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可欣 伍勇 见习记者 雷蕴含 现场报道
中国的青铜时代,历经了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如今,步入三星堆博物馆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中,就能看到中国古代青铜器由诞生至今日的生命历程。这场青铜器大展,来到同样以青铜器著称的三星堆博物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盛夏7月,一场齐聚了考古界、文博界等近百位专家学者的研讨会,就在三星堆博物馆旁开启。
为配合“吉金铸史”展览,进一步提升展览的学术意义,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使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区域文明的交流互动及中外青铜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7月23日,“吉金铸史——三星堆文化与中国青铜时代学术探讨会”在四川广汉正式举行。
从殷墟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比较研究,到由汉中青铜器看三星堆青铜器的文化和技术特征,以及关于三星堆铜器产地的再检视……研讨会现场,围绕中国的青铜时代,到场的专家学者前后登台,带来了主题演讲。
共话青铜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
24位专家学者开启“头脑风暴”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
现场,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登台,以《区域互动视觉下的古蜀文明》为题,开启了研讨会。李水城以宏观视角,论证三星堆文明和其他文明的联系和影响,将古蜀文明纳入中华文明的区域互动视角,通过文物比对,系统解读了三星堆遗址与长江中游、中原等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彭邦本则以史料为切入点,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通过二重证据法论述“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的国家形式”。
同时,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梅建军,以《由汉中青铜器看三星堆青铜器的文化和技术特征》为题,表示就类型而言,汉中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有着显著的区别,仅有个别的类型可能存在可比之处。“比如容器尊和罍,还有人面具和兽面具。另外一个可能最有关联的器物类型,就是璋形器。”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方
在青铜器之外,也有专家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其他类型的文物。譬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方,就带来了《多元、融合与创新——论三星堆-金沙玉器的跨文化特征》。她表示,通过研究与分析,发现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明从其缘起到发展的过程中,都曾受到其他区域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冲击。特别是以玉器为观察点,发现从器物类型、玉器组合、加工技术以及装饰特征等方面,都明显继承和保留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
“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输入,体现出居于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等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交流,青铜时代的古蜀玉文化正在此基础上不断承袭、吸收吸纳、模仿融合、创新创造,从而走向了繁荣。”王方这样说道。
研讨会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研讨会,不仅先后有24位专家学者登台发言,更有国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共同交流青铜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三星堆与中国青铜文化关系,探讨三星堆文明研究新方法、新视角。现场,就三星堆青铜文明、中国其他地区青铜文明、区域青铜文明比较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专家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就三星堆遗址考古最新成果、三星堆代表的古蜀文明与长江文明交融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对推动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取得新的更多成果,促进三星堆与世界古文明的对话交流有着积极影响。
三星堆的青铜器为何重要?
“通过一件件器物以小见大”
“通过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使我们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古城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深入了解。当然,考古工作还在继续,希望更多新的考古发现,为研究三星堆提供更丰富更详实的资料。”研讨会中,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他现场分享的题目是《三星堆鸟足神托立像分析:天上的大神使者与国王》,重点分析了青铜鸟足神像、青铜神坛等文物的组合结构、使用场景与意义蕴涵。
“今天的学术研讨会,它的主题是‘吉金’,就是所谓的青铜。”孙华说道,上古时期青铜和石刻是传统金石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历史和文化,也是古物的代表。“青铜器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所以我们把青铜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而三星堆出土了大量丰富的青铜器,包括青铜人头像、青铜神像等,最吸引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目光。”
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在孙华看来,研究三星堆的青铜器,研究这些铜器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从资源投放、制造技术,以及容器的风格、装饰细节,铜器的使用,青铜器的传播等方面,可以为三星堆研究提供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此外,孙华也强调,基础研究单件的铜器非常关键。“我们必须通过一件一件的器物,以小见大,这样才不至于使研究过于空泛,才能使研究建立在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之上。”
本文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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