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物语|鲁迅在北京期间从事过哪些工作？

我们一般讲鲁迅是一个革命家、文学家，他是知识界的、精神界的战士。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有很多，我们在大学里讲鲁迅，基本就是讲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其实鲁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他的作品有很多隐含的学问，如果不仔细体察，就不容易理解其经典的内容。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鲁迅的暗功夫》,就是说鲁迅的功夫隐藏在他的文字里。为什么他的文字今天读起来还能够冲刷我们的心灵？就是因为他的文字里面有一种张力，不仅体现在现代的白话文，还体现在词语背后的逻辑方法，其中有周秦汉唐的文脉。同时他又通过翻译德文和日文，在德译本和日译本里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重新刺激了我们汉语的生长，这使得白话文具有一个巨大的弹性。这些都与鲁迅作为一个具有学者气质的人有很大的关系。

假如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话，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一个大学的教育者。他在北大红楼讲了几年的中国小说史，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今天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讲中国的小说，参考书里面一定会有鲁迅的讲义。其实鲁迅在大学里面，包括在中学里，他还讲了一些小说之外的知识。在中学里面他讲过生物学，他曾带领学生做过药用植物的采集，他最早倡导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对于岁时、气候、时节、民俗他也很有研究。他自己整理和辑校的关于中国古代天气和民风的材料有很多，比如广东的天气，古人是怎么来描述的，他在一些类书和地方文献里面注意到这些，他还整理抄录过这些文献。所以他自己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当时北京大学邀请他来讲课，就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专长。

鲁迅的学问其实是很多的，他对于经学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但非常了解。对于史学，鲁迅说“二十四史”他是摸过一遍的。史学里他更喜欢看的是野史，是乡邦文献和野史杂记。他认为中国的正史除了像《史记》《汉书》等少数文本以外，其他大部分文本是要打折扣的，特别是后来的一些史书，基本上就是权力者的家谱，是权力者意志的体现，不能够呈现出王朝里面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民风特点。所以他对于传世文献之外的一些边缘史料是非常关注的。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田野调查和中国考古学的产生是在1927年前后。当时鲁迅就非常注意考古学，他自己的藏书里有不少日本人的资料，比如有日本人在旅顺进行文物资源掠夺后整理的一些考古资料。1927年，徐旭生先生到西北进行田野调查写的《西游日记》，就是鲁迅先生让他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包括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的学问都是很深的，各有特点。只不过鲁迅是小说家、杂文家，又是一个不断写实文、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界战士，人们往往忽略了他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学问家的意义。

鲁迅在北京的日常工作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学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关于这一段历史，研究近代史、近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人有很多专著。鲁迅和学界的接触其实是多方面的，这里面能够看出他的兴趣，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贡献。

1912年他来到北京，在教育部工作。当时教育部下设的很多学校对后来的影响都很大，比如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汤尔和，他和鲁迅那代人都有交集，但是他后来做了汉奸。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也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在当时是学者众多的一个部门。当时在临时大总统颁布的任命状中，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他主要负责的是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美术馆，从事调查收集古物等。其实这些都与我们今天讲的文化遗产研究有关系。他当时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距琉璃厂很近。宣南这个地方有很多遗迹都值得造访，我们会在那里发思古之幽情。曹雪芹先生当年也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清代的很多文人、艺术家都在这边活动。

从工作角度来看，鲁迅的一些日常工作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一些文物，比如建立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举办博览会，他也借机参观了解了国子监的石鼓文和外地转运来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应当是民国以后从沈阳调过来的。最早“四库全书”编完以后，放在不同的地方。沈阳有一个文溯阁，里面藏的“四库全书”被调运到北京来。后来张作霖要求归还，所以1925年鲁迅曾多次到太和殿和保和殿检书。

对“四库全书”，鲁迅有很多的言论，比如当时统治者怎样篡改史书，把一些重要的文献给删掉了。鲁迅对传统的文化带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还有北京故宫的大内档案等，他在和故宫的交往中接触了一些一手材料。他对史料是非常敏感的，在琉璃厂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拓本和文献，比如购置南阳的汉代造像，还有古砖、钱币等等。他把自己收藏的铜镜和瓦当都献给了博物馆。在博物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文物少，所以当时他从事的都是跟学术有关的工作。尤其是研究博物馆、纪念馆应当怎么建，博物馆理念是什么。蔡元培先生从德国的经验出发，提出了关于博物馆建设的一些美育方面的观点。

鲁迅因为学德文，所以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里面谈到关于文物保护的理念，有德国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当然，鲁迅因为小时候接触过出土的文献资料，绍兴有不少金石拓片及其研究者，鲁迅和7位绍兴籍金石学家保持过联系，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对金石学就感兴趣。他收藏的汉代造像、战国瓦当数量可观。他没有为此写过论文，不像他的朋友陈师曾会通过自己的讲义把观点写出来。

鲁迅是把这种古人气魄的东西糅到自己的文字或设计里面了，例如，他给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用的就是战国瓦当的纹饰。蔡元培可以找到很多比鲁迅厉害的画家、艺术家来设计北大校徽，但为什么请鲁迅？比如当时教育部有陈师曾，他是一位很杰出的画家，我们现在讲文人画，最早就是他从日本的文章里翻译过来的，他推动了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他在天津讲学的时候，讲的是中国美术史，而鲁迅在北大讲的是中国小说史。谈到魏晋，谈到唐宋的时候，关于社会风气和审美走向，他们的看法非常接近，两个人日常有很多交集。陈师曾的画体现了一种新风，但是蔡元培请鲁迅来设计校徽，没有找陈师曾。

当时教育部这些官员没有今天讲的文史哲之分，他们是打通了的。鲁迅既看尼采，也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了解塞尚、凡·高。他在20年代，就已经购买了罗丹的雕塑和塞尚、凡·高的一些绘画。他的知识面是很开阔的，所以鲁迅后来去大学兼职，跟教育界、跟学界关系就更深了。他兼职的学校还有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所以和美术界有一些接触。

鲁迅与美术界的交织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美术界。当时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校长是林风眠。1926年林风眠办个人画展，请鲁迅去参观。林风眠特别希望鲁迅能给自己写一个评论，但鲁迅看了以后未置可否。后来鲁迅到了上海，林风眠也见过鲁迅，让他了解他们的艺术，鲁迅还是不为所动。但是鲁迅当时为两个年轻画家写过文章，一个是他的老乡陶元庆，另一个是司徒乔。我有一次就问陈丹青这两个人的画怎么样，我知道陈丹青很喜欢林风眠。陈丹青认为，这两个年轻人的绘画更有张力，所以鲁迅的感觉是对的。

鲁迅与美术界这种交织很有意思。后来“一八艺社”在上海办展览的时候，林风眠和鲁迅分别为展览题字和写序言，就是说鲁迅跟美术界是有互动的。鲁迅在谈到美术界情况的时候，只谈到两个人，一个是陈师曾，就是陈寅恪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就是齐白石。鲁迅觉得齐白石的绘画是好的；陈师曾有士大夫气，但是他又能参照域外的东西。陈师曾发现了齐白石，并想方设法提拔他，最终齐白石不再受前人的影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从鲁迅在北京和上海同美术界的有限互动中，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之高。所以他在上海搞新木刻运动的时候，林风眠的好多学生从杭州艺专跑到上海跟着鲁迅，包括像诗人艾青都是这样。

我们知道，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成立的。它的几任领导人中，如易培基、马衡和鲁迅是很熟悉的。鲁迅尤其和易培基很熟悉。鲁迅到上海大学讲演，就是易培基任校长时请的他。鲁迅的藏品里有关于故宫档案的材料，因为当时他的朋友沈兼士到了故宫。我们一讲故宫，就讲明史和清史，其实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的事情也值得一讲。当时，新文化人在搞白话文，在北大红楼里面教书的老师和学生们很多跑到故宫去。

去干吗？一个是去工作，就是在那里帮着马衡他们做工作，像俞平伯曾在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写的就是他进故宫去读原始材料的心得；而像沈兼士等，他们进故宫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清明上河图》这些古代的经典画作，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整理清代文字狱档。因为这代人是一些革命者，晚清时鲁迅和沈兼士都跟着章太炎读过书，都有一种对文字狱的痛恨，所以他们要看文字狱档。那代人刚进故宫的时候，他们要清理历史的垃圾，清理旧账，思索国家为什么衰败到那个样子，他们认为就是文化的专制。鲁迅在后来谈到清代文化的一些问题时引用过沈兼士给他寄来的那些清代文字狱档，鲁迅很看重故宫档案文献的整理。当时故宫有些大内档案流失了，包括像罗振玉在内的人都呼吁要保护，鲁迅就写了一篇关于大内档案的文章，讲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易保存，明白的人把它偷光，不明白的人就把它毁光了。

鲁迅与故宫，与一些朋友之间的互动，有很多话题都值得研究。我们知道王国维曾经是溥仪很欣赏的，他是被末代皇帝召到宫里面，在那边做一些研究，就是南书房行走。马衡曾经跟王国维有一些交往，王国维的学问是很厉害的，鲁迅没有跟他直接交往，但是很注意王国维和罗振玉整理的器皿文献，尤其关注《流沙坠简》。民国时期中国在文物考古方面有三个亮点，第一个是敦煌的发现，第二个是故宫，第三个是北平文物调查委员会。鲁迅和两个亮点有些交集，他对敦煌的文献特别感兴趣。他的藏书里也有一些关于敦煌的书籍，他自己在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当中，有一些就借用了敦煌的文献资料。但鲁迅用的不是一手资料，因为他没有能力获得。

对于像西方考古学界介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里面，他是有很多言论的，有一些是批评的。西方人对中国古文明有好奇之感，作为外来人，他们对于中国一些残酷的、黑暗的东西也礼赞，所以鲁迅是不以为然的。鲁迅觉得西方人研究中国，有一些很有价值，有一些是存在隔膜的，包括罗素。罗素和杜威来北京也都跟北大红楼有关系。我们党的早期创始人张申府在这儿接待了俄国共产国际的使团，张申府翻译过罗素、维特根斯坦的一些文章。但是鲁迅看到这些外来者讨论中国的时候，是存在隔膜的。

主讲人/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