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涂抹的纪念碑：战后德国的历史认识与现实误差

德国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时刻称为“零点时刻”。似乎对他们而言从那一刻开始一切都是未来指向性的重新开始。他们的做法不外是将罪责归诸以希特勒等为首的纳粹领导人，同时将罪责相对化，这样一来，一般德国人就可以没有太多良心负担地将自身放置在一个纳粹政权的盲从者甚至受害者的角色上了。

与此同时，东西方世界在战争结束后不久都将德国作为新斗争的第一线，在此情势下，双方重新启用一般德国人，甚至前纳粹党员，就成了必要，除了首恶之外，其他人自然就只能既往不咎了。西方盟国提出的二战后对德国的所谓“4D”政策就此沦为一纸空谈。为了替一般德国人的罪责开脱，人们一般选择性地忽视了纳粹党在1932年时就已经是魏玛共和国国会里得票最多的政党了，而赤裸裸地表达了希特勒各种政治主张的《我的奋斗》在1945年德国战败之前不能说是人手一册也是随处可见，此外希特勒中前期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不仅给一般德国人带来了物质上的利益，还有精神上的满足。

重新回到“零点时刻”前后对理解一般德国人负有的罪责，甚至理解当代问题都非常重要。哈拉尔德·耶纳的《狼性时代》这本书就是尝试描绘二战结束后十年德国的社会状况。借助此书，我们或许可以做些拓展性的工作。

“德国问题”

在这里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德国问题”。什么是“德国问题”呢？在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的分析下，就是出过康德和歌德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纳粹的反人类罪行呢？这个问题在现当代语境下的解答思路就是德国人如何走向自由民主的过程，或者按照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更为形象一些的说法就是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

依照一些较为漫长的效应链，似乎人们可以从德国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世界主流观念的挑战者形象来加以理解：从作为罗马帝国边境威胁的蛮族、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浪漫主义和反启蒙、1914年《告文明世界书》里面的反西方观念、纳粹和在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上的迟到者身份等来加以理解。

与之相应，人们还可以从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里描述的野蛮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和高地德语版《圣经》、康德哲学中的意志因素、费希特的《告德意志人民书》、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到尼采、韦伯或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思想家的各种代表作的精神文化因素中找到另一条潜藏的线索。似乎把刀切在哪一点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没有足够充分的说服力。德国人之前一直在走的是一条他们自诩为“特殊道路”的发展道路，而且的确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不过因为这条道路在现实中导向纳粹的原因后来被批判为歧路，似乎走和西方世界一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人们在这里可能会联想到福山在苏东剧变前后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不过历史哲学的解释就是如此浅薄的吗？以及德国的“特殊道路”难道在指向纳粹之外没有其他可能了吗？

我们应该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纠缠这个层面去理解上述的“德国问题”。虽然俗话说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于实践，但是按照康德的观点，理论与实践应该也可以是打通的，不过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统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而非在理论中加以实现的。人类有限的思维能力很难把握复杂多变的现实，只能基于一些理论框架来加以理解现实。重要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非相反。“德国问题”的本质就是他们如何实现内在整合和被整合入作为总体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在这过程中反映出的副现象。当然，这里提及的作为总体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在现实中就表现为全球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

不过这并不是“德国问题”全部的图景，在上述过程中存在各种拒斥，而这些拒斥就是那些具有德国特色的事物。如果人们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与纳粹的崛起放置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因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度地卷入或被卷入美国主导的经济运作体系之中而经济崩溃与政治极端化了。那些具有德国特色的事物只是被当作了替罪羊而已。与之同理，现今德国所遭遇的许多政治经济问题正是因为他们彻底地成了一个“西方国家”，成为这套全球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系的一部分了，那自然他们也就无法避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了，同时也只能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了。

德国人又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吗？

依照一些流俗之见，一般德国人正是因为自身罪孽深重或者遭受最多的苦难，所以他们才最有可能成为自由民主世界的支持者，以及他们才最有可能呼吁普遍人道主义的实现。这种充满颠倒与反讽意味的观点，是许多一般德国人甚至一些德国精英所持有和宣传的。可以说，德国人在二战后以被“阉割”和“自我阉割”的方式“成功地”实现内在整合和被整合入作为总体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这只不过是延续了一战后的发展路线。那么，纳粹的兴起与对纳粹的自由民主版本的批判实则共享了同一套发生机制。他们成为“西方世界”一员的时刻也同时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丢失的时刻。不论是对民族共同体，还是对个人，自我意识丢失之后，就会丧失独立性和判断力。联邦德国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哈贝马斯从南斯拉夫内战时候为北约的军事行动辩护、拒绝阿联酋的谢赫·扎耶德图书奖到最近不仅没有谴责而且还为以色列的反人道主义罪行加以辩护等一系列行为就是现当代一般德国人社会意识的聚焦表达，而社会意识背后则是这种社会存在。

虽然这本书问题颇多，但是作者提及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观点，诸如“这座被全世界仇恨的帝国首都在短短几年内已转变为坚守‘自由世界的前沿之城’——这种迅速的发展使得最具思考力的人都难以接受，也没有给日后对历史的整理反思留有什么余地。”也即冷战开始后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使得对一般德国人归责的优先性陡然下降。德国都不仅没有被踢出全球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是被完全地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这套体系之中。对战败国来说，或许这是战胜国迫使他们接受的命运，而非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就像作者所说的：“去纳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对彼此仇视的姐妹。她们谁缺了谁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她们却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来看，一个名副其实的去纳粹化过程不曾有过，但是假如没有去纳粹化的发生，一个适度彰显民意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走投无路，如果不是靠着对历史记忆的压抑和排挤，人们根本不可能从中破茧而出。”这里揭示的民主与纳粹之间的悖论关系在深层核心处的则是一种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的内生性危机。

一种成问题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并未远离而是一直与我们相伴，不正义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就会导致各种问题，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意识也自然是成问题的。重要的是主体具有挣脱这种成问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能力。因为德国是这个体系的重要一环，所以绝大多数德国人受制于这种成问题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而并没有意识到要发挥主体的力量以挣脱束缚。当然，我们也就更加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寻求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挑战与重塑了。

罪责与自由意志

流亡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拒绝和一般德国人和解以及拒绝回到德国，因为他认为他们当年支持希特勒上台是普遍有罪的，而雅思贝尔斯则将这种罪责形而上学化。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普遍的有罪就等于普遍的无罪，将罪责形而上学化就会像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一样最后会不了了之。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德国人作为人类才会犯下的罪孽，那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人类个体都有可能会犯下和当年德国人犯下的罪孽一样的罪孽。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像当年被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人在另一个时空背景中可能会成为种族灭绝其他人的纳粹分子一样。借助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弗里茨·诺依曼在分析纳粹政权的本质的《贝希摩斯》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纳粹政权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里的核心观点“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稍加改动，我们就可以得出“作为总体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纳粹分子”的结论。

如果我们只是将问题归咎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者的纠缠，那似乎个体的自由意志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可有可无的角色，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救赎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在这里实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世界的刑法体系都是以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定罪量刑的前提。如果将问题都归诸社会结构，就会像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里那些喜好行淫者将问题归诸自己无法控制的欲望一样，人的重要性在于他或她可以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做出选择。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讲的“平庸的恶”的判断力缺失问题，和两德统一后审判射杀试图翻越柏林墙的克里斯·格夫洛伊的士兵因格·亨里奇时提出的“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观点，都旨在说明个体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在主动为恶之外，如果一个人缺失判断力，那他的行为将会非人化，他也会将其他人非人化地对待。当时许多德国人正是在一种成问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裹挟下，丧失了自己人之为人的健全判断力，不能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与之积极或消极地对抗。但也有一些例外，诸如在千百人之中插手没有行纳粹礼的奥古斯特·兰德梅塞，被处死的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朔尔兄妹、刺杀希特勒失败的军官团成员，还有挽救许多犹太人的奥斯卡·辛德勒等等，他们都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人的主体性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其他人在判断力上的缺失。

回到这本书，又一块纪念碑？

在学术研究中，各种文献、事实等证据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和重新构成了事物的客观性。相比而言，我们更相信各种档案资料、统计数据和物证等，而非人的发言，更何况这本书涉及的很多人还是利害相关者，他们的说法或观点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呢？口述史虽然是很有特色的，但是内容并不能完全让人采信。同样，虽然相关的小说、诗歌、电影和画作等，构成了某种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终究是表现为主观的、有扭曲的“虚构的副本”。作者在这本书里做了很多主客观交织的工作，穿插了很多回忆录、访谈、诗歌、小说等，这只是使这本书在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上具有可读性而已，同时让这本书在证明效力上下降从而失去了作为一本严肃学术作品的可能性。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本书提供的作者简介中发觉一些线索：“哈拉尔德·耶纳资深媒体人、文化批评家、文学博士。自1997年起任职于《柏林日报》，从2003年直到2015年担任该报的文艺副刊总编。自2011年以来，担任柏林艺术大学文化新闻系荣誉教授。2019年出版的《狼性时代》获该年度莱比锡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奖。”由此可知这位作者是文学博士，他曾经负责文艺副刊，而不是历史学、社会学或者新闻学的训练出身，那就好理解他这样写法的原因所在，只是不清楚的是这本“虚构类”的书被列入“非虚构类”的原因何在。

关于纳粹德国的一些共识已经达成，公共讨论的契机早已一闪而过。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只是已然发生的事实的一个简单确认，哈贝马斯的抗议显得激烈有余而效用不足。历史书写既重要也不重要，当一个人成为历史哲学家的时候，他也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就像扬-维尔纳·米勒曾说过的，建造纪念碑的目的正是为了遗忘。德国人擅长的就是建造纪念碑和遗忘。相关文本也可以作为另类的纪念碑存在，那这本书也可以被当作是又一块纪念碑。更多的纪念碑和博物馆，或者更多的文本，不仅产生不了什么积极的意涵，而且在消极意义上会让人们遗忘或是告别那些需要人们直视或正视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