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迪亚曼特：我与弗朗茨·卡夫卡在一起的生活

我第一次遇见卡夫卡是在波罗的海海滨，那是在1923年的夏天。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有十九岁，作为志愿者在柏林人民之家的一处度假营工作，地点在什切青附近的小镇米里茨。有一天，我在海滩上看到一家人在玩耍，是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那个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形象让我久久难忘。我甚至跟在这家人后面进了城，后来我又再次遇见了他们。一天，度假营发布通知，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博士会来这里吃晚餐。当时我正在厨房干活。当我在忙碌中抬起头时——当时屋里光线已经变暗，有个人站在窗户外面——我认出了海滩上的那位先生。然后，他走了进来，我不知道那是卡夫卡，也不知道我在海滩上见到的和他在一起的女子是他的妹妹。他用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这么娇嫩的手，竟然要做这么血腥的工作！”晚上，我们大家坐在长桌旁的长椅上。一个小男孩站起身，走出去时有些慌乱，结果摔了一跤。卡夫卡用赞赏的目光对他说：“瞧你摔倒得多么灵活，爬起来也多么灵活！”当我后来回想起这些话时，我觉得他是想用它来表达，一切都可以挽救——除了卡夫卡。卡夫卡已经无药可救。

他身材高大修长，有着深色的皮肤，步子很大，以至我最初以为他身上有一半印第安人血统，而不是纯正的欧洲人。他走起路来有些摇晃，但身子始终挺直。只有他的脑袋总是向一侧微微倾斜，他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始终与某种身外之物保持联络的独行者。这不是简单的倾听，其中还蕴含着一些饱含柔情的东西。我更愿意把它描述为一种对人际关系的渴求的外在表现，仿佛他想告诉人们：“我一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在与外界的联系中，我才算得上点儿什么。”

卡夫卡为何会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我来自东方，性格阴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充满梦想和预感的人。我对西方世界的事情早就有不少耳闻，例如西方人的知识和见解以及生活方式等。于是，我怀揣强烈的求知欲来到了德国，并且在这里收获良多。但与此同时，我总是萌生出一个念头，或许我也可以给予这里的人们某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当战争灾难结束后，每个人都希望通过东方获得拯救。可我是一个从东方逃出来的人，因为我相信西方才是光明所在。后来，我的梦想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美好，欧洲让我的期待落了空，这里的人们总体上都很焦虑，他们身上似乎缺少些什么。在东方，人们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也许那里的人无法像西方人一样在社会上自由地活动，对自我的表达也不擅长，然而他们对人类与世间万物的和谐统一却深有领悟。当我第一次见到卡夫卡时，他的样子立刻满足了我对人类的想象；而卡夫卡也注意到了我，他似乎对我也有某种期待。

他的脸上最有特点的是一双眼睛，当他讲话或倾听的时候，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目光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战战兢兢，而更多是流露出敬重之意。他有一双羞涩的棕色眼睛，讲话时两眼放光。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幽默，这种幽默并不是嘲讽，而是俏皮，好像他了解某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这种眼神绝对与庄重无关。他讲话时的样子总是很活泼，而且总是滔滔不绝。他和人谈话时的表达方式，就像他的作品一样富有画面感。每当他把头脑中幻想的事物用语言生动地描绘出来后，就会像一位工匠成功完成了作品一样显得心满意足。他的手腕很细，手指细长优雅。当他讲述一段故事时，这些手指会变得十分灵动，伴随他讲述的内容，仿佛会说话一般。他更多是用手指讲话，而不是手。我俩经常会一起玩手影游戏作为消遣，他在这方面有着很高的技巧。卡夫卡总是很开朗。他很爱玩，是个天生的玩伴，总是有一些调皮的鬼点子。我不认为忧郁是他身上的突出特征。抑郁情绪出现的次数并不频繁，而且大多都有直接的诱因，而这些诱因也总是十分明确。例如，他每次从城里回来的时候，情绪往往十分低落，整个人都气鼓鼓的。当时，正是通货膨胀时期。外部生活环境的恶劣让卡夫卡吃尽了苦头，可他对自身却要求甚严。他认为，自己不应当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于是，每次去城里对他来说都变成了一次受难，他的身体几乎因此而崩溃。他经常会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而且不仅仅是为了采购，也是出于一种简单的感觉：这里流淌着殉道者的血，所以他也要让自己和他们一起流血，并通过这种方式来体验与苦难大众同舟共济的感受。在我看来，这正是《审判》一书的核心主题：他在书中对K做出审判，因为后者不肯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场终身苦刑。然而，人只能活在“苦刑”之中，在最后的审判面前，没有人能够被赦免。这些都是我的解读。当时，卡夫卡曾经对我说过：“谁又能改变这一切？我们有黑尔费里希、希法亭，还有拉特瑙——可是既没有拯救，也没有建议！”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敢直面问题，而是竭力用华丽的词藻来掩盖整个悲剧。

我们在柏林居住时，卡夫卡经常到斯特格利茨公园去。我有时会陪他一起。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个小女孩，她不停地哭泣，看样子非常绝望。我们和她聊了起来。弗朗茨问她为什么伤心，然后我们得知，她弄丢了她的洋娃娃。他当即编造了一个合理的故事，来解释洋娃娃的失踪：“你的洋娃娃只是出门旅行了，我知道，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小女孩有些怀疑：“你带着那封信吗？”“没有，我把它放在家里了，可我明天会把它带给你。”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马上就把她的烦恼忘记了一大半。弗朗茨立刻跑回家，开始写信。

他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投入了工作，就像在创作一部作品一样。每当他坐到写字台前时，都是处于这样的紧张状态，不论要写的是一封信还是一张明信片。而且，这次他要做的是一件如假包换的正经事，和其他工作一样重要，因为他要不惜代价不让这个孩子失望，并真正感到心满意足。也就是说，他必须用虚构的真相让谎言成真。第二天，他把信交给了在公园等待他的小女孩。由于小家伙不识字，他为她大声朗读了这封信。布娃娃在信中解释说，她已经厌倦了总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并表达了想要换个环境的愿望，用一句话来讲：她想和这个疼爱她的小女孩分开一段时间。她还承诺，每天给女孩写信——而卡夫卡确实每天写一封信，讲述各种新鲜的冒险经历，随着布娃娃的特殊生活节奏，这些冒险进展得十分迅速。短短几天后，小女孩已经忘记了丢失玩具带来的失落感，而一心只想着那些取而代之的虚构故事。弗朗茨用细致入微和富有幽默感的方式写下这部长篇故事中的每一句话，把布娃娃的境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布娃娃长大了，上学了，结识了其他人。她向女孩反复重申对她的爱意，但同时提到她生活中面临的复杂情况、其他责任和兴趣，这些因素使得她眼下无法回家，重新与女孩共同生活。她让小女孩考虑到这一点，并为不可避免的放弃做好准备。

这场游戏至少持续了三周。弗朗茨每每想到该如何结束这场游戏，都会感到非常害怕。因为这个结局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结局，也就是说，它必须帮助女孩建立新的秩序，以代替丢失玩具所造成的混乱无序。他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让布娃娃嫁人。他先是描写了一位年轻男子，然后是订婚仪式和婚礼的准备，之后又详细描述了这对年轻夫妇的新房：“你肯定会明白，我们未来不得不放弃再见的机会。”他用艺术的方式解决了一个孩子面临的小小的纠结，这是他个人所拥有的为世界带来秩序的最有效手段。

我们先是住在斯特格利茨，然后搬到了策伦多夫，最初是一个房间，后来有两个。我们从第一个公寓搬出去，是因为女房东的缘故。在《小妇人》中，卡夫卡对她有过这样的描写：“完全是出于反感，出于无休无止、永远催促着她的反感，她才和我打交道。”

卡夫卡必须写作，因为写作是他生命中的空气。他用每日写作的节奏，呼吸着它。当人们说他写了十四天时，这就意味着，他连续十四个黄昏和夜晚都在不停地写作。通常在他开始写作之前，他会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很少说话，没有食欲，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情绪非常低落。他只想一个人待着。起初，我对这种情绪并不理解，后来我总是能事先感觉到，他何时开始写作。在平常时候，他总是对各种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在写作的日子里，这种兴趣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能根据不同的紧张程度，通过颜色对比将这些日子来加以区分：紫红色的日子，深绿色的日子或蓝色的日子。后来，他很喜欢我在他写作时待在房间里。有一次，他在晚饭后开始写作。他写了很长时间，虽然电灯亮着，可我却在沙发上睡着了。后来，他突然坐到了我旁边，我醒来时，一眼便看见了他。他脸上的神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紧张的痕迹清晰可见，以至于他的脸完全变了样。

他临终前的小说之一《地洞》，是在一个晚上写成的。当时是冬天。他傍晚很早便开始写作，大概在凌晨时分完成，后来又对它进行了一番修改。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我，这是一个自传式的故事，它所表达的或许是对回到父母家和结束自由生活的预感，这种预感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慌张的恐惧感。他向我解释说，我是《地洞》中那处“城堡广场”。他经常会把他写的东西念给我听，但从来不会加以分析或解释。有时候，我感觉这些文字似乎充满了幽默感，并夹带着某种自嘲。偶尔他会说：“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摆脱了那些幽灵！”他把来柏林生活之前令其饱受折磨的一切，都统统归入“幽灵”的行列。他对这种想象简直像着了魔一般，这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富有挑衅性的反叛意味。为了让灵魂摆脱这些“幽灵”，他想把写下的东西都付之一炬。我尊重他的意愿，当他生病卧床时，我当着他的面烧掉了他的一些作品。他真正想写的东西，将在他获得“自由”后才会出现。文学对他来说是神圣的，绝对的，不可侵犯的，纯粹而伟大的。卡夫卡认为的“文学”并不是日常文学。由于他对生活的大多数事情都不大确定，因此在表达时，他往往表现得非常谨慎。然而当涉及文学时，他绝不会让步，不接受妥协，因为这件事关系他的整个存在。他不仅想要探寻事物的本质，他本身就在本质之中。在解决人类困境的问题上，他绝不肯半途而废。他眼里的生活是一个找不到出路的迷宫，因此只能不断陷入绝望。对他来说，一切都和宇宙的根源息息相关，就连最平常的事物也不例外。这种观点，这种对生命完整性的渴望，在东方并不陌生。在东方，人们认识到在精神层面存在着某些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人不想失去活下去的能力，就必须无条件地满足它。卡夫卡感觉到了这一点。而西方人忘记了这一点，所以才被上帝所抛弃；正因如此，才发生了我们经历过的这一切。在我看来，这大概是人们今天对卡夫卡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对上帝离弃我们的意识。

有人指责我烧毁了卡夫卡的一些作品。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年轻人总是活在当下，最多只考虑未来。说到底，对他来说，一切都只是自我解放的手段；而在柏林，卡夫卡的确相信自己已经摆脱了以往的暴政。但是，早年的那些问题仍然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只要触动其中的一根琴弦，其他所有琴弦都会与它发生共振。他的内心生活深不可测，且不堪忍受。他并不真的仇恨布拉格，他说起这座城市时，与一个欧洲人说起欧洲时并无不同。最让他苦不堪言的，是害怕自己再次陷入父母的桎梏之中。这种桎梏威胁着他的“地洞”，他也因此生活得格外节俭。他想让自己习惯于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在柏林，他一度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消除身心困扰的个人解决方案，并希望通过它来拯救自己的生活。他想要成为一个普通、平凡的小人物，没有特殊的愿望和欲求。我们制订了许多计划：有一次，我们考虑开一家小餐馆，由他亲自做跑堂。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观察周围的一切，而又不会被人看到，就像置身于日常生活的中心一样。实际上，他已经在做这件事，尽管是按照自己的方式。

他非常注重穿着。在他看来，随便系上一条领带就到任何地方去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他的西装是由一流的裁缝为他量身定制，他会为穿衣花上很多时间，但并不是出于虚荣心。他用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在镜中观察自己，这绝不是因为自恋，而是为了避免引起周围人的反感。

他非常喜欢出门采买，因为他热爱平凡的普通人。他手持购物篮或牛奶罐的样子，在我们居住的地区是人们早已熟悉的一幅场景。上午，他往往独自去散步。他的一天被精细地做了安排，而一切都是围绕着他的作家工作。他在散步时，总是带着一个笔记本，假如偶尔忘记，他就会在路上买个新的本子。他热爱大自然，虽然我从没有听他这样明确讲过。

他珍爱的物件中，有一个是他的怀表。当我们因为电灯问题与女房东发生争执时——因为他经常整夜写作——我买了一盏煤油灯。他很喜欢它令人振作的柔和光芒，总是亲自给它添加煤油。然后，他还喜欢拨弄灯芯，而且还会不断发现这盏灯的新优点。相反，他很讨厌电话，为它的铃声感到烦恼。因此，所有的电话都得由我来接听。我觉得，机器和所有机械设备都让他感到不安。他非常喜欢我的日历，上面每一天都写着一句格言。后来，我俩都有了自己的日历，有时候，为了某些特殊的事情，卡夫卡经常会“向日历请教”。有一次，我在洗葡萄时打碎了一个玻璃碗，他立刻拿着日历出现在厨房，眼睛瞪得大大的，说：“一个瞬间可以毁掉一切！”然后，他递给我日历的那一页。真理听起来就是如此平常。他面露微笑。

尽管卡夫卡不喜欢被打扰，但我们经常会有客人到访。我还记得《文学世界》的出版人威利·哈斯，还有《新评论》的编辑鲁道夫·凯瑟。有一次，韦尔弗来给卡夫卡朗读他刚刚出版的新书。他们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我看到韦尔弗挥泪而去。当我走进房间时，卡夫卡瘫坐在那里，喃喃自语道：“居然会有这么让人难过的东西！”他也哭了。他就这样让韦尔弗走了，而没有对他的书做任何点评。每一个向卡夫卡敞开心扉的人，要么得到最强烈的肯定，要么只能换来失望——中间状态是不存在的。他对待自己的作品同样毫不留情。尽管他从未真正达到过让自己满意的程度，不过在我看来，他也从没有把自己看成个半吊子的门外汉。

在卡夫卡身边，没有人会感到不自在。相反，他吸引着每个人；当人们拜访他时，总是怀着一种庄重的感觉，蹑手蹑脚，就像踮着脚尖或走过柔软的地毯。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俩都是独处，卡夫卡经常给我朗读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童话，还有E.T.A.霍夫曼的《雄猫穆尔》，或是赫贝尔的《珍宝匣》。比如说，那段关于矿工情人的故事。她把爱人送到矿井，然后再也没有看到他活着回来。时光流逝，她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妇。一天，矿工的尸体在一个矿井中被发现，因为瓦斯气体的缘故，尸体保存完好，没有丝毫变化。老妇走上前去，亲吻她的爱人。在苦等多年之后，两人同时举行了婚礼和葬礼。卡夫卡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它的“完整性”，因为它就像所有伟大的事物一样自然。另外，他还喜欢克莱斯特，他可以连续五六遍给我朗读《伯爵夫人O》。他还经常为我朗读歌德的《赫尔曼和多罗泰》，特别是诗中描写的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对他有着格外的吸引力。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过上一种符合自己心意的生活，并从这个愿望出发，建立起与家庭、金钱和家人之间的具体联系。我之所以在此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还记得，卡夫卡在跟我谈起他原来的未婚妻时，态度是多么冷静和客观。她是一个容貌艳丽但又十分典型的市民阶层出身的姑娘。卡夫卡感觉自己一旦和她结婚，就意味着与欧洲的所有浮华和虚伪缔结姻缘。此外，他还害怕自己将再也没有时间来写作。从另一方面看，这次订婚是他为适应中产阶层生活所做出的一次尝试，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其好奇心的一种表现。他想要了解并亲身体验所有的一切。一次由肺结核导致的吐血，最终让他从种种疑虑中得到了解脱。

摆脱布拉格——尽管这件事很晚才发生——是他一生中的伟大成就，假如没有这个成就，他将无权赴死。对他来说，回到父母的家意味着再次成为生活的失败者。这是让卡夫卡感觉最痛苦的事情，从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抑郁情绪便可看出这一点。

我留在了柏林。卡夫卡不愿意让我去布拉格，不愿让我走进那栋为他招致所有不幸的房子。对父亲的仇恨以及由这种仇恨而导致的罪恶感，是其情感症结的一部分。我相信，他肯定在梦中多次杀死了他。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收到他的来信。这些信后来和他的日记一起被盖世太保抄走，尽管我费尽心思到处寻找，但始终也没能找到。这些信大概有三十五封。在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谈到了人类在对待自我的问题上所犯的“技术性错误”。当时，他正在研究托尔斯泰的如何寻求自我解放的问题，然后在其中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技术性错误”。还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他做的一个梦。他梦见强盗把他从柏林的公寓带走，关进了某处后院的一间仓库里，然后堵住了嘴巴。“我知道我完蛋了，因为你没法找到我。”这时候，他突然听到我还在附近，于是便尝试挣脱，他感觉自己已经解除了捆绑，甚至把堵住嘴的东西也成功地拿掉。他只要大喊一声，我就能听到——可就在这一刻，他被强盗发现了，他们又重新给他堵上了嘴。

卡夫卡所患绝症最可怕的地方，是在它发作时。我感觉，他几乎是在用蛮力逼迫它发作。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解脱：这样，他就可以对一切撒手不管了。卡夫卡对病魔的态度是主动迎接，尽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还想继续活下去。

他是作为病人离开布拉格的，尽管他的精神状态当时依然饱满。他妹妹把他带到了维也纳森林的一家疗养院，我在那里再次见到了他。在这里，他首次被确诊为喉结核。他无法说话，只能把所有想说的话写给我，尤其是布拉格对他的毁灭性影响。他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随着病情恶化，他被送到了维也纳医院的一位专家那里。在那里，他和其他几位重病患者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晚上，都有一位病人去世。他沉默地指指空床，让我知道这件事。还有一次，他指给我一位患者，一个乐观的年轻人。虽然喉咙里插着管子，可他却总爱走来走去，每次吃饭时都很开心。他留着络腮胡，眼睛炯炯有神。卡夫卡觉得他的良好食欲很有趣。第二天，他指了指空荡荡的床，可脸上的神情并不是震惊，而是愤怒，仿佛他不能理解，这个总是乐呵呵的人为什么会死。他那略带恶毒和嘲讽的微笑，让我终生难忘。

卡夫卡从医院转到了维也纳郊区克洛斯特新堡-基尔林的一家疗养院。在这里，他被安排到了一个白天阳光充足、带阳台的舒适房间。我留在那里陪着他，后来他的朋友克罗普施托克博士也来了。在这家疗养院，卡夫卡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马克斯·布罗德等人写了几封信。布罗德也来探望了他，他是在维也纳做完一场讲座后来的，以免让卡夫卡察觉到自己的病情有多危急。在疗养院里，卡夫卡几乎不工作，而只是忙着“谈话”，这些本子都必须交给克罗普施托克博士保管。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念了一些修订稿。凌晨四点左右，我把克罗普施托克博士叫了过来，因为卡夫卡感到呼吸困难。克罗普施托克博士立即意识到情况危急，连忙叫醒了医生，医生给卡夫卡的脖子敷上了冰袋。第二天中午，卡夫卡去世了。那天是1924年6月3日。

多年来，我经常阅读卡夫卡的书，每次我总是想起他亲自为我大声朗读的样子。这时我感觉到德语对我而言是多么大的一个障碍。德语是一种过于现代、过于当下的语言，而卡夫卡的整个世界却渴望一种更古老的语言；他的身上隐藏着一种古老的意识，古老的东西和古老的恐惧。他的大脑对事物的细微差异有着敏锐的感受力，这是现代大脑根本无法做到的。他既不是某个时代的代表，也不是某个民族或其自身命运的代表。他的现实主义也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呈现，而是一种绝对的、经过压缩的逻辑；在这种逻辑里，人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