思诚对于电影艺术规律的傲慢。其中，对于“类型”的误判是最为致命的问题。尽管陈思诚从未真正在侦探片、犯罪片、儿童片等领域取得过实质的艺术成功，但他依然如战无不胜的征服者般慵倦、自信地转向了一个全新的电影样式。

《解密》讲述了拥有释梦天赋的数学天才容金珍，在冷战期间为国家保密机构701局效力，与自己大学时期的美国恩师斗智斗勇，最终破解美军密码的故事。这部电影混杂了谍战、主旋律、玄幻、战争等多种叙事元素，如果一定要为它进行电影类型上的定位，它可以勉强被看作一部传记片。

尽管《解密》改编自麦家的同名小说，并无真实人物原型，但是贯穿整部影片的编年体形式，将叙事框定在单一角色的整个人生的结构逻辑，都契合传记片的特征。陈思诚选择拍摄传记片的动机颇可玩味，这似乎暗示着他的野心与布局。

传记片有着悠久与光辉的历史，这一电影样式常常聚焦于传奇人物，内容恢弘、严肃，在基因上与“大师”“艺术”“史诗”有着天然的亲近。曾有学者统计，“从1927至2015 年，获得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作品累计有87部，其中15部是传记片，比例超过17%。”电影史中有数不胜数的佳作可被归入传记片的门类，远有《公民凯恩》与《少年林肯》，近有《美丽心灵》《模仿游戏》及《奥本海默》。

成功的传记片始终将探讨复杂、幽微的人性看作重中之重。例如，奥逊·威尔斯导演的《公民凯恩》围绕着记者调查传媒巨头凯恩的临终遗言“玫瑰花蕾”的含义展开。随着调查与访谈的不断深入，千人千面的说辞让凯恩的形象愈发扑朔迷离，直至电影回溯到凯恩的童年，我们才发现“玫瑰花蕾”实际代表着凯恩孤独与破碎的童年，由此影片引出了对于“生命孤独”这一终极哲学问题的叩问；诺兰的《奥本海默》以“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为故事切入点，通过多线叙事编织出奥本海默的复杂人生，将“知识与暴力的相关性”“国家主义与个人道德的矛盾冲突”等伦理问题摆至观众的面前。

可以说，细致入微的人性刻画与严肃的哲学命题是传记片区别于其他电影样式的不同之处。然而，对于“人性”的深度探讨恰恰是被戏称为“产品经理”的陈思诚最致命的短板。如果说《唐人街探案》系列等强类型片或许还能通过高密度叠加的外部戏剧冲突掩盖人性探讨的缺席，那么《解密》这样一部理应聚焦于个人史的传记片则会使陈思诚的短板无处可藏。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这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是《解密》这部电影给观众的题眼。然而，纵观全片，无论是有关容金珍的实质性人生谜题，还是他在面对自我与外界时的挣扎与矛盾都在电影中杳无踪迹、遍寻不着。

《解密》采用了与《公民凯恩》相似的采访体结构——通过采访容金珍生前的密友与亲人，试图还原一位神秘天才的一生。然而，不同于《公民凯恩》，《解密》并没能有效地利用采访体结构所天然具有的优势，通过众说纷纭的视角差异，立足于不同的生活面向，去建构容金珍复杂多义乃至互相矛盾的人物形象。

《解密》中的“受访者”表妹容必喻、妻子小梅、战友瓦西里，理应代表着容金珍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情感面向，不同的价值取向。然而，电影并未从“受访者”的视野中塑造出容金珍的不同特质，他们就像陈思诚设置在电影中的监控摄像，而非容金珍人生的亲历者与参与者。这个极具可塑性与叙事潜能的结构，最终以最平庸、无聊的面目呈现于影片之中。“受访者”们的面容逐渐模糊，沦为了单一的功能性插件——分割自然段的标记物。

主角容金珍亦无法逃离工具人的命运，一种苍白、虚无的贫瘠感始终伴随着这个人物。

在设定层面，容金珍拥有一种近乎玄幻的“双刃剑”天赋——释梦，得益于这种非凡的才能，他成为了举世无双的数学天才，但他同样也被这种天赋反噬，承受着“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困扰。“无法分清梦境与现实”是贯穿全片的线索与悬念，也是一个极具潜能的话题场域。

“浮生若梦”本就是一个古老、悠久的哲学公案。它涉及了“主客分立”“表象与实质”等诸多哲学议题。然而，随着影片的展开，这一设定却逐渐沦为了戏剧性的附庸，一个纯粹的功能性障碍。

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猜测着容金珍的心魔会给他的人生之路带来怎样的阻碍与冲击。但在两个半小时的漫长时间里，“梦境之扰”从未在电影的思想层面上被有效利用，负载超出戏剧功能性之外的任何深层次意义。

容金珍的“梦境之扰”究竟代表着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它既无关于容金珍的原生家庭困境，也无关于那个狂飙突进的历史迷局，它只是容金珍破译密码的阻碍，仅此而已。最终，这条人物线索伴随着电影仓促的结局不了了之。

而在具体情节方面，《解密》也吝啬于为观众提供走进容金珍内心的契机。影片伊始，小黎黎本要将年幼的容金珍送到孤儿院自生自灭，但无意间却发现了他的数学天赋，转而收养了他。小黎黎这番行为显然并非出自本能的善意，而是夹杂着功利的考量。似乎在小黎黎的眼中，容金珍不是一个可怜的孩子，而是一只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的奇珍异兽。

可以想见，这会是伴随容金珍一生的心结。然而，电影却并未将这具有灰度的“功利之爱”继续讨论下去。对于容金珍家庭面向的描写，止步于一厢情愿的和谐氛围之中，以容金珍拯救落难的容夫人作结。

而容金珍进入701局工作后的情节，也可以用“受挫-成功”的机械剧创作法进行总结。至于一个性格孤僻、内心挣扎、饱受妄想症状困扰的唯心主义天才是如何与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磨合，如何应对完全隔离的状态，又如何在理智与疯狂间取得平衡，这都不在影片的讨论范围之中。

《解密》有着过于繁复的叙事线头——“抗日时期的地下活动”“容金珍与恩师希伊斯的智力对垒”“冷战背景下的政治暗杀”“国家机关内部的间谍疑云”“容金珍的天人交战”“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但是，这些目不暇接的情节桥段始终悬浮在虚空之中，未能编织成容金珍的人生图景。

一如陈思诚过去的电影，《解密》不留气口地输出着聒噪的场面奇观，制造出一些无效的刺激与笑料，妄图从虚空中煽起一些廉价的情绪。我们始终看不到情节与人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解密》中所有暧昧、复杂的可能性都被制式的“救猫咪”式创作法驱逐殆尽，容金珍也成为了剧作动力学的提线木偶。理性、欲望、恐惧，以及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本应是解密容金珍一生的答案，然而最终却被陈思诚悉数无视，因为他从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探讨人生的哲学谜题。

“天才叙事”与“智力奇观”

除却传记电影的形式，《解密》还可以被划入“高智商电影”的亚类型之中。这一围绕着“天才叙事”打造的电影类型，依靠构建“智力奇观”实现其电影美学的呈现。然而，《解密》却完全没能从叙事层面满足这种类型所允诺与预期的“智力快感”。

“破译”涉及了大量数学、逻辑学、语言学知识。但是，《解密》却完全放弃了对于智力探索过程的细致描画，要知道，吸引观众的绝不会是容金珍成功破译的结果，因为那无非是历史的事实与必然到来的结局——就像在观看偷盗片时，听到密码锁跳开的瞬间所产生的快感，很大程度来自于之前克服重重机关的艰辛过程；在观看探案片时，最津津乐道的部分也从不仅是最后的真凶，而是之前逻辑严密的推理工作——真正重要的是“破译”这一富于神秘与智识感的工作过程本身。

当然，我们可以将这种通俗的弗洛伊德解密法归咎于原著文本的心不在焉，但陈思诚依然对这种观影挫败感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将文本中的梦境具象化成了一种令人绝望的模样。

《解密》的十场梦境戏包含着最为滥俗的意象指涉：红色海洋对应着精神世界，巨物对应着未知与恐惧，金发美女对应着性冲动，人工智能对应着阴谋或不可知论。这种简单、粗暴的意象对位法从本质上和“A型血稳重，B型血活泼，O型血神秘莫测”的千禧年互联网传说并无区别，流露出浓厚的故事会意味。观众大多指责这十场梦境明目张胆地抄袭了诺兰，但从实际的呈现效果来看，这些指控听起来更像是对诺兰的误解与污蔑。

《解密》的宣发与水军们反复强调拍摄这十场梦境戏的高昂花费与技术门槛，粗暴地将金钱/技术与艺术性画上了等号。但实际上，考量一位导演的最重要标准，从来不是挥霍预算的能力，而是转化壁垒的能力。

电影是一种超越语言与文本的“影像白话”，它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化解语言与教育水平造成的认知壁垒，将难以捉摸、难以理解的人性或智性内容转化成人人都可观看、可理解的视觉画面——在“高智商电影”的范畴下，我们可以从《社交网络》或《记忆碎片》中寻觅到上述这种典范式的导演技艺。遗憾的是，这种导演术并不存在于《解密》之中。

《解密》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陈思诚时常给人以精明狡猾的印象，但如若从电影的角度考查他，他却更像是一位头脑空空又耽溺于自我感动的做题家。他似乎不愿深究电影的肌理与规则，只是机械地从其他电影中搬运场面，从剧作工具书中寻找节奏，制造一些低劣的刺激与快感，并坚信自己窥见了电影艺术的奥秘与法门。因此，当陈思诚从喧闹的娱乐片真正地步入严肃电影的领域时，迎接他的可能并不会是曾经那般一帆风顺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