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嘴替卡夫卡，其实从不在工作中“摆烂”

诚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所说，卡夫卡的画是“以双脚撑起日益消解的世界”，在卡夫卡的画作中，我们以一种可视的方式，仿佛看到了他笔下书写的那个倦怠的、无力的打工人形象。

2024年，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年度活动主题“2024日常出逃计划”——我们期待在不同的话题下，与创作者共同去探讨，那些借由阅读与创作在日常中所获得的超脱性的发现时刻。卡夫卡，似乎是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最贴切的人物之一，他被誉为“当代打工人的嘴替”，一生中有过许多逃离经历，“逃离家庭、逃离父母、逃离工作、逃离婚约、逃离布拉格，但他唯独没有逃离写作”。因此，我们邀请了《卡夫卡的卡夫卡》一书的译者，山西大学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艳兵，来谈一谈写作或画画这种创作生活是否构成了卡夫卡对日常的一种逃离？而创作这种方式，又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更深的治愈方式？

百年过去，我们却从未走出过卡夫卡写尽的荒诞

卡夫卡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个世纪，百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卡夫卡主要生活的那个国家奥匈帝国早已不存在了，现在的奥地利也早不是当年奥匈帝国的奥地利。我们已经从机器复制时代进入数码复制和AI时代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然而，现在人们依然在读卡夫卡，说卡夫卡，卡夫卡就像这漫长的夏季一样越来越“热”。

今年6月初，我在知网上以“卡夫卡”为篇名搜索，可以找到整整2000篇文章，而搜索“歌德”只有1087篇文章。这并不能说明卡夫卡就一定比歌德重要，但至少说明卡夫卡更贴近现代社会，更符合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写道：“卡夫卡是20世纪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他逝世后近100年间，他对混乱的、个体难以理解的现代世界中人类的存在和命运独一无二的看法，让世界范围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深感不安……卡夫卡已经远远跨出了自己深爱的布拉格和中欧边界，成了世界级的文学巨匠，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我们时代的知识氛围。”卡夫卡属于全世界，全世界需要卡夫卡。

以年轻人的话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微生活”的时代，一个以微博、微信、微视频为主要生活内容的时代，与之紧密相伴的还有“微度假”“微逃离”“Gap Day”等，但是我们还在说卡夫卡，引用卡夫卡的名句，描述卡夫卡的生活方式，阐述他的作品的思想。90后不断描述着自己的“卡夫卡时刻”，00后在新媒体中用卡夫卡当嘴替，卡夫卡与我们的社会现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是什么让卡夫卡成为了当代打工人的Icon？百年过去，似乎被卡夫卡写尽的荒诞我们却从未走出去过，异化、悖谬、倦怠、意义缺失、希望与绝望……这些彷佛是“城堡”存在的不同形态。卡夫卡及其作品是否给这种荒诞留下了一条逃生出路？我们今天阅读卡夫卡，能从他那里找到的“慰藉”是什么？

简言之，卡夫卡是我们今天的嘴替吗？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卡夫卡来说我们自己；我们说自己时常常想到卡夫卡。“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是卡夫卡《变形记》中著名的开头。“一天早晨，我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小区却被封了、我的公司倒闭了、我的贷款到期了……”这是在说我们自己。无数个偶然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不知道明天和偶然哪一个先到来，后来发现明天和偶然其实就是一回事。

“我摧毁一切障碍”和

“一切障碍在摧毁我”

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与20世纪犹太作家卡夫卡各自代表一个时代。1836年，负债累累的巴尔扎克不惜花费700法郎买了一根手杖。他在手杖上刻下：“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卡夫卡借用了这个典故，写道：“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巴尔扎克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比，巴尔扎克债台高筑、常常事业不顺，但他非常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赢取成功。卡夫卡则衣食无忧、事业平稳，但他却自卑到了极致，觉得任何障碍都可以击败他。卡夫卡敏感自卑的气质给了他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他从不高高在上，像巴尔扎克那样俯瞰巴黎社会，但从他的视角，发现了不一样的景象。在今天，卡夫卡突然变成了网红，很多年轻人把他当成“丧神”，他的话成了“摆烂”指南。既然“一切障碍在摧毁我”，那我不必等待它们来摧毁我，就直接躺平，所以，“我最擅长的事，是一蹶不振”。其实这种对卡夫卡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准确、不全面的，这只是卡夫卡文字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卡夫卡还是一个很专业、很称职、很敬业的职员。卡夫卡的专业水平在保险公司无人能及，他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堪称一流，他书写的报告堪称典范，他的语言天才和能力更是无人出其右。

卡夫卡的传记学家施塔赫说：“卡夫卡在保险局公开出版物中写的文章堪称官府通告公文中的沧海遗珠，代表保险局写就的公函也无可挑剔。他早已超越所谓‘出色法务人员’，而是将技术、保险和法学领域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相当难得，他也由此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干将。身为为数不多能够应付棘手案例的人，卡夫卡很快升为部门二把手……卡夫卡在调解方面的口才日臻完善，近乎完美。”在保险公司工作过的卡夫卡的同事阿洛伊斯·居特林回忆道：“卡夫卡博士是部门主管的得力助手。在与部门职员的交往中，他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分寸，避免过于亲密的私人交往，对政治问题更是闭口不谈。保险局职员大部分都是捷克人，只有极少数是德意志人，我从未听说他们当中有哪个人对弗朗兹·卡夫卡抱有敌意。”由此可见，卡夫卡的政治智慧和职业智慧，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险公司辞退了所有的德意志人，但还是保留了卡夫卡的职位。

当然，卡夫卡毕竟只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深知一个小职员的烦恼。《变形记》《海神波塞冬》等作品都直接描写了他身为一名小职员的感受。卡夫卡关注小人物、小动物，在他的小说里，人们可以看到普通人的烦躁、不安和焦虑，因而引起了现今读者的共鸣。然而，仅仅通过抽离上下文的“名人名言”去理解卡夫卡仍是不够的。卡夫卡的许多语句、许多作品的确呈现出弱与自卑，但他的“弱”是建立在他的完美主义追求之上的。卡夫卡认为文学艺术是一项至高的事务，他情愿为文学付出所有。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自己的能力难以胜任，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感到失望。从完美主义的层面来看，卡夫卡绝不是不上进，反而是极其上进，将其简单地视为“摆烂”的代言人是有失偏颇的。卡夫卡说躺平，写躺平，但他自己并没有躺平，至少没有一直躺平，躺平也通常是拼搏之后躺平，通过真实地描述躺平状态，他反而使自己超越了躺平的窘况。

在写作中不断逃离日常

卡夫卡已经离开我们一百年了，我们不是为了说卡夫卡而说卡夫卡，说卡夫卡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的确“卡夫卡”。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因为有了卡夫卡而变得荒诞，而是因为有了卡夫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荒诞。而一旦我们对这个社会增加了理解和认识，它一方面会变得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也就有了改良和改进的机会和可能。理解荒诞、认识荒诞也算是一条逃生之路吧，荒诞是逃避不了的，学会面对荒诞、接受荒诞就是超越荒诞。如果说“慰藉”，这大概就是卡夫卡给读者带来的吧。

卡夫卡是一百年前上班族中的一员，是一位真正的业余作家。他一边在保险公司按部就班地上班，一边利用业余休息时间进行写作或画画，这种生活是否构成了卡夫卡对他所厌倦的日常生活的一种逃离？写作或者说创作对于卡夫卡而言是一种更深的治愈方式吗？这种方式可以学习、借鉴，甚至借用吗？

回答有关卡夫卡的问题，任何简单的是与不是的回答都是不合适的，都有可能误解或曲解卡夫卡的意思。如果说写作是卡夫卡的治愈方式，卡夫卡何以在不到41周岁时就染病去世呢？如果卡夫卡不写作，可能卡夫卡根本就活不到41岁。写作既消耗殆尽了他的生命，又延续并拯救着他的生命。卡夫卡通过写作逃离了日常生活，但写作其实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还能逃离到哪里去呢？

卡夫卡在生活中有许多逃离的经历，譬如逃离家庭、逃离父母、逃离工作、逃离婚约、逃离布拉格，但他唯独没有逃离写作。1911年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在这家公司里也有投资。卡夫卡也想分红赚钱，从而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地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卡夫卡的父亲要求卡夫卡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去工厂监视那些工人，这当然几乎剥夺了卡夫卡业余写作的时间。工厂于是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受鞭笞的狗。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

1912年3月，他写道：“前天由于工厂的缘故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5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再次起了自杀的念头。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朱丽亚·卡夫卡的心显然也被震动了，她必须改变这一切，但又不能违背卡夫卡父亲的意志。于是，她一边让丈夫相信他们的儿子这时候正在工厂里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一边又悄悄地雇佣女婿的弟弟来从事这一工作。这样一来，卡夫卡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逃离的生活经历给了卡夫卡灵感，创作了《变形记》这样的小说：格里高尔·萨姆沙逃离日常生活，最终变成了一只甲虫，由此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一场灾难，自己也因此葬送了性命。

对于卡夫卡而言，日常生活就是一把双刃剑：没有日常生活，卡夫卡根本就无从写作，写作也缺乏写作的题材和对象；但是，日常生活也消耗了卡夫卡太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由此感到身心疲惫、痛苦不堪。卡夫卡就是在这种痛苦中挣扎，在挣扎中写作，于是他也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作家。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可以学习，但不可以模仿；可以借鉴，但不可以借用。我们没有必要成为卡夫卡，也不可能成为卡夫卡。

卡夫卡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百年了。卡夫卡生活与创作的年代距离我们也非常遥远了，但卡夫卡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近，人们对他的关注和阅读热情与日俱增。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认为，卡夫卡的作品预示了奥斯维辛大屠杀，也预示了当今世界。他不无感叹地说：“我现在读卡夫卡时，内心深处难以平静，不仅仅是因为我感到自己遇到了无法控制的怪怖因素，还因为我有一种不安感，我感到现在生活的世界，与卡夫卡《城堡》的世界更为相似，其相似度远超其他任何我所知的虚构作品的作家所创作的世界。”现代世界充满焦虑、迷惘、彷徨，甚至怪怖，乃至于虚虚实实、朦朦胧胧，正如卡夫卡笔下矗立在山岗上的阴郁城堡，人们既走不进去也走不出来。一种“被卡住”的感觉。于是，围绕卡夫卡的阅读、阐释、分析与研究形成一个个热点，卡夫卡终于“卡”住了许多当今的读者和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