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年轻人愿意生儿育女？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多国正面临的普遍问题。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看来，扭转少子化趋势不能仅靠呼吁，“如果年轻人对这个社会的未来没有信心，不抱希望，他们肯定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那么，一个育儿友好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

在近日出版的新书《我准备好了，变老也没关系》中，上野千鹤子指出，育儿和照护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私事，当务之急是推动照料的“去私事化”。她在书中描述了保育社会化的整体图景——育儿负担不应只是家庭层面的问题，通过设置“普惠性儿童给付”，引入社会力量探索建立“居家幼老所”，我们将有可能更具体地创造出今天所需要的东西。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我准备好了，变老也没关系》，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保育的社会化

以照护社会化为目标，日本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共识，我们离实现保育的社会化也只有一步之遥。长期以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照护就应该依靠女性在家庭的免费劳动。现在全体国民终于就“照护不只是家庭的责任”达成共识，实现了照护社会化。但是，直到今天，保育工作还被认为是孩 子家长的专责。如果家长放弃照顾孩子的责任，就会成为报纸上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魔鬼一般的父母”“不负责任的母亲”。报纸上越是这样写，年轻的父母就越发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巨大。这样的做法对扭转日本的少子化倾向毫无益处。

当下的年轻人给日本社会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怎么能在这样的时代生孩子呢？”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这些年轻人愿意生儿育女呢？如果对这个社会的未来没有信心，不抱希望，他们肯定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不仅如此，在面临着生育后的巨大的责任与负担时，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表现得犹豫不决。在过去，育儿的重任全部都压在一位家长身上。明明双亲是两个人，但男性家长往往只会说“这是你的责任”，把所有的一切都扔给妻子。

对年轻的父母来说，眼前的新生儿就像是头一次看到、触摸到的ET一般，浑身软软的，脖子都立不住。养育孩子不可能像操作手册上那样按部就班，任何新手父母都会陷入恐慌状态。例如，当婴儿夜间哭闹不休，年轻的妈妈不放心，试图叫醒躺在边上的爸爸。如果这时得到的回应是“吵死了，闭嘴”，这种情况要是放在过去，妈妈会抱着啼哭的婴儿到房间外边，念叨着“爸爸明天还要上班，尽量不要打扰他”，努力安抚婴儿。

但是现在的年轻妈妈不会这样。一旦听到丈夫这样说话，马上就会大发脾气：“搞什么呀，这是你我两个人生的孩子吧！”如果非要抑制这样的想法，就会在妈妈心中留下心理创伤。然而，年轻的爸爸基本上不会意识到那一刻年轻的妈妈受到的伤害有多大，对自己的不信 任与失望的情绪有多深。多年之后，妻子曾经的心理创伤也许会再次闪回。夫妻吵架时，妻子旧事重提，埋怨丈夫“从那时起，你就把我和孩子抛弃了”。事实上，我就认识一对这样的夫妻，因此而变成无性婚姻。

樋口惠子曾经用“不带孩子的窝囊废”来称呼这种不参与育儿的男性，她当年为了号召男性能参与到育儿中来，在厚生省的海报上发出“不育儿的男人，不配做父亲”的呼声。我在东大课堂上，曾经和学生们围绕这张海报展开讨论。当时有一个男生发言说：“一想到男性家长在育儿过程中也需要承担这么多的负担，我就很苦恼将来还要不要生小孩。”

当然会苦恼。一直以来，女性就是在这样的苦恼中生儿育女的，但男性在造人时却从未因此而苦恼过吧。育儿的负担，今后一定会成为男性的烦恼。不仅如此，那些将来或许会成为他们的配偶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女性，也一定会要求丈夫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负担。否则，如果他们娶到的是顺从的妻子，或许无法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吧。厚生省的少子化对策海报上颇具威胁性的文案，成功地起到了反效果，年轻的男性们越发地却步不前。

面对这些年轻的男女，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拜托你们，生孩子吧。其余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以减轻他们的顾虑。我认为，比起制作那样的海报去吓唬年轻人，建立制度和机制，尽可能减轻育儿负担才是更为重要的。

普惠性儿童给付

普惠性儿童给付是保障儿童的成长权利的一种政策。根据政策，无论儿童的父母收入高低，国家都会向每个儿童支付儿童津贴。日本也有儿童给付金制度，但是发放的数额无异于杯水车薪。如果津贴额度无法保证至少一个儿童可以独自生活，就没有实质性作用，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没有意义。

相比之下，育儿津贴与儿童津贴虽然看似相近，但实质完全不同。儿童津贴是直接支付给儿童的，但育儿津贴是支付给养育儿童的父母的。很多情况下，这一政策是弥补家长因全职育儿而失去收入来源的一项补偿政策，因此津贴的额度取决于当事人在生育前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原本就没有工作的母亲，在生育之后也不会产生收入补偿。另外，对于生育后继续工作的职业母亲，这一政策同样无法适用。每一位母亲在养育孩子时负担是一样的，但政策如此规定真是令人不解。

我们可以将儿童津贴理解成为国家向儿童支付的工资。根据劳动法规定，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就业。所谓的儿童津贴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法律禁止了儿童工作，所以，国家有责任养育他们。

或许大家认为这种说法无异于白日做梦，但事实上的确已有国家实现了普惠型的儿童津贴。这就是瑞典。我的一位朋友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瑞典生活，并养育孩子。据她所言，当时每个孩子每月可以领取 700 克朗。按购买力来说，1 克朗实际相当于100日元，所以每月额度约为7万日元。这项津贴会一直支付到孩子年满十八岁。因此，朋友的儿子曾要求她，“妈妈，不要花我的钱”。

如果按这样的标准，生育三个孩子每个月就会有21万日元的进账，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这样，单身母亲可以“寄生”于自己的孩子来维持生活。德国也有类似的儿童福利体系。而且，还有鼓励生育政策，孩子的数量越多，津贴的额度也有相应的增加。因此，女性即使带着三四个孩子，也很容易再婚。因为会有男性冲着政府给孩子支付的津贴，接近带着孩子的女性。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笔钱是国家赋予的、保障自己成长权利的福利津贴。揣着这些本钱，孩子有了选择家长的自由，孩子们可以说，“我不想要这样的家长，我要去别人家”。这样，虐待儿童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因为，对家长来说，孩子是“摇钱树”，是社会交给父母托管的。

“居家幼老所”与

“社区男性中心”

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的政策之一，日本政府采取了放宽对保育所的行政管理限制，引入社会力量兴办保育事业等举措。

“引入社会力量”，听起来感觉很好，其实是要放宽一直以来严格的审批标准，使营利企业可以较容易地参与到保育事业中。保育所的使用者是家长，根据受益人付费的原则，家长需要负担设施使用费。根据收入情况家长会得到一定的补贴。这样的做法是育儿的市场化，并不是社会化。只要有钱，就可以将育儿的劳动成本转移出去，就像过去有钱人家请奶妈和保姆来照顾小孩子。

在少子化的影响下，幼儿园面临着撤销合并的生存危机，但同时，等待入园名额的“待机儿童”人数却在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学龄前儿童的母亲更倾向于外出就业。观察在M型曲线中再就业女性的家庭构成可以发现，再就业女性家中最小孩子的年龄不断地向着低龄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母亲等不到孩子上小学，甚至连三岁都不到就不得不出来再就业。

面对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支援中心应运而生，取代了保育所，迅速在各地普及开来。这一举措的理念是，“让孩子在家中得到照顾。政府将有照顾婴儿需求的家长与能够照顾婴儿的人联系起来。把照顾婴儿的劳动付出变成一项正式的、有偿的工作，而不是志愿服务”。借用一个老式的说法，可以称作旧时的“邻里婆婆”的制度化。过去，婴儿不是只靠母亲一人来抚养。如果没有亲戚，邻居朋友都会成为母亲抚养小孩的有力助手。但是，只要被称为“婆婆”，那么在得到照顾的同时总会伴随着干涉。所以，为了能够只得到照顾，避免自己的事情被插手或干涉，关键是要给这份工作支付报酬。

这种做法起源于法国。现在，法国登录在册的“日间妈妈”全部享受公务员待遇，全员享有保险和保障。在欧盟国家中，法国一直能够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正是得益于这样慷慨的育儿支援制度。

这种做法对服务的使用者和行政管理部门来说都有益处。对使用者来说，不仅可以让孩子体验到小人数的家庭式托儿服务，而且在接送时间上也较为机动灵活，无须因日托保育所严格的接送时间限制而奔波。如果是体验过双重保育的家长就更能体会这种做法的可贵之处。

事实上，法国的女性管理人员以及高级公务员更倾向于选择“日间妈妈”服务，而不是把孩子送去保育所。另一方面，对行政管理部门来说，这种做法可以用廉价的成本解决最需要资金投入的零岁儿童保育的问题。只要符合标准，个人住宅也可用来提供保育服务，因此无须新增保育设施，从而节省了建设与维护的成本。

每个人的能力与条件各不相同，有的人可以照顾两名左右的婴儿，有的人可以照看五六名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让这些有意愿承担托儿工作的人组建非营利机构，同时在城市街道的一角建立小型的共同托儿所，那么即使没有个人住宅，也可以将保育工作委托给她们。考虑到介护保险中规定有定员八人的“小型日间照料中心”，可以将托儿所与日间照料中心的托老所一起管理，办成“居家幼老所”。甚至还可以将学龄儿童的保育服务一并纳入，这样，放学后的小学生也就有了栖身之所。

此外，樋口惠子女士还提出建议，希望社区中心不要只依靠女性，还可以安排吸引当地社区的男性加入，成立“社区男性中心”。今后，没有男性成员的家庭，如老年人家庭或是单身妈妈家庭的数量会持续上升。家中总会有些体力活需要男性来承担，“能帮我安装架子吗？”“能帮我开一下瓶盖吗？”每当这时，有位男性就会方便很多。然而，别有用心的帮助是不受欢迎的。那么，能否建立起一种制度，让有需要的人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向男性寻求帮助，可以更好地发挥男性的能力呢？如果一个地区建起这样的社区中心，可以让男女老幼，健全人与残障人士都聚集在一起，该有多好。

新社区机制下的“照料社会化”

目前各地都已经开始尝试开展这样的服务。其中有一种小规模、多功能、共生型的小型日间照料之家开始在各地涌现，这种模式被称作“富山式”。只要有想法，充分调动智慧与精力，就能够创建好的制度与做法。富山式日间照料之家的实践者们就是这样，他们打破了对福利服务的纵向行政管理，从一线的需求出发，创造出了混合服务机制，可以为上至老年人，下至儿童提供综合性服务。他们的实践甚至推动行政管理规则做出改变。

如果建立起这样的服务机制，从中受益的首先是女性。女性不仅可以作为使用者享受到制度的便利，同时，还可作为劳动者，通过工作获得报酬。虽然这份工作与一直以来女性在自己家中承担的育儿、照护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同样的劳动，不再是过去家庭中的免费付出，而是成为一份伴随着责任、评价与报酬的正式的工作。在这种机制下，家庭有可能会超越血缘在社区中实现重新整合。这就是照料社会化，也可称为社区福利。实现照料社会化的方式，并不局限于机构。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安心老去。如果相距遥远的孩子提出建议，“妈妈，您一个人生活我不放心，要不搬来千叶吧”，妈妈可以告诉孩子说：“我不想离开这里，我的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很高兴你能关心我。不过，与其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天天关在家里，给你添麻烦，还不如在这片我熟悉的土地上，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的帮助下，安心地变老，安详地离开。”

年轻夫妇们也是一样。当远在故乡的妈妈或是婆婆提出“生孩子时我去帮忙”的想法时，新手妈妈也可以回复她们说：“让您过来也是给您添麻烦，您不用来帮忙带孩子。我们社区里有专门的育儿 NPO，她们会提供知识和帮助。妈妈，您只管来看看孙子就好。”这样也避免了欠老人的人情。如果社区有这样的支援体制，或许会让年轻人萌生养育孩子的想法。自古以来，孩子就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与其沉溺于对早已失去的乡土或是大家庭的怀念，不如具体地创造出今天需要的东西。

“照料社会化”中的“化”是变化的化。变化之前是怎样的情形呢？

在做出改变之前，育儿与照护都曾是个人的“私事”。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育儿和照护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变成“私事”的呢？如果说“社会化”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私事化”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说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发生了“照料社会化”，或者说是“去私事化”这 一变化，那么，照料成为家人的责任，即“私事化”也应该是发生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漫长历史中的任何事件，都是有始有终的。

根据近代家庭理论的观点，“育儿、照护私事化” 是近代以来出现的变化。在历史的进程中，在“育儿、照护私事化”进程后，再次出现了“去私事化”的新动向，我们正在见证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人尝试过的新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