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原子弹有什么用,不如多做几条裤子穿!陈毅的回答令人敬佩

金庸:原子弹有什么用,不如多做几条裤子穿!陈毅的回答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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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美国与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在会上,美国公然叫嚣:“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有权力动用核武器。”

而早在1945年,美国发射的两枚原子弹,早已向世界说明了核武器威力之大。

这一次,再次掏出原子弹来威胁,也是让新中国大为头疼。

毛主席意识到:必须要发展新中国自己的核武器了,没有核武器,在与大国的交锋中便会丧失话语权。

在会上,毛主席还强调道:“帝国主义看不起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

从那以后,中国开始布局原子弹研制。

然而,正是围绕原子弹的研制,却引发了一场从国内到民间的大争论... ...

原子弹的“至暗时刻”

六十年代初,此时距离新中国决定研制原子弹,已经过了五年多,几个困难却将原子弹研制计划推到了悬崖边上。

一个原因是苏联。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虽然也在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心底里还是不觉得中国共产党能赢。

这并非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够信任,而是国民党过于强大。

当时的国民党,不论是军队数量还是装备质量,都是远胜于共产党。

美国为了争夺远东的控制权,也是下了血本支持国民党。

而反观苏联,此时二战刚结束没几年,在二战中元气大伤的苏联还在休养生息,显然也不适合直接下场与美国对峙,因此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也十分有限。

然而,正是这样不被看好的中国共产党,却在几年内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这让苏联大喜过望,东亚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苏联的东部边境稳定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都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苏联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大国。

并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从那以后,苏联为新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更是包括军工和工业领域的专家和技术支持。

然而,1953年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

赫鲁晓夫是外表粗犷,内心狭隘的人,他在上台之后,重新审视了过去与中国的外交。

惊讶地发现:在与中国的外交中,苏联一直在做“亏本买卖”。

在赫鲁晓夫的认知,我既然花了大力气支持你,你就要有所回报,比如像东欧那样,自觉接受苏联的控制。

但新中国虽然亲苏,但却并非一味地听从苏联,而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这让苏联大为恼火。

此后,中苏关系越来越差,最终,苏联将援助中国的专家全部召回。

当时中国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底气之一,便是苏联的援助。

如今苏联将援助撤回,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国内的艰难处境。

50年代末,在三大改造结束后,中国虽然已经步入社会主义,但发展程度还是十分落后。

与美国的关系一向不好,如今又与苏联交恶,新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飞跃式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

中央在审查后,认为想要经济发展的更快,就要再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同时动员民众的积极性,努力搞生产。

可1959到1961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又碰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一个问题也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原子弹的研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但现如今百姓们连饭都吃不起,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研制原子弹呢?

原子弹作为当时的尖端科技,继续研制必然要花费难以计数的费用。

而这些费用若是拿去赈灾,也许可以让许多民众吃得起饭。

然而,要是放弃研制原子弹,意味着过去的努力全都白费,再想重启便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中国将继续受到美苏原子弹的威胁,难以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围绕“是否要放弃研制原子弹”,高层里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

北戴河会议

为了决定原子弹工作是否暂停,1961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场国防工作会议。

在会上,贺龙、陈毅等等几位元帅,支持继续研制原子弹。

他们或是曾经干过国防工作,或是当下就在从事国防工作,对于军事科技“卡脖子”的痛苦深有体会,因此迫切地希望我国尽可能研制出原子弹。

陈毅

而另一派则,是主持经济工作的高层。

他们虽然对原子弹的了解并不详细,却对经济情况的了解胜于贺龙、陈毅等人。

会议刚一开始,众人就吵得面红脖子粗的。

陈毅一拍桌子,厉声说道:“就算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氢弹、导弹研制出来。”

对面主持经济工作的人,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了,光着屁股咱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他沉吟片刻,而后说道:“我知道各位想搞好国防的心,但现在困难实在太多,经济困难、苏联撤回援助,现在就应该暂缓原子弹研发,等经济好转起来再继续,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

听到他的话,会上不少人纷纷点头,显然是支持这位经搞济工作的人的观点。

然而,身为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却充满焦虑地说道:“研制工作一旦暂停,再想重启就很难了,研制原子弹绝对是极有前瞻性的一步措施,我们也不能只顾及当下,我们不能退,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都会骂我们的,我很着急,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睡不着觉。”

不少军方高层听到聂荣臻的讲话,也是纷纷表示赞同。

眼看双方又要争执起来,刘少奇赶紧调停:“原子能工能的现状是怎样,我们是不知道的,究竟要不要继续搞,我们还是应该把情况弄清楚再做决定。”

毛主席也对刘少奇的说法表示认同。

就这样,这次会议并没有做出决定,原子弹研制项目也被暂时保留了下来。

然而,这次会议之后,两派在后来的讲话中依旧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这也引起了民间的讨论,更吸引了一位著名作家的注意力,那便是金庸。

要“裤子”还是要“核子”?

金庸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个个都是为国为民的忠良人士。

受此影响,在年轻时,金庸便十分关注国家大事。

1948年,金庸在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随后被调往香港分社。

但当时的报纸多为私立,背后往往有金主支持,受金主的政治立场影响,各家报社都很难做到客观评议一些政治和社会事件,或是对一些敏感新闻置之不理,这让金庸很是失望。

他希望能有一家报社,可以为自己和其他有志之士提供一个能够自由发声的平台。

但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没有的,既然没有,那便想办法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报刊。

1959年,在报社干了十余年的金庸已经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

这一年,他在原来的报社中辞职,拿出所有积蓄,又拉上几个朋友,创办了《明报》。

在创刊会上上,金庸激动地向众人宣布《明报》的宗旨是"公正、善良、独立、不党、不倚",并希望本报刊成为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民众的传声筒。

事实上,金庸也兑现了他的承诺。

在之后几年,他除了在报纸上刊登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外,其它的功夫全都放在了关注国内形势上,诸如两岸关系,中国外交之类,金庸更是多次撰写文章评议。

1963年,金庸坐在办公室里,观看着国内的报纸。

作为报刊的创办人,多多阅读其它报刊,学习其优点也是十分必要的。

突然,一篇报道吸引了金庸的注意力。

这是一篇国内的政治报道,记录了陈毅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

陈毅这次讲话的起因还得从苏联说起,苏联撤回对华的专家援助后,对中国大加嘲讽,讥讽中国想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简直是痴心妄想。

为了回应苏联的讥讽,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中国一定会研究成功原子弹,哪怕穷的当裤子也要搞出来核子。

看了这篇报道,一向关心民众的金庸十分气愤。

在他看来,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肯定要优先保证民生。

怎么还能说出,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言论呢?

几天后,一篇名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在报刊上发表,署名一栏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金庸。

在文章中,金庸指名道姓的批评陈毅,称他是“负责首长”,只想着怎么发展军事,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

同时,金庸也在文章指出,原子弹也并非万能,有了原子弹也未必能取得多高的地位。

英国早在1952年,就研制出了原子弹,但在埃及民众的反抗和美苏的重压面前,也还是灰溜溜地滚出苏伊士运河。

由此可见,民心的向背要胜于原子弹。

况且,以西方国家对核技术的封锁,和中国现在的情况,金庸认为新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弹。

唯一的结局,就是无数资源换来研制失败的结果。

当天晚上,陈毅就看到了金庸的这篇社论。

陈毅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若有所思的,反复看了一晚上这篇文章。

几天后,陈毅公开承认自己的言论过于极端。

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一样重要,“裤子”和“核子”要两手抓,不能为了“核子”放弃裤子。

同时,陈毅听说香港一些媒体发文章对金庸人身攻击,他也劝说那些媒体不要上纲上线,要欢迎民众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

陈毅的胸襟令各路媒体感到敬佩,这场舆论风波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舆论风波的结束,却并不意味着原子弹研制的结束。

到底要不要继续研制,依旧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文人之限

经过中央的调查组考察后,认为原子弹的研制项目有很大的可行性。

最终,中央拍板:继续原子弹研制项目。

1964年,罗布泊上升起了一朵巨型“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

听到消息的金庸也是惊讶不已,对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社论越来越少,最后彻底消失。

笔者认为,金庸“要裤子,不要核子”的说法,固然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也体现出了以金庸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的局限性——过于感性的认知。

传统的文人墨客撰写文章,往往从感性出发,感受人或物。

但科学研究则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需要的是实事求是。

金庸只是通过主观感受,没有经过细致的考察,便作出了“要裤子,不要核子”和中国研制不了原子弹的结论,也是在走另一种极端。

反观刘少奇,依据事实判断是否继续进行研制,才是国家科研事业所需要贯彻的精神。

参考文献:

江苏公众科技网《一场“核子与裤子”之争》

袁和平《“两弹一星”筑就大国地位》

宋春丹《1962:在“两弹一星”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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