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丨中国哲学史丨01 什么是哲学的中国性？

你好，我是许小亮。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书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声音下方的讲义有本期内容提要，你可以点开查看。

在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想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去学习中国哲学，并且想掌握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和整体脉络，那么你无法绕开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这本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之后，很快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冯先生也因本书而声名鹊起。在这本书之后，冯先生分别写了中国哲学史的简化本和新编本。简化本名为《中国哲学简史》，新编本名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相比于这两个版本，我认为冯先生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上下两卷的《中国哲学史》更适合我们去阅读。因为简化本失之简略，而新编本则过于庞杂，且很多论断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无法为我们还原一个相对客观的中国哲学史的脉络。基于以上考虑，我选择了这本上下两卷的《中国哲学史》作为我们理解冯先生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论述的文本。

需要和各位说明的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有很多版本。我这里选择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在2014年出版的《三松堂全集》中的版本。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呢？有两点考虑，一是这个版本是建立在对冯先生的学说最近研究的基础上，校正了之前的讹误；二是这个版本有助于我们站在《全集》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哲学史》这本书在冯先生思想体系中的位置。

要对冯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史进行解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写作本书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冯先生写作这本书是想回应一个怎样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去阅读冯先生在晚年所写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中关于“哲学”的那一段自白。概而言之，冯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根本问题意识，是要申言一种中国历史脉络中所生发的“哲学”，此种“哲学”表征着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中有着与其他文明共享的“永恒价值”。基于这个“永恒价值”，“哲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中国性”。对此，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着非常明确地表述，这里我来转述一下冯先生的这段话：

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这就是我为振兴中华所要做、所能做的事。

可以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力图发掘出中国哲学与思想的普遍性，但与此同时又保持中国哲学与思想自身的话语体系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总体上来看，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广泛的肯定与赞誉。

那么，冯先生所理解的“哲学的中国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结合《中国哲学史》写作的背景以及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自白，我觉得冯先生所理解的“中国性”，大体上包含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为直接的方面，是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不能以一种非中国的方式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以美国人、德国人或印度人的方式来进行。中国哲学虽然是对哲学的普遍问题的思考，但思考这个问题的主体必须是“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与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着本质的区别。冯先生力图去“解释”和“理解”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哲学”，而胡适先生则是基于某种哲学立场去评断中国历史中的“哲学”。金岳霖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美国商人的中国哲学史”，就是指胡适先生是以特定的“哲学立场”去写作中国哲学史。这种哲学史的写作读起来流畅，但却失之真实，欠缺深刻性。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则具备陈寅恪先生所讲的对于古人的“同情之理解”的境界，因而能够真实地呈现出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冯先生自己也认为，相比于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的《中国哲学史》在解释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程度上要强很多。也正是上述的原因，使得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刚一出版，就很快取代了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民国时期大学里讲授中国哲学史的通用教材。

第二个方面，这种“哲学的中国性”体现在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功能定位上。在冯先生看来，他对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式”写作，教学或讲授只是目的之一，他的根本关照是为了在新的时代形成新的“中国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明确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与他的“贞元六书”（分别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之间的内在关联。用冯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中国哲学史》是“照着讲”，“贞元六书”是“接着讲”，“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明了这个前提和基础，新的“中国哲学”才是可能的。也因此，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与“贞元六书”结合起来才构成一部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换句话说，在冯先生所搭建的中国哲学史框架中，只有他的“贞元六书”是真正在近代哲学的意义上接续了“中国哲学”。

“哲学的中国性”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中国哲学及其理念的“历史哲学”表达上。冯先生通过《秦汉历史哲学》一文充分表达出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哲学”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是纯然“中国性的”，而非“西方的”。在冯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史背后的历史的变与不变、历史制度的选择、历史本身的进步与否以及历史本身的对错评价都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中国性”不是在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的语境中映射出来的，而本身就是中国历史自身演化的结果。譬如说，在谈到“历史是不错的”这个基本判断时，冯先生所依赖的主张就是中国哲学中的“五德说”与“三统说”。同样，在展开其他历史哲学的基本判断时，冯先生也是纯然从中国哲学的既有资源出发，而非以西方哲学的基本范畴立论。在这个意义上，冯先生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西之分”，而只有“古今之变”。这是冯先生对于哲学的“中国性”着重强调的根本旨趣所在。

“哲学的中国性”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冯先生是把他的中国哲学史放置在“中华文明复兴”这条道路上来自我期许的。应该说，在冯先生那一代人的视野中，中华文明面临着根本性的冲击与挑战，冯先生这一代学人有着一种共同的文明危机意识。如何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叙述中提炼出一个普遍的哲学命题与哲学价值，并将这个哲学命题与哲学价值进行“永恒化”的处理，形成与西方文明中的“永恒主题和永恒价值”相互辉映的文明共存状态，是冯先生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也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与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根本区别。一句话，冯先生具有强烈的文明的自我担当意识，冯先生的哲学史是哲学家的哲学史，而胡适先生则更多地将自身定位在一个启蒙者的视角，他的哲学史更像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考据学家的哲学史。

如果你能够很好地理解冯先生对于“哲学的中国性”所内含的上述四个方面，那么恭喜你，你就找到了阅读《中国哲学史》这本著作的正确途径。当然，找到正确途径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要真正弄懂冯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史》，还要求我们具备另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就是不要陷入到冯先生对于某个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细节讨论中，不要去纠结于孔子怎么说，董仲舒怎么认为，朱熹是如何看的这种惯常的阅读方式中去。也不要陷入到冯先生对于各个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相互争论的具体讨论中去。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归纳、总结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以及在这个历史分期的基本范式中对于各个哲学流派的归类与讨论。换句话说，我们要关注冯先生所搭建的哲学史叙事的基本框架与基本范畴。只有准确理解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范畴，我们才能够在读完冯先生这本书之后重新进入中国古典哲学与思想的语境中，去重新研读并深入理解原典。

在此，我也想提醒大家的是，冯先生与胡适先生不同。冯先生的写作风格是贴着中国经典的文本来做深入“解释”的。他没有胡适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气势，也缺乏胡适先生那鼓动人心的文笔。冯先生的行文大体上是平和的，但是这个平和的文字下面拥有胡适先生所没有的文明的自我担当意识。冯先生的哲学史叙事，是围绕着“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文明的表达以及担当”这个根本问题意识生发出来的，而我对于冯先生这本书的解读，也会围绕着冯先生的这种哲学史叙事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会对冯先生所谈论的所有哲学家都进行分析和讨论，也不会去讨论哲学家之间的不同，而只会讨论这些流派本身如何对中国文明进行表达和延续，以此来带你看到冯先生的哲学史叙事的独特性。

我想跟大家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很多人会给冯先生贴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但就《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来说，冯先生并没有给出太多的价值性论断，虽然他是从哲学家的视角去写作哲学史的，但是他谨守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分，描述性的论点依然占据本书的大部分篇幅。这事实上是冯先生一直强调的“照着讲”的写作方式决定的。所以，冯先生的这种文明意识的自我担当是中华文明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这与我们今天的文明意识有着根本的不同。冯先生的这种自我担当不能够成为我们“自负”的理由。这是我们在阅读时所必须牢记在心的。

在这一讲中，我主要给大家揭示了冯先生的问题意识。在下一讲，我就将和你聊一聊冯先生的写作方式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史》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一起参与讨论。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