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朱锐的人生最后一课

春天以来，朱锐两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最近是六月份，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作为哲学院教授，他录制的一段论“内卷”与“躺平”的毕业生寄语视频，让他在互联网上出圈。

更早则是在四月份，他的学生把他带病上课的内容记录在网络上，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关注。在课堂上，他说，“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

朱锐是一名哲学家，也是一名直肠癌晚期患者。自去年秋天起，他从治疗中抽身，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他的硕博生们陪着他，一起完成了他56岁人生的最后一课。

2024年8月1日，人民大学哲学院发布讣告，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朱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下午13时15分在北京逝世。

当晚，朱锐的一位学生在朋友圈里写下柏拉图的诗：“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愿意变作天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

6月初，春季学期的课程收尾，朱锐说，最后一节课，不要讲太沉重的东西。

那节课上，他从康德谈起，有两样事物永远震撼人心，“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浩瀚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道德。”继而讲到庄子的小大之辩，讲到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的演讲，讲到旅行者1号离开太阳系时，为地球拍下的照片——距离60余亿公里外，地球是一个浅蓝色的点，渺小、遥远，“像尘埃。”

从前讲课，他喜欢走动，挥舞肢体，写大面积的板书。这节课，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语调慢，但保持音调的清亮。他习惯把领子立起，袖管里空荡荡的，形销骨立。

3月，本学期的第一堂课上，朱锐宣布自己已是直肠癌晚期，每次上课前需大量服药止痛。4月的一堂课上，他称自己停止了化疗，“因为治不好了。”但这是“好消息”，因为他上课不会再迟到了。

2022年下半年，朱锐确诊直肠癌。此后的一年他辗转治疗，没有开课。2023年秋天，他久违地回到课堂，一周一次，开始给本科生讲课。上学期讲“形而上学的恐惧”，下学期讲神经美学。

起初，这门课主要是哲学院内的本科生在听，教室仍有空座。今年春天，朱锐的硕士生可欣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记录朱锐的课堂片段，标题是“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帖子获得近三万点赞。

之后的课堂，“盛况空前。”外系、外校的学生都来了，有学艺术的、计算机的、电子商务的，光在网上私信她预约入校的就有好几十个。甚至有人从苏州、上海飞来听课。

满座60人的阶梯教室，一度塞进了一百多人。最拥挤的一次，一排人坐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听课。为疏散人流，学生们建了一个线上听课群，每周直播课堂。到学期末，群里加了近三百人。

最后这堂课接近尾声时，朱锐总结，个人的生命与宇宙之类的普遍原则间有一种辩证关系，“不管普遍原则多么浩大，它总有小的一面，私人的一面。”他强调个人生命的体验，“要相信你自己的渺小，但不要感到卑微。”

而后他说，他累了。“谢谢大家，到此为止。”他支撑双手，有一个小小停顿，再站起身。之前的一堂课上，他提过，作为病人，操控身体是很难的，比如起床，“短则两分钟，长则半小时。我要筹划，手、胳膊、上身先动，再动哪个脚……”

打铃了，最后一节课结束。可欣委婉地问朱锐，今天身体怎么样？他显得有点高兴。他说，“我跟你说，非常惊险!我今天来这里前忘记吃止痛药了，但居然没那么疼。”又说，“但是晚上回去还是要吃药的，否则会疼得睡不着觉。”

这堂课上，朱锐的所有硕博生都在场。当天中午，大家约着给一位即将毕业的学长饯行，朱锐没有来，但给了经费，让大家找一个“时尚又高档的餐厅”。可欣说，这是老师的身体已实难支撑。

疯狂科学家

2021年，在人大哲学院读硕士的陆晨为《认知科学与哲学通识讲堂》做助教，认识了任课老师朱锐。在陆晨眼里，朱锐成天顶个爆炸头，戴副圆眼镜，打扮考究，用可欣的话说，像个疯狂科学家。

朱锐曾在美国的大学执教近三十年，2018年回国，先在深圳大学就职，后被聘至人大哲学院，任“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的首席专家，并开展教学。

他的课包罗万象，既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这样的古典哲学家与古典哲学，也讲元宇宙、人工智能等近些年才兴起的话题。他能同时用中英文授课，还懂古希腊语和拉丁文。他不爱灌输知识，他的课堂通常是对话式的——曾经旁听的学生彭伦说，他总是提问，要和学生对谈，聊天的氛围会贯穿整堂课。

《认知科学与哲学通识讲堂》是一门合作课，由朱锐和哲学院副教授刘畅合上。“这课学院里已经上了很多年，我们都希望不去重复之前的内容，要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刘畅说，两人也是从那时起相识，会约着吃午饭，商量晚上的讲课内容，下午则分头做幻灯片。

有一次，学院里的同事们一块外出骑行，朱锐说自己很热爱运动，但旋即又强调，他就喜欢一个人运动。他说自己常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去野外徒步，从白天走到黑夜，边走边梳理、记录自己的想法。

对同事和学生来说，朱锐是保有一定神秘感的。他不爱社交，很少参与学术以外的公共活动。彭伦去过他的办公室，里面陈设简单，没有放书。他用手机看书，随时随地看，有时坐着地铁就能把一篇论文看完，回应彭伦的提问。学生们知道他独自租住在东北四环的一个小区里，但没人知道具体是哪门哪户。也曾有一次，他向他们发出邀请，有机会可以去他家里聚餐。

这个机会没有来临。2022年的秋季学期，刚开学，硕博生们就被叫到一个咖啡馆里，朱锐在那里公布了自己的病情。

可欣记得，老师以极平静的、甚至略诙谐的口吻说，自己刚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要经过几期化疗，医生说五年内的生存率大约在10%。“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可以扛过去。他并不害怕，也希望我们不要害怕。他说做哲学的人是不害怕这些东西的。”

说这些的时候，朱锐面色很好，体魄也看着健康，发型、衣着仍是精心打扮过的，“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又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朱锐，一切如旧。

之后，朱锐离开人大校园，辗转治疗，但不定期的组会、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他坚持在线上组织进行。他会问学生的学业进度，解疑答惑，与学生共读一些书籍，完整地履行导师的责任。师生间，极少聊起病情。

朱锐看重作为病人的尊严。他曾和搜狐新闻提到，治疗早期，他的面部因用药而褪皮、长疹子，那阵子，他拒绝了所有朋友的探视，也不愿回学校上课。后来，他与医生协商，换了一种疗效差些但不至“毁容”的药。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学生们而言，老师的疾病没有实感。

一直到2023年秋天，朱锐返校开课，陆晨观察到，他的脸有些浮肿，喉咙变得沙哑，身上多了一些斑点。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老师身上有疾病的影子。

上头几节课时，朱锐卷发浓密，精神头也还算足。到了冬天，他的状态急转直下——他快速地消瘦，长期戴帽，遮挡化疗导致的脱发；他突然开始拄拐，走路也变得颤颤巍巍。一次下课，可欣追上朱锐，想和他讨论博士申请的问题。朱锐说，改天吧，他这会儿腿太疼了。后来，学生们都想，那时，老师的癌细胞应该已经转移了。

“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

师生们都说，自从生病后，朱锐并未被交予教学任务，“学院是希望他养病的。”但他主动提议，接下了一整学年的本科生讲课。

他没有向大家说明过理由，单单提了一个请求：他希望把课程录下，为了能够整理、剪辑，日后放到网络上去。

博士生郑文担任朱锐的助教，她从学院办公室借来一台手持DV，每周二上课时，就架在讲台边录制。

第一学期，上《西方哲学原典》，朱锐自定主题，围绕古希腊悲剧和现代电影，讲述了恐惧的几种形式：《俄狄浦斯王》，描写的是人对命运的恐惧;《现代启示录》，描写的是人对非理性社会的恐惧;他还多次提到尼采所论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指向文明冲突之间的恐惧……

也是在这学期的课上，他向更多的学生，反复提起自己已对硕博生们说的话：“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他用苏格拉底的话语举证，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哲学告诉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陆晨发现，老师重返课堂后，不像以往那样准备大量教案，常常只在屏幕上放出一张图片，就能连贯地将一堂课讲完。好像许多话是脱口而出。刘畅也旁听了这些课，“生病以后，朱锐的讲课是完全落地的、结合其生命体验的，他对恐惧、死亡、疾病的思考都是切身的。”

哲学家没有哪怕一刻惧怕过死亡吗?朱锐的态度是怎么练就的?答案在风中飘，学生们试图寻找轨迹。

这或许与他的爱好有关。很久以前，一次师生聚餐，朱锐提到，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爬野山，走那些无人走过的路。他在深圳时，曾在山里迷路，单枪匹马被困了大半天，最后通过分辨水声，找到水源，才循水下山。这样的经历，在独身野外徒步时，并不唯一。他早就习惯与恐惧共生。

也或许来源于他的人生经验。2021年，彭伦旁听朱锐的课时，就听他说过，要放开手脚地做事，“不要做基于恐惧的选择。”他后来想，这是老师总结自身得出的结论：老师的人生是跳跃的，从安徽大学，到北京大学，从中国到美国，又回到中国。他的研究领域也是多变的，从语言哲学到心灵哲学、古希腊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后来又转向人脑和神经科学研究。他活得很“轻”，很少瞻前顾后。

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珍视身体与生命，并认为“具体的、有限的身体，才配有生命。”所以他也珍视、尊重身体的有限性。

2024年的春季学期以来，朱锐讲艺术与人脑，在课上对比洛维斯·科林斯的两幅自画像，分别画于他中风前后。朱锐评价，病后的自画像更动人，“他画的就只是身体，是身体原来的状态，不是符号的状态。”

另一堂课上，他谈论尼采，“尼采一辈子受胃病的困扰，对他来说，最好的哲学、最大的自由，莫过于有一个强健的胃。”他用自己佐证，“我原来不知道我的肝在哪儿，直到我的癌症转移到肝部位……我生病以后，一下子惊呆了，原来我们的身体是那样的!”

他常出入重症病房，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便溺……我们所谓的人格、自由、行为，通通被排除在医院的大门之外。”

他因此不同意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认为这种说法忽视了“尼采的胃”，也忽视了病房中的赤裸世界。“一旦死亡作为一种确定性呈现在你面前，你谈什么筹划？谈什么现在和将来？都谈不上。”

只有非常偶尔，他在课堂上展露出一丝失落，“我现在迈每一步都很困难，但我曾是一个登山的高手，登过很多名山、大山。我从来不知道会有今天。”

更多时候，他用哲学将痛苦解构，“我生病以来，大部分时间就是躺在床上，不能正常地社会交往，甚至正常地上课都困难……这是一种社会人格的退场，符号的退场。”带笑说出这些话。

双赢

2023年秋天，朱锐的本科生课堂开课后，只要课表不冲突，硕博生们都会到场旁听。刘畅也几乎一节不落地来了。这是未经商量的共同选择——同事们、学生们，“都想不到做什么能够帮助和支持朱老师。”那么至少要在场。

这种默契，后来被证明其实用性。

春季学期以来，朱锐的体力与精力明显不及以往，一节一个半小时的课，他通常只能独讲40分钟左右。剩下的一半时间，他请刘畅或硕博生们代讲，如果他精神好些，双方就进行对谈，直到下课。有时候，同事或学生讲话时，他会闭眼、皱眉，十几秒钟后才缓过神来。大家知道，那是他在忍痛。

6月初的最后一节课上，朱锐感谢了共同维持课堂的师生们，形容双方的关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结课后，学生们陪着朱锐走到校门口，目送他独自打车离开。

学生们再次见到朱锐，是在6月下旬，受学校邀请，朱锐为毕业生们录制了一段致辞视频：他谈“内卷”与“躺平”，他认为，在人口、资源之外，内卷或许也源于“欲望的单一化”。他鼓励大家把欲望与事物的真正价值相连接，实现欲望的多元化。

视频里，朱锐比月初时更瘦了。

6月24日中午，他给陆晨发消息，称自己腹水严重，但不想再去住院治疗。且他被医生判断，只有个把月的时间了，“如果能出去走走那就更好，如果不行，还是希望多见见大家。”这是他在病后，第一次主动提出，希望得到探视。

学生们还没来得及动身，第二天中午，朱锐又发消息说，这两天不方便，“太难受了，基本不能做任何事。”

刚听说朱锐的病情时，可欣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两人都是诗歌爱好者，不过相处时间有限，还未能好好交流。

诗的标题叫《不怀疑》：

“……阿洛西斯。在再见以前，我们从未如此设想: 转身，绕过门再向你投去一瞥……笃笃，生木鱼，死木鱼，笃笃。只要相信或放弃。

但这都是最难的事。请你抬头看吧。我们的雪早已覆下来了。”

那阵子，可欣看了一部叫《怀疑》的戏剧，主人公之一是阿洛西斯修女，她被卷入一场信仰危机，在相信和怀疑之间摇摆。但朱锐曾对学生们说，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好起来。

7月中旬，传来消息，朱锐住进了安宁病房。

刘畅和同事们先去探望。在病房里，朱锐告诉刘畅，虽然必然还有一些遗憾，但自己现在是“双赢”，“要是明天他就走了，他赢了，因为他尽早地结束了痛苦。要是明天他还活着，他也赢了，因为他又好好地多活了一天。哪一种结果他都能接受，他已经是生命的赢家。”

7月16日，可欣从贵州经成都飞到北京;郑文连夜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从福建北上抵京;还有一位去年毕业的硕士生，从河北开车赶来。17日下午，七个师门学生汇合，带着两样礼物去看望朱锐：一个软和的靠枕，一盆硕大的、橙红色的蝴蝶兰。

朱锐的姐姐和一位护工陪伴着他。他已无法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瘦到了皮包骨的程度。一见面，他先表示抱歉，又说，虽然他的身体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其他地方都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

“那是指他的精神，他的心灵，他跟我们的相处方式。”可欣说。

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这次，师生间只谈了很少的学习，反谈了很多关于生活、未来的话题。

“他让我们不要害怕挫折。不要太在意时间上的早和晚，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要为大我做贡献，要保持善良的心，如果下定决心做学问，一定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可欣说，那是一场“托孤式的谈话”，总共聊了近40分钟，是朱锐最近最长的一次访客接待。

蝴蝶兰被放在朱锐抬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分别前，他习惯性地说了句，“那我们就到这儿。”这是他每要下课前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