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两百余年,贯穿着缠绕纠结、难解难分的两条主线。一是天下诸侯的战场决胜,结果是野蛮的秦国战胜了文明的中原,决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走向。一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博弈,结果是周秦的否术遮蔽了夏商的泰道,决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走向。
后人欲知野蛮如何战胜文明,否术如何遮蔽泰道,困难之大,甚于登天,因为秦始皇焚烧了六国史书,汉武帝罢黜了诸子百家。
商鞅变法以后,六世秦君凭借野蛮残忍的斩首计功,厚颜无耻的无信无义,屠杀了战国两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费时一百多年,伐灭中原各国。同时代中原各国的官方史书,以及中原民间的百家著作,详尽记录秦军野蛮残忍,愤怒控诉秦君厚颜无耻。因此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尽烧六国史书和百家著作。
中原各国的官方史书均为孤本,秦火之后,彻底消失。中原民间的百家著作,多有弟子传承,秦灭之后,汉初重出。然而躲过秦火的百家著作好景不长,不久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百家著作遭遇灭顶之灾。
秦火汉黜之后,秦国史基本完整,六国史缺失殆尽,儒家书基本完整,百家书非亡即残。辉煌灿烂的先秦文明,被秦汉否术一统天下,飞流直下三千尺,持续衰退两千年,百代皆行秦政制,万民均诵儒家经。国人难以诊断中华政治的病灶,难以探明中华思想的源头。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后百年,西汉早期的司马迁撰著《史记》,其战国史部分,除了依据《秦记》的秦国史事基本完整,其他各国史事大量残缺,所记少量史事不仅错讹无穷,而且拆散分记于各国编年史。因而《史记》的各国历史,仅有残缺断裂的历时性纵向罗列,缺乏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沦为秦汉僭主破坏犯罪现场之后残存的断烂朝报。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后两百年,西汉晚期的刘向编纂《战国策》,可以略补《史记》战国史的严重残缺,然而这些战国史残片均无系年。后世学者凭借《史记》的错讹纪年,对《战国策》史料予以系年,仍然错讹无穷。因而《战国策》的史事残片,仅有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缺乏定位精准的历时性纵向逻辑,沦为秦汉僭主谋杀先秦巨人之后残存的零余尸块。
独一无二的战国时代,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一切独特性,催生了作为中国思想根源的诸子百家,造就了高居先秦绝顶的庄子,所以我把研究战国视为研究百家的前提,又把研究百家视为研究庄子的前提。由于战国史残缺错讹,疑难重重,因此我研究战国史的时间精力,超过研究百家书和《老子》、《庄子》。潜心战国四十年,反复研究了无数历史疑案,只要新见不能验于所有战国史残片、百家书残片,立刻推倒重来。积累多年而不敢轻率发表的大量笔记,成为撰写本书的重要准备。
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纪事错讹无穷。司马迁排比魏、齐、赵、韩、燕五国纪年纪事时,有时改了《魏世家》,却忘了与《赵世家》、《韩世家》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互相冲突。有时统一了《齐世家》、《燕世家》,却忘了与《六国表》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与《六国表》成为错进错出、难以兼容的两个系统。由于牵一发必动全局,司马迁甚至会根据错误排定的五国纪年,把周、秦、楚的正确纪年纪事改为错误纪年纪事。
这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况,本该在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之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极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战国史至今一团乱麻。虽经诸多学者殚精竭虑的考订勘误,如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至今仍多异说。《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既代表学界主流观点,又进一步影响学界主流观点;参考综合了差别极大、均有错讹的各家系统,遂成错讹之集成。《辞海》1999版的《战国纪年表》,对1979版做了一些改动,然而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反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我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顺了十九个主要诸侯国的战国纪年,即周室、秦国、楚国、晋国、魏国、韩国、赵国、姜齐、田齐、燕国、宋国、郑国、鲁国、卫国、越国、白狄中山、魏属中山、西周国、东周国的战国纪年。我考定的《战国纪年厘正表》,与学界主流观点差别极大。本书即以《战国纪年厘正表》为基础,梳理战国三大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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