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了你好”的欺骗中长大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全世界都在围着你转，你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你以为是我操控了你的人生吗？其实你也操控了我们的人生。”在日前热映的电影《抓娃娃》中，当从小活在人造环境中的马继业毅然决然拉开通向真实世界的闸门时，“忍辱负重”的父亲马成钢追出去质问。这构成了影片中极富深意的一场转折。

荧幕之外，这并不只是马成钢一人的困惑。

许多父母大概都曾像影片中的父母一样，拼命想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并从孩子的行为中寻找他们是好父母的证据。在如今的家庭结构中，孩子很可能是家中几代人关注的焦点。为此，全家人“爱之深，则为之计深远”。而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展露出某种叛逆和偏离轨道的苗头时，养育者很难忽略的一种困惑是——“你，究竟有什么委屈的。”

在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看来，试图成为理想父母，本质上其实是试图成为自己父母的理想孩子。这个过程中，父母经常意识不到孩子的创伤，或者意识到了，也会觉得真相无法忍受，还是让孩子暂时保持无知更好，这都是“为了孩子好”。而埋下痛苦根源的不是这些创伤，而是孩子不被允许且无法确认自己明明感知到的创伤。

在此前发布的影评中，我们曾详细分析过《抓娃娃》喜剧背后的三重悲剧。今天这篇文章则结合新近出版的爱丽丝·米勒的经典作品《为了你好》，深入探讨以爱之名的教养究竟如何成为一种暴力。米勒认为，这种叙事方式以及对真实境遇的集体性回避，是真正的“有毒教育”。

时至今日，这种教育方式的危害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成长，甚至可能会在特定的大环境下导向群体性暴力。许多人成年后不承认自己的仇恨，无法面对仇恨的真正对象，转而无意识地将其投射给他人。而走上和解的前提是，不论孩子还是父母，是否允许一种“哀悼”发生。不再与内疚感斗争，也不试图发泄到任何人身上，而是承认过去存在过。“一旦‘哀悼’被允许，教养的虚假要求就会销声匿迹，对生命的真正理解将取而代之。”

传统教养观念如何压制了自发情感？

在谈“有毒教育”之前，我们不妨先从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教养”说起。

并不陌生的是，在几代人的成长印象中，家庭内部都习惯用道德规则与条例来驯化一个孩子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不同家庭都有所谓的“家规”与“家风”，而其中共通的规约都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从来到这个世界起，被首先预设的是要爱这个世界。因为只有所谓的“爱”，才是日后所有以自我控制为基础的自我牺牲的情感原点。

在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看来，这些信条听上去相当美好，但其中隐藏的残酷之处在于，当它们被强加给一个孩子时，利他主义的先决条件——人在童年期自发生长出的活力、感受力与创造力，并没有存在的空间。通过胁迫，这些先决条件的发展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而后留下的是终生的紧绷。“一个孩子被要求去爱，为了强行产生这种爱，父母唯一可能的指望，就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以同样无情的方式向他们索求爱。”

这种对自发情感的压制往往从婴儿期就已经开始。传统教养观念认为，孩子的“顽固”“任性”很难处理，而教导他们学会服从应该越早越好。这一点几乎很长时间里一度是中外教育界的共识，以至于其影响之深、之隐蔽，直到今天仍渗透在家庭的深处。早在200多年前，教育家J.祖尔策就曾表示：

“当孩子超过1岁时，‘任性’的消除是我们努力的主要方向。第一件事就是，培养孩子对秩序的热爱，这是踏上美德之路所需的第一步……从第二年和第三年开始，孩子必须严格服从父母和长者，无条件信任和接受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些品质不仅是儿童教育成功的必要前提，而且对整个教育都有很强的影响。它们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赋予了人们心灵本质上的秩序和服从法律的精神。”

这段话几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似的观念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的。在如今关于抑郁症的常识被广泛普及的今天，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些精神类疾病不是实际创伤的真实后果，而是被压抑之后的创伤的二次表达。

然而，由类似观念出发的教养手段，几乎出现在家庭的每个角落。以自我克制为例，不少家庭的饭桌上都曾有过的熟悉一幕是，犯错的孩子被要求站在一旁，看着周围人吃喝，而被要求自己不产生同样的欲望。有些父母担心孩子沉溺感官的愉悦，会给他们摆上美味的水果，或拿出心爱的玩具，却又在他们伸手来拿的时候，让他们接受考验——“你能把这些水果留到明天吗？”“你能把这个玩具送给另一个小朋友吗？”

当这些自我控制未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运转时，父母往往会勃然大怒，继而担心孩子“学坏了”。在电影《抓娃娃》中有一幕，父亲刻意在儿子面前穿鞋底快掉的鞋，儿子提出要攒钱给父亲换一双，却在隔天“撒谎”，花钱买了ipad平板设备后，父亲大惊失色，生怕这会成为儿子教养之路的拐点。父亲没看到的是，这是儿子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正视自己的需求，在父亲眼里，这就是道德层面无可辩驳的“撒谎”，更无法接受“撒谎”的原因可能就是教养者本人造成的。这些都在无形中削弱着童年期孩子的生命活力，没有旺盛的土壤，温暖而真实的情感就无法生长。而一旦通过抑制活力使孩子产生“邪恶”，那么似乎任何消除“邪恶”的方式都是合理的。因果关系被混淆时，教养的方向已经偏移了。

这些方式渗透到生活中的太多领域，以至于人们几乎很难注意到。米勒认为，我们的内心其实都有一个小孩——弱小、无助、未自立的小孩——为了能成为独立、值得尊重的成年人，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努力摆脱它。而当我们在孩子身上重新遇到这个小孩时，就会用曾经用在自己身上的方式来迫害它。这个过程，被称作“教养”。

米勒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孩子，使他们不知道父母对其做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本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实际又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成年之后，不管他们的智力与眼界如何，他们都会下意识将别人的意志当成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从未获准过表达自己的意志，又何谈这意志被破坏了？

当余生陷入消灭自我的战争

在这样的教养方式下，一个孩子从小既受到父母的欺瞒，甚至是出于“爱”的贬低和羞辱，同时又被要求要尊重和爱那些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人，要忽略感受到的真实痛苦，那么这个孩子成年后会发生什么？

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一个成年人的生活中。但米勒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其实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期待。这些记忆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被遗忘或日渐模糊，但只需稍加留意孩子成年后的行为，便会注意到这段历史可能只是被储存在内心的某个地方。米勒尝试从希特勒的极端童年经历中，解读其日后的整个政治生涯走向。尽管不是每个受到此种教养方式的孩子都会成为杀人犯，但至少这个视角提示了以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儿童的长期危害。

据现有资料显示，希特勒成长的家庭可以被描述为极权政体的原型。在这个家庭中，父亲是唯一且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妻子和孩子需要顺从他的意志和情绪，以及毫无怀疑并满怀感激地接受来自这个角色的羞辱与调侃。如果这个父亲碰巧在家庭之外的公共身份经营中并不顺利，那么这种导向家庭内部的压力几乎是成倍的。而希特勒的父亲在所生活的村子里承受着四重屈辱：贫穷、私生子、五岁与生母分离，以及有犹太血统。尽管第四重长期只是未经证实的谣传，但也足够让他在彼时的社区中陷入孤立。孩子，首当其冲承受着他的焦虑。

而在历史上的传记作家笔下，共同的特点是都在无意识地弱化父母的“虐待”。在《青年希特勒》一书中，当希特勒试图表达痛苦时，作者使用了“欺骗”这个词。书中声称儿时希特勒遭到的“虐待”只是因为他“任性又不听话”，更何况他的父亲是个“具有彻底进步信念的人”。对此，米勒称尽管这里的“进步信念”有待讨论，也许有时父亲看似也在用进步观念思考，但往往只有在涉及孩子时才会闪回自己童年的经历。不论如何，希特勒的父亲的确通过反复打压儿子来表达他对自身遭遇的盲目愤怒。

此时，“为孩子好”的声音一旦出现，就会让孩子彼时内心升起的愤怒变得模棱两可。他无法解释面前这种一边让自己痛苦，一边又披着温柔面纱的行为。他唯有否认自己的痛苦，来认同父亲，因为这种对待不会间断。但这种恨意也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坦言，他从小男孩的时候就沉迷战争游戏，“热衷于一切与战争和军队有关的事情”。那么，他的母亲呢？几乎所有传记作者都认为，希特勒的母亲非常爱他。但在希特勒之前，母亲的三个孩子都相继夭折，希特勒就承载了她几乎所有的寄托。据说母亲会经常把死去的孩子理想化，而活着的孩子就不得不一直与他永远无法企及的形象做比较。在母亲面前，希特勒也只能通过完全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才能得到某种爱。

在米勒看来，这些经历与他日后的政治选择密切相关。“犹太人代表了他童年时被羞辱的一面，他竭力想要摆脱；而那些崇拜他的德国人民，则是他善良、美好的一面。作为父亲的希特勒，通过驱赶和摧毁‘邪恶的犹太人’，以及‘邪恶的思想’，保护孩子纯洁的灵魂远离危险，从而使父与子的自然合一最终得以实现。”他终于不再需要憎恨父亲了，但面对痛苦会带来解脱，而寻求替代却会喂养欲望。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他临终时，都在遗嘱中要求继续迫害犹太人。

大部分儿童不会遭遇如此极端的教养，也不会拥有希特勒那样的权力。但这种以爱之名的压制在多数家庭中却并不少见，如果这样的“教养”完全成功，那么又会发生什么？米勒认为，这些孩子成年后很有可能会成为艾希曼式的人物，服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个人在童年时越是无法接触到自己的真实感情，智力武库和道德假肢的需求就越大。因为道德和责任感不是力量的源泉，也不是真实感情的沃土。假肢中不会有血液流动；它们被用来出售，可以为许多主人服务。”

米勒由此推测，这些孩子成年后可能会加入那些认可甚至鼓励禁止感情的团体，最终被允许在某种集体框架之内过完一生。于是命令的内容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是否是一条命令。而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审判庭上的艾希曼对那些最动人的证词都无动于衷，而在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因为忘记起立而被提醒，却因此尴尬得脸红。

多谈谈隐匿的斗争，而非更好的教养方式

随着儿童心理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断有研究开始论证传统教养方式的危害性，但为什么这些信息几乎没有改变公众的意识？米勒认为，这要回到如今备受养育者推崇的“教育学”中。它潜移默化渗透在家庭的日常养育末梢，极端如《抓娃娃》片中的父亲，会聘用一位知名教育家充当儿子的奶奶。

米勒并不否认自己持有坚定的“反教育学立场”。她所反对的并非某种特定的教育学意识形态，而是一切教育学意识形态本身。在其看来，“教育学”这个词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已经蕴藏了一种暗示，即孩子应该达到某些目标，而这些目标从一开始就限制了他们发展的可能性。而所有与抚养孩子有关的建议，都或多或少暴露了成年人的隐秘需求，比如“占有和操纵重要客体的需要”“对曾被自己压抑的东西再次出现的恐惧”以及“将自己的童年和父母理想化的自我防御”等。这些都无意识地渗透在具体的照料环境中。

这从反面也在被印证。环顾周遭的道德戒条，我们总是相当强调“孝敬父母”的重要性，而没有一个通行的规约要求“尊重孩子”。对此，米勒解释称，这或许是因为孩子对父母的自然反应可能非常激烈，以至于父母不得不担心孩子的反抗，所以才要尽早灌输“孝”和“顺”？

尽管如此，“教育学”的破产也并不意味着让孩子自生自灭。在这方面，米勒坚持认为，只要孩子在童年早期有一个可靠的人，不用担心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就会失去这个人或被抛弃，那么所有的教育学都是多余的。更具体些也许是，“如果能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给予孩子同样的尊重和宽容，就会为他们以后的人生提供最好的基础”。

然而，这些在真实的生活中几乎不可想象。

当米勒将这个想法分享给她的同事时，那位同事先是忍不住笑了，而后沉默良久：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因为孩子不会对我们使用强制措施，当我们表现不好时，他们不会威胁要离开我们。即便说了，也不会真的这么做……”

至此，也许我们都或多或少触碰到了那堵无形的墙。为了抑制自己的无助，人们对他人使用权力。而这通常是无意识的，因此理性的辩论在此并没有用处。在米勒看来，相比于绞尽脑汁寻找更好的教养方式，我们的社会几乎很少谈这之间隐秘的权力斗争。“有教养”的成年人的悲剧在于，他们小时候就不被允许感知自己的情绪，长大后很多场合中根本不知道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又对自己做了什么。而“我们的社会中无数的制度，都得益于这一事实”。

不管是成年后的父母，还是童年期的孩子，回避都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法。走上和解的前提是，家庭内部是否允许一种重新的讲述。处于父母位置的成人也不是纯粹的迫害者，他们往往也并不自知。当过去的成长经历被直视，“不完美”的童年被接纳，对下一代的伤害才会中止。当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攻击性形式，对准“伤害自己并引起愤怒的人”，而非投射到其他人，对生命的真正理解才能浮现。“任何准备好信赖亲身经验的人，都终能获得这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