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奖生态：文学如何反哺电影？

7月17日，最新一届的芥川奖与直木奖公布，芥川奖获奖作品为朝比奈秋《山椒鱼的四十九日》、松永K三藏《巴厘山行》，直木奖获奖作品为一穗道《Tsumidemic》。这两个文学奖的竞争一向十分激烈，而历届获奖作品也常常被改编为影视剧，形成了文学与电影的奇妙互动。

文学对电影的反哺在近年来的中国影视圈亦是热门的话题，导演们从一批描绘老东北故事的小说中汲取到了充满张力的人物与时代关系，很多电影节也专门设立了小说作品或非虚构写作影视化的孵化项目。

近日，日本导演西川美和即将来华举办阶段性回顾展的消息陆续传播的过程中，带出了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即日本文学与电影的互动关系以及日本文学奖的有趣生态。

以首部长篇斩获新藤兼人新人奖后，每部作品都入围《电影旬报》十佳的导演西川美和，是一位非常成熟的职业作家。

她的⼩说作品在文学领域实绩卓越，《摇摆》获入围第20届三岛由纪夫奖，《昨⽇之神》入围第141届直⽊奖；《永远的托词》更是同时入围第154届直⽊奖和第28届⼭本周五郎奖，并在当年⽇本书店⼤奖中获得第4位。

跨界作者入围直木或芥川奖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最传奇的就是搞笑艺人又吉直树，由他作品改编的《火花》早已入列“神作”。除了又吉，乐队SEKAI NO OWARI的成员藤崎彩也曾入围直木奖，2021年以21岁包揽文艺奖、三岛由纪夫奖、芥川奖的女大学生作家宇佐见铃更是掀起了一股日本读者狂热关注文学奖的浪潮。2024年度上半年的入围名单揭晓后，又因为CreepHyp乐队主唱尾崎世界观的二度入围而引发了热议。

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文学界选拔机制的多元反映，有人则觉得文学奖这么容易就被“不专业”的作者拿到，好像看起来有点儿戏。

那么，日本文学奖的竞争生态究竟如何呢？

堪称恐怖的

日本文学奖竞争生态

在中国，最为人熟知的日本文学奖当然是“芥川奖”和“直木奖”，两者都只颁给新人作家，每年设上半年期和下半年期各颁发两次，今年的结果已于7月17日揭晓。一般来说，芥川奖被誉为纯文学领域的权威，直木奖则在大众文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在事实上，这种区隔已经越来越模糊，比如被视为纯文学作家的井伏鳟二获过直木奖，社会推理派的松本清张则拿过芥川奖，永井龙男原本入围了直木奖后来却斩获芥川奖。两者的界限本来就很难严格划定，尤其在今天这个写作越来越即时化，文字越来越容易被社交媒体影响的时代，“纯”与“不纯”变得更加难以一概而论。

“芥川”取自芥川龙之介的姓，“直木”取自直木三十五的姓，但这两个奖项的设立与他们本人关系并不大，而是1935年时任《文艺春秋》杂志社社长的菊池宽为了纪念友人芥川及直木而设立。

从一开始菊池就说“不论是芥川奖还是直木奖，都是为了杂志的宣传，这一点我直言不讳。总是介绍诺贝尔这种国际奖项的我们也该设立属于日本的权威文学奖了”。这就是说，这两个奖既是杂志推出的策略，又必须肩负专业性，这也几乎奠定了日本文学赏与文艺杂志互相借力从而产出文学事件的生态。

但芥川和直木实在只是日本文学奖的冰山一角，要梳理罗列日本的文学奖名目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维基百科上有上百条目。政府地区设立、商业设立之间功能相异，纯文学和大众文学各有疆域，二者疆域之内又有新人奖和非新人奖，新人奖里又有公开招募和非公开招募——脉络繁杂，效力各异。

政府和地方为了保护文艺和振兴地区会设立一些鼓励创作的奖项，比如文化厅设立的“艺术选奖”，日本艺术院的“日本艺术院奖”，宇治市设立的“紫式部文学奖”，金泽市设立的“泉境花文学奖”，这些奖项一般不涉及商业链条，纯粹为了奖励行业内的优质作品，等于给从事文艺创作的人一些名誉和经济上的回报。

而由新闻社、出版社这些机构主办的奖项则多少带着促销的目的，要给作品一个爆点。日本出版社、杂志社一体的出版模式也让文学奖的效应能够直接由出版公司掌控：以公开招募的新人奖为例，通过招募参赛作品和公布结果提高销量，评奖结束后获奖作家的作品在杂志上独家披露，之后结集成单行本，这位作家也就成了该出版社挖掘的独家新人。

以“株式会社文艺春秋”为例，旗下有近10本杂志，其中以文学起家的《文艺春秋》每年要发布5个文学奖。我们可以用一个并不非常严谨的分类方式来普及一下日本的文学奖。

A 大众文学领域

·推理小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本格大奖、江户川乱步奖

·科幻小说：日本SF大奖、星云奖、星新一奖

·历史小说：中山义秀文学奖、历史群像大奖、朝日时代小说大奖

·综合：直木奖、吉川英治奖、山本周五郎奖

B 纯文学领域

·非新人奖

野间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川端康成奖是该类公认较为权威的奖项，背后分别由讲谈社、中央公论新社、新潮社支持。

·新人奖

·非公募新人奖 ：芥川奖、三岛由纪夫奖

·公募新人奖：群像新人文学奖、早稻田文学奖、新潮新人赏

因为有对受赏对象的严格限制，当被问到最权威的文学奖是什么时，资深的日本文学读者往往不回答芥川这样的新人奖，而是提举谷崎润一郎奖这样的中坚作家奖项。

门类的繁多让各个出版社的竞争格局直接复制到了文学奖地图上，不同出版公司在每个门类里都要安插进自己的兵卒，书店里的厮杀延伸到了这里。文学奖的繁荣正面显示着文坛的开放，昭示着进入这一行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或许也因为过剩导致了速食性的消耗。

文学奖对新作家的吸引力毋容置疑，我们可以从文豪太宰治的悲情故事中感受一番。最开始芥川奖的评选委员会由与芥川及《文艺春秋》都有交情的川端康成、佐藤春夫、山本有三、泷井孝作等11人担任。那时还未成长为青年偶像的太宰治刚离开远在东北的故乡青森来到东京，是个心怀简单抱负的上京青年，但上京不久，他就放弃学业与已为人妻的咖啡馆店员同居，被本家断绝关系，之后在镰仓腰越海岸投海殉情，但结果却以女方死亡自己幸存而收场，之后太宰深陷麻药中毒且经济拮据。

得知芥川奖的招募信息后，一直将芥川当做偶像的太宰想一举拿下首届芥川奖让家人承认自己，并用500日元的奖金救济自己窘迫拮据的颓废生活。可入围后的太宰并未得奖，最终的获奖作是石川达三的《道化之花》。事后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甚至评论“作家目前的生活极为不妥，太宰则愤怒地揶揄“难道养鸟参加舞会的生活就很了不起吗”。不过，同是评委的佐藤春夫却对太宰赞赏有加，写信劝慰他，致使第二届招募开始后，太宰抱着希望投稿，得到的结果却是“受赏者空缺”。无法经受失败的太宰重新陷入药物中毒的漩涡，得知此事的佐藤则评价道“性格奔放，但内心软弱的部分太多，自我意识过剩了。”走投无路的太宰写信给佐藤请求对方不要忘记他、一定将芥川奖授予他，甚至给曾经针锋相对的川端写了抹杀自尊的恳求信：“请给我希望吧，夸我一下，不要对我见死不救”。

故事讲到这，旁观者恐怕都会觉得有些荒唐，一个文学奖竟把能说出“生而为人，万分抱歉”这种惊世名言的“战后堕落派”逼至如此境地。这当然与太宰复杂的性格相关，但也能间接说明芥川奖与《文艺春秋》的权威性。

权威文学奖与电影改编

文学生产的热潮和高竞争度也自然而然蕴含着商业的潜能，始终反哺着日本电影界。以东京电影节节目总监市山尚三的说法，日本电影史上一直有改编名作的“文艺电影”一脉，其中成濑巳喜男及丰田四郎就是其中的巨匠，他也将西川美和视为这一延长线上的作者。

纵观直木奖与芥川奖历史上的电影改编，有两部作品最为重要。前者是野坂昭如1967年获奖的《萤火虫之墓》，后者是石原慎太郎1955年获奖的《太阳的季节》。两部作品改编的电影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现象级的观影浪潮，尤其是后者。

1955年，石原慎太郎的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在文艺杂志《文学界》发表，并于1956年1月获得芥川奖，当年5月就迅速被电影化，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男主角扮演者长门裕之在电影中以身体塑造了“太阳族”这一“战后日本新人种”。

故事讲述湘南海岸的不良高中生在酒精、赌博、女人和斗殴中挥霍的青春时光。强烈的荷尔蒙辛辣贯穿小说的始末，还伴随着露骨的性描写和暴力场面。除了写作手法的张扬，其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战后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父辈们伤感和内敛的生活方式。小说在获得“文学界新人奖”和“芥川奖”的过程中一直深陷褒贬两极的漩涡，文豪佐藤春夫就是个坚定的反对派，三岛由纪夫则是心甘情愿的支持者。

不过围绕这部小说的诸多风波中，与电影最相关的还是直接催生了“映画伦理委员会”。《太阳的季节》获得空前成功后，《周刊东京》的名记者大宅壮一提出了“太阳族”这个词。用来形容夏日的海边，陷入无秩序享乐的年轻人。

《太阳的季节》电影公开后，石原慎太郎的《处刑的房间》《疯狂的果实》相继被电影化，这一系列电影作品就顺理成章被叫作“太阳族电影”。由于影片中跨时代的性相关场面让各地的影院自主实行着“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规定，一时间成为社会现象。

由于这部电影持久的影响力，今天的逗子海岸还立着一处“太阳的季节”的纪念碑。这是典型的文学浪潮创造电影浪潮的案例，不得不说与我们的东北文艺复兴颇有相似之处。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小说能够掀起全国性大众文化浪潮的时代，近10年不断被电影化的芥川、直木奖作品则或多或少携带着“艺术性剧情片”的气质，似乎已经不太可能在院线冲击到让人瞠目的成绩了，这些改编作品进入了更平和的文字与电影的对话中。导演们无法割舍文学作品本身携带的气质，樱庭一树《我的男人》的同名电影以具有冲击性的开头为影评人称道，斩获日本国内诸座大奖；田中慎弥的《共食》也得到了忠实的重现。但有时也需要对原著进行无奈的阉割，西村贤太的《苦役列车》就遭遇了这样的“柔软化”，让本身虚无的气质染上了些许柔光，虽然这柔光很短暂。芥川和直木本身模糊了所谓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同步地趋向于文学场域内部的生产，难以再掀起全民性的阅读狂潮。芥川奖本身无法掀起社会现象，而基于这些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很难再像“太阳族”一般成为时代象征，而更加内敛地回到了电影中。在这种背景下，芥川与直木与电影的关系更多是基于导演的个人喜好和选择，是一种在叙事中保存文学性的尝试。

制造书店中走出的大热电影

除了芥川、直木两个每年的重要文学事件，日本业界还有一个有趣的文学奖与电影关系密切，即“本屋大赏”。本屋大赏以设立后90%的电影化比率成为话题。

本屋大赏2004年创办，每年4月公布，以“从卖场中创造畅销书”为定位。与一般的文学奖邀请评委参与不同，由在全国书店工作的普通店员投票决定。

“本屋”在日语中，也就是“书店”的意思。截至2014年的前十届，第一位作品全部被影像化或漫画化，即使是非一位作品的电影化比率也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它被称为“稳赚的文学奖”。电影评论家垣井道弘解释说“因为本屋大赏奖励的是书店店员真正想要售卖的书，所以结果往往贴近真正的读者，让人觉得亲切的同时，又能保证娱乐性，所以也更容易被电影化。”

如果我们列出本屋大赏历年的受赏名单，想必会让影迷们倍感亲切，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几乎全都获得了理想的口碑。

从这份列表中，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本屋大赏的获奖作品更具有“可读性”。由这些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充分发挥了商业电影的优点，几乎都拥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本屋大赏自身携带的“畅销片属性”在经过10年经营后，螺旋式地不断被加固着。人们会因为一句“本屋大赏受赏作品映画化”而走进影院，电影方也会因为这个标签而选择剧本。

日本的文学奖与电影的互动模式在长久的变化过程中始终产生着新的模式。社会浪潮的制造也已经渐渐从特定评委选出的作品位移到了更为大众化的书店销售端。针对这种文学与电影的高度关联性，也有很多电影业界的制片人觉得是对“编导合一”的纯作者性导演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导演不再自己写作故事和剧本。而且不仅文学，漫画也成了电影业的一大题材源头，因为那些大热的文学及漫画作品先天地成为了“票房的保证”。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开头提到的西川或许也就显得更加特殊了一些，正如他的老师是枝裕和所说——“能写成这样又拍成这样的人太少了”。

回到日本文学奖的生态本身。

每年，在这里，还在有新的文学奖被设立出来，我们可以从这张表中看到获得新人奖的人物如何在1988年有了爆发式的增长。其中有很多人可以获得短暂的曝光，但很快就淹没在潮汐一样涌来的其他获奖者中。在获得新人奖的人中有3成获奖者无法出书。在所有的奖项中，受赏者发展最好的大众文学奖是江户川乱步奖，纯文学奖是群像新人奖。

这既是日本出版界繁荣的一种表象，又昭示着某种残酷，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并持续进行写作的作者简直犹如在荆棘密林中获得了独门秘籍。但归根结底，他们至少拥有这样的路径。

“踏入谎言的河流”西川美和电影展将于7月19日开幕，西川美和导演将携自己所有作品，以及她分别担任演出助手与副导演的，是枝裕和导演早期作品来中国巡回展映，并亲临活动现场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借由本次影展，让我们再次感受文学与电影相融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