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斯科特的学术与生活是一个整体

新京报：作为一名乡土问题的研究学者，研究东南亚农民的詹姆斯·斯科特是如何与你产生交集的？

赵旭东：我开始关注斯科特是和自身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他最有名的书就是《弱者的武器》，这本书从行动者角色的维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农民，这种分析框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关注农民自己的行动和表达的过程，能够让研究者把注意力真正拉回到田野的当事人角色的身上。这种从主体自身抗拒外部力量压制的模式去思考问题，与福柯的路径密不可分。我原先写关于民间纠纷解决的法律人类学的博士论文时，就曾经借鉴过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这类相关的研究。如今，斯科特在中国并不陌生，他的主要著作《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等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斯科特本人也多次到访过中国，我也曾邀请他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学术讲座和交流。

新京报：在这次近距离的交往中，斯科特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赵旭东：大概是在十几年前，我邀请他到中国农业大学进行一次学术讲座，我也和他一起吃饭、聊天。斯科特是一位非常和蔼、睿智的老先生，他并不是特别善于言谈，只关注自己思考的问题。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真的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理论或想法。从“弱者的武器”到“文明不上山”，斯科特的学术已经强调一种不受国家规则控制的自治。而在生活中，作为一名耶鲁大学的教授，他不住在学校附近，而是选择在郊外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耕种、畜牧，过上一种接近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当我的研究完成之后，我的客观性表述也就完成了，并不与我在生活中的行动发生联系，我也不一定要接受自己研究分析的那套东西。斯科特却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他的学术与生活中的人格不是分裂的，而是一个整体。

新京报：人类学的视角给斯科特的研究带来了哪些传统政治学分析框架不具备的优势？

赵旭东：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与斯科特的研究视角是不谋而合的。人类学更多的是反思的视角，研究者带着各种既存理论的假设开始田野，同时对这些理论的普遍性保持怀疑，并用各种实际的案例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和理论进行挑战。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越战之后，美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就在东南亚，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内的大量美国人类学家都在东南亚做研究。另外，政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去中心化”，这个地方理论就是从东南亚发展出来的，当地的国家力量比较薄弱，家庭组织、社会团体的民间力量更强大。

当时，斯科特应该与一些研究东南亚的人类学家有过交流，但整体上他的研究仍然是政治人类学的角度。传统政治学研究强调国家的视角，表现在地方上就是“基层治理”。而斯科特的研究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学视角。古典政治学认为支配与反抗是一个必然的模式，支配加强了，反抗就会减弱，所以只需要研究支配就行了。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反抗可以颠覆支配的逻辑，而且这些反抗并不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就像斯科特指出，农民可以用“磨洋工”、“开小差”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来对抗，最后恰恰是这些“弱者的武器”瓦解了一些看似很严密的政策或规则。

新京报：你认为斯科特的研究视角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什么启发？

赵旭东：斯科特研究东南亚的年代，我国的社会科学正好处于停滞的时期。实际上，斯科特的研究视角可以成为我们的补课的一个起点，重新认识现代国家和基层组织。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从基层的视角、真正老百姓的视角，可能会提供给我们理解文化和社会更广阔的材料。在文化转型、网络文化开始普遍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斯科特强调的“弱者的武器”更为强烈。这些武器不一定是反抗性，民间的力量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缺少土壤，缺少的可能只是观察的视角，那么斯科特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探照灯。

采写/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