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岩的半个世纪：从“必须消失”到“游客纷至”

打开手机地图APP，自动定位到当前位置，或许你在城市的某个街巷，或许你在郊区的某个景区，或许你在乡村的某块田地。你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再往周围任意方向滑动手指，有街区、有设施、有村落。你也能叫出它们的名字。

线条是河流、公路，余下的那些点、团，还有不规则的条块，往往对应着聚落。最初是什么样的人群来到这里生活，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特征给它命名呢？大多数时候，唯有演变为城市景观的街区、建筑在其历史简介上讲述着前世今生。我们大概未曾想过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如果一处聚落未得到国家的命名或承认，并不会出现在地图上，尽管在坊间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叫法称呼它。当城市大开发延展至这里，未被承认的聚落，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建筑，也就成了“违建”。它是被否定的，是被认定需要改造的。

在我国台湾台北有一处人气颇旺的景点，按时下的说法，或可叫它著名网红打卡地。而它，其实是一个由违建社区整建而成的新“历史名胜”。在本期专栏“聚落·场所·人”，陈映芳与我们聊一聊宝藏岩。地处台北市中正区的临虎空山北麓，因旁边的宝藏岩寺而得名。不过2007年1月陈映芳去那儿时，它还不是现在的样子。

“聚落·场所·人”：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世界取得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不接触”。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行为受社会规则、习惯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地点：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记忆、某次与家人告别或重逢的情绪、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此种种，将人与地点联系起来。与人失去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

过去多年，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城市性、城市化与中国社会兴起逻辑的研究。她向读者展现了她兼具实证与思辨精神的学术文本。去年她退休了，书评周刊借此邀请她开设专栏，换一种身份和视角，去思考在旅行、探访和查找资料中遇到过的聚落、场所，还有人。我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场所·人”。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并无特定的撰写章法，不过是有感而发。

本文为第三篇：从违建住宅群到共生聚落——宝藏岩的半个世纪。

眷村的事

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为了参加台湾的文化研究年会。会议结束后，台湾“清华大学”的吴介民先生和他的研究生热情地带我坐高铁去新竹看几个他们的田野。去之前他们征求我意见：“有没有你自己想看的地方？”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想看看眷村。”

当时的我，对台湾现实社会的了解基本上局限于文学、影视作品和学术文本。和许多大陆人一样，对于半个多世纪前迁往台湾的军政界、文化知识界等各界人员，还有他们的眷属及后代的命运的关注，是我们试着将民国时代与现实中的台湾社会对接起来的主要方式。而在各种“外省人”的故事中，“眷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符号。

吴介民先生告诉我，台湾各地的眷村已经陆陆续续被拆除了。不过，新竹市里有一个眷村博物馆可以去看一下。

新竹原是国民党的“空军”基地之一，那儿曾建有一批眷村。“新竹眷村博物馆”是一个民营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多为外省人的第二代。馆内陈列的，主要是各类照片、证件，还有食物供应票证，以及生活用具实物——不少是用炮弹壳等做成的，另外还搭有一些街景。想来，在眷村二代的心目中，那些场景和实物，是大历史的见证，也承载了他们动荡岁月中的童年生活记忆。

没想到隔天在台北，却看到了一个现实中的另类的眷村。

那天，台湾艺术大学的孙瑞穗博士带我和几个朋友去参观了几个城市更新项目，最后一个点，就是宝藏岩。

宝藏岩聚落并不属于正式的眷村，在很长时间里，它一直被台北市政府归入“违建住宅”一类，大部分台北市民其实也不太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980年，由于台北市政府以整顿市容与水利维持等理由，推出了拆迁该地所有违建的计划，由此引发了当地居民抗争。再后来一批学者、学生、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记者，还有租住在里面的艺术家等开始介入纷争，这个社区的存废问题于是成了舆论焦点，宝藏岩也由此进入到大众的视野。

山崖上的历史聚落

2007年时，关于宝藏岩建筑群的整建方向，台北市政府已经开始妥协。但围绕具体的规划和操作方案，当地居民和文化局之间，依然处于僵持状态。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它原来的大致样貌，并遇到了几位原住居民和在那儿致力于表达、抗争的“行动艺术家”，还听到了由他们讲述的一些宝藏岩故事。

宝藏岩聚落是一个建在山崖上的贫民社区，从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上去，两边全是错落地搭建于岩石间的自建房，有一些已经在拆迁过程中人去房空，有一些还住着人。还有的成了行动群体的办公室——几乎所有房子的外墙面上，都被他们涂上了色彩斑斓的各种涂鸦和口号，还张贴有不少公开信的复印件。在一些房子的墙面上和门窗上，还可以看到标志着“外省人”家国情怀的旗子和对联。

宝藏岩违建房最初的搭建者，是驻扎于附近军营的老兵。那儿的山麓早在日据时代就是军事要地，战后又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台北北区“司令部”所在地。加之附近还是台北重要的水源地，有自来水园区，所以一直驻扎有不少军队。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两岸关系稍现松弛，一些驻军老兵想要在军营外边有个自己的去处，便来到山崖边，就地取材，用鹅卵石，荒弃碉堡的旧砖块等垒建起简陋的棚屋。再后来，有些退伍老兵因为渴望有个家，也陆续来到这儿，用捡来的或便宜的材料——木头、空心砖、水泥钢筋和铁皮等，搭棚栖身。同时期，还有一些外地来台北谋生的低收入新移民也来到了宝藏岩。相关信息显示，至上世纪80年代止，聚落规模已接近四公顷，居住有两百多户人家。

除上面这些群体之外，还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也租住在里面。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在热情地投入行动的画家，他说：“我们住进来一看，这儿正要被政府强制拆掉，那怎么行？”于是他们开始用艺术的方式介入到行动中。在宝藏岩，那位画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貌和气质完全没有那时候的大陆画家们的文艺范儿，可他正在带领一群年轻人，用音乐会、涂鸦、标语、网络、公开信等形式，为当地居民发声，同时也主张着他们自己作为驻村艺术家的居住权。

宝藏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居民，是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兵。他坚持着没有搬迁，也没有住到当地政府在宝藏岩为他们搭建的过渡房里去。

那天他就站在家门口——他那花了几十年时间、一点点搭建起来的家的门口，跟我讲述他的来历、他的诉求。我现在都记不太清楚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只是记得他的脸，他的样子，他的房子……当时就只想着要用相机拍下来。那一刻，我以前脑子里的“台湾老兵”等抽象的历史概念，以及一堆数字，突然变成了眼前这一个活生生的老人。他的表情、声音、身体语言，还有他家里的各种细节，带给我莫名的情感冲击。

可视的城市文明

关于宝藏岩聚落的形成历史和后来政府的整建过程，如今海内外网络上已有很多介绍，大陆学者对这个项目的更新规划也有比较专业的分析，这里不再赘笔。

就我而言，虽然在那以前已经调研过上海的棚户区，也参观过国内外城市的一些形态不一的贫困社区，但那天匆匆的宝藏岩之行，还是让我对“人类聚落”概念，多出了一点感触。在现代的城市社会，人的聚落并不会因为它的形成本身而理所当然地被确认，它的存在需要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划和认可。否则，即使里面的居住者是合法的国民、市民，即使城市管理者暂时会容许它的出现和存在，它依然可能是违规违法的，是随时可以被铲除的。在台北市，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宝藏岩建筑群直到2011年，才由台北市“文化局”公告登录为该市的一个“聚落”，并进而被定义为一个公共的“文化资产”，其理由是“公馆小观音山下宝藏岩聚落为战后台湾城市里，非正式营造过程所形成的聚落，是荣民、城乡移民与都市原住民等社会弱势者，在都市边缘山坡地上自力造屋的代表，有历史的特色”。

而在此之前，为了它不被拆除，社会各界已经作了30年的努力——除当地业主、租户的申诉外，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师生团队也投入了相应的调研和建言，当然还有驻村艺术家的长期抗争。而作为更大的背景，同时期的台湾社会本身也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

就这样，经由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社会博弈、社会协商过程，那个原本被认为毫无存在价值、必须消失的违建住宅群——有人将其形容为所在城市的“边际之岛”“化外之地”，在重新规划、整修后，保留了整体上的聚落形态，其中不愿搬迁的部分居民也得以保留了他们的住房产权或租住权。宝藏岩聚落由此变身成今天作为台北市亮丽地标的“国际艺术村”，它被赋予了各种文化历史价值，并被冠上了“共生聚落”的新定义。

不难想象，今天的游客们，在参观世界各地城市的历史聚落时，其实不仅是在观赏建筑群及当地的文化遗存，同时也是在感受城市文明的演变历史及内涵，当然也会由此而对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产生种种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