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令进攻上海日军，真的是要改变日本侵华主攻方向吗

有关１９３７年国民政府发动“八一三淞沪抗战”战略作用意义之学术争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始延续至今，正反双方各持己见，仍未达成共识。

但此议题事关正面战场抗日战略的整体评价，学术意义重大。

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新公布的有关资料为我们重新全面审视该议题，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得出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提供了条件。

一、从相关档案考察蒋纬国《抗日御侮》中“820 作战指令”之真伪

在关于八一三战役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的讨论中，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1937年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乘机歼灭之”这份作战指令的真伪问题。

因为该史料关系到能否确认在开战之初中方就计划在上海大打，能确认才有以后“引敌南下”战略部署的基础。

学界关注的“820作战指令”，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原档，分别为1937年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1至4号训令。

但是，目前社会上与学界引用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所谓“820作战指令”，却是一份来自台湾的资料。

即蒋纬国总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中所载的几份档案文件，在这本著作中，以不同于宋体正文的楷体字标出了下列内容：

军事委员会鉴于战争扩大，乃于八月二十日颁发作战指导计划、国军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方针如次：

……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最后确保山西、山东，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

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以最小限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

蒋纬国所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是台湾地区的“官修军史”，应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但这部著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资料出处不加注释，有一种“官修正史”的优越感。

其文中以楷体字标出的内容有别于正文，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引用的档案原文，这样便出现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所引的貌似档案的资料是否是当时的历史文件？

据笔者考证，“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以主力集中华东”这段文字，出自“台湾作者虞奇所著《抗日战争简史》一书。

而虞奇并未在其书中说明这一命令的原始材料，系出自何处”。

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持有和虞奇基本相同的说法，但他们所述的“8月20日作战方针命令的内容之最初的出处，乃是何应钦的《八年抗战》一书”。

而且“何应钦在1946年4月发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其中并无关于作战指导方针的内容”。

但到了“1955年9月，何应钦在台湾将《八年抗战之经过》加上增补，增写了以上这些内容。

台湾一些作者所说的8月20日军委会下达的作战指导方针，都是从上述《八年抗战》一书中有关内容直接引述和演绎而来。

但必须指出的是，何应钦这里所说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他根据‘七七事变’至武汉失守这个时期战局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抗战结束10年后的1955年所作的一种概括和总结。

何应钦的书中，并未说过在1937年8月20日发布过上述作战方针命令。

此后台湾一些作者却把何应钦1955年所作的关于作战方针的概述，说成是在1937年8月20日已经发布了的作战方针，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实。

当时这种观点发表后，并未形成两岸学界的共识。其后10余年，台方还在发表持有“肯定论”观点的文章。

既然如此，否定引敌南下论是否已经可以宣布成立？非也。

因为综合各方史料考察，不论是1955年的何应钦还是后来的虞奇、蒋纬国，他们在著作中所记述的8月20日作战指令的附加部分，虽无原档出处，但也绝非是凭空臆造。

而是有其另外的一些史料作为依据的。

据台湾军方研究者的解释，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中所载该段内容不是原档，而分别是对于8月20日军事委员会下达的有关战争指令的引用与归纳概括。

台湾“三军大学”原副校长、军史研究专家张铸勋先生就认为：

蒋纬国将军主编的那部书，是他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时，找几位资深教官共同研究而成……

惟对研究方法则未重视，甚少注释资料出处，但有根有据，这是我对那部书的看法。

张铸勋先生对上述“作战指导方针”的解读与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前局长傅应川等台方抗战军史研究者的观点基本相同。

至此，学界争论几十年的有关“820作战指令”之“叁、作战指导方针”内容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性质，就基本上弄清楚了，结论就是：

台湾方面抗战军史研究著作中出现的所谓“820作战指令”中“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以主力集中华东”一节文字，不是档案。

而是根据档案进行归纳总结而提炼出的文字说明和注解，至于这些注解是否完全符合原档意旨，研究者们可以见仁见智地分析。

二、从蒋介石日记考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引敌南下”意图之真伪

蒋介石日记是近年来史学界热捧的史料，它内容丰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作为民国政治领袖之一的蒋中正一生为人处事理政的情况。

最具价值的是其中记录了蒋氏的思想演变与发展。

与某些专门写给别人看的日记不同，蒋介石日记基本上是其本色的展现，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个人隐私。

蒋介石除了对其秘书所做日记分类抄本有过亲笔删改外，日记原本则维持原样，其可信度很高，可以作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因此，从研究八一三战役中方最高决策者的思想演变过程出发，审阅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的蒋介石日记，我们可以抽丝剥茧。

直接与间接地从中发现有关“引敌南下”战略意图是否预定或其形成过程。

蒋介石在日记中并未明示他对于抗战战略全局具有“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甚至连准备发动八一三战役的设计也没有记录论述。

但是从日记内容前后整体分析，这种战略准备似乎都是尽在不言中的。

从战前数月蒋介石日记来看，他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及应对方略是早有考虑的。但直到七七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已经来临。

7月8日，他首次在日记中记载了日方在卢沟桥挑衅，并写道：

预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炮部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注意：一、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由此来看，蒋介石此时对日方在卢沟桥挑衅意图不明，开始抗战决心仍未下定，但他已经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应对。

随后几天，随着日本战争态势扩大，蒋介石通令全国准备开战，但他的想法仍是：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如我不有积极准备，以示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

由此观之，蒋是想以打促和，当时还无大战的准备，更谈不上要“引敌南下”。

由于日方的进攻，战争全面展开。但7月间蒋介石在日记中只关注了北方战场作战情况，并无关于淞沪备战的记录，到8月初，才陆续提及了南方战场的情况。

8月4日蒋写道：

“预定：一、倭寇弱点之研究……五、堵塞吴淞口。注意：二、应先取攻势之利害。”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谈到准备在上海“先取攻势”，但还在考虑中，说明它并不是一个预定好的战略计划。

其后，日记中陆续有了在淞沪及长江一线的备战安排。

8月10日：“注意：三、江船入江之日期。”

8月12日：“预定：五、问张文白准备程度。六、戒勿操切启衅……”

8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此时，他并没有记载在淞沪主动发起进攻的决策，甚至没有明示这一重要战略决定，只是在14日祈祷“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

一方面过问进攻“准备程度”，另一方面又认为“戒勿操切启衅”，显示出一种矛盾心理。

这说明了他发动八一三战役是要“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与日本进行战略博弈。

但这时的目标是盼“沪战能急胜也”，因此可以推定战役发动时，中方“引敌南下”的战略尚不存在。

此后，蒋介石日记多次提及战事安排。

8月20日：“预定三、金山卫倭水兵登陆侦察应严防。”

8月21日：“预定：五、要击炮装武汉江面。六、马当堵塞计划。”

8月23日：“晨早闻倭寇在狮子林川沙镇登陆，可知文白布置与指挥如儿戏，此人早不宜用也。”

也就是说，8月下旬之初蒋就想到了要防备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只可惜没有落实。

同时他还规划了长江中游武汉、马当的作战准备。

这证明，他原来是有意图准备在长江一线与日本较量的。

当上海战事不顺时，蒋介石怪罪于张治中等前线指挥官，还曾亲自冒险前往苏州督战，尽管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8月28日蒋写道：“注意：一、此战不能避免，惟能持久而已。”8月30日：“预定：五、马当与田家镇阻塞计划。六、首都出击部队之研究。”

这些记录说明蒋介石是准备在长江一线进行持久抗战的。

进入9月以后，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渐渐以记录淞沪具体战况为主，起初内容充满自信，认为淞沪一战即可抵抗住日本的侵略。

后因淞沪战事渐渐不利，蒋则继续抱怨张治中、何应钦等将领无能。

同时，他出于自我安慰需要以及另寻解救危急之道的目的，在日记中明确提到了要“引敌南下”以上海为抗日主战场的战略意图。

9月4日和16日，蒋先后写道：“沪战当可持久，敌虽再增三个师团，已无能为力也。”

“注意：五、上海之得失不光最后之成败，不必拘泥于此也。”

26日他又在日记中明确说明：“对北正面战事虽不利，但于心无甚虑，系以主战场在上海也。”

9月27日再次强调：“二、对敌战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战略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敌进退维谷，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

在9月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

“二、敌之弱点，以中国战场为主战场……四、使敌之弱点、缺点逐渐暴露，以促进各国之干涉。”

在此，蒋介石对其淞沪作战意图已写得十分明确。

进入10月后，蒋介石认为淞沪前方将士士气高涨，把日军的稳进视为无能，不顾我军久战之疲惫，计划以出击来改变战局。失利后则归罪于桂军。

他在日记中先后写道，10月15日：“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

10月16日：“晋战局转佳，沪局渐危，乃决赴前方督促第五路军加入战线。下周预定表：一、沪阵实施出击……”

10月22日：“沪局以桂军挫败，顿形动摇，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竟以此为败因也。”

10月26日：“注意：三、对内对外之宣言，甲、沪战未列入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乙、抵抗到底，绝无妥协余地，丙、国际调解则可，直接交涉则不可。”

综合分析，26日蒋介石所写下的“沪战未列入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一语，并非是实情。

笔者分析，这实际上是因为上海战事逐渐陷入不利后，他为说明“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准备坚持抗战到底所做的铺垫，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情绪体现。

假如淞沪战役这样被蒋视为“主战场”的大战役都不在计划之内，那么，他的整个抗战计划是什么呢？

是不是八一三战役之后还有一个比它更大的“计划”？譬如“引敌南下”？因为只有这样的“计划”才能让上海的守与不守“无关全局之胜败”。

而“沪战未列入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一语也说明当时确实还没有一份完整的“引敌南下”作战计划，如果有，蒋就不会如此写。

这一情况再次说明提升沪战地位改变日军侵华路线只是一种随沪战进展而逐步明确的想法，而不是预定的计划。

但这种意图确实存在，正如蒋介石在当月的“本月反省录”中所点明的，这是“十年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

11月份，蒋介石继续在日记中记录了战局发展情况及对抗战战略战术有关问题的思考部署。

5日：“本周反省录：今次金山卫被敌登陆，以致牵动沪阵全局，亦蹈此覆辙，此皆思虑不精，幕僚乏材，铸成大错，因切戒之。”

7日：“预定：四、决定沪战转移计划。注意：三、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

8日：“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然而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

13日：“注意：二、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线路以西……决心迁都于重庆。下周预定表：二、决定迁都日期。三、首都防守计划。四、全般作战方略。”

14日：“注意：一、敌增加大兵来沪，其必大举来犯……本日处理迁都部署与讨论大势及南京防守计划。”

11月8日这一天，因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对淞沪战场形成包抄之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上海守军全线撤退。

但他依然力作镇静，甚至否认撤退是因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表示要抗战到底，并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

11月30日，是上海守军全线撤退之日，标志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最后失败。

对此重大情况，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也没有记录，只是反复表示他抗战到底的决心。

“注意：三、一面固守南京，一面设法挽回补救。四、此时应不怕乱，不忧国小，从头做起，不患无法也。”

而对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失败，蒋介石于11月20日就在其日记“本周反省录”中检讨总结了5点教训：

一是何应钦没有配备重武器给一线部队，使最初攻击失效；

二是“误信张治中”用人不当；三是“临阵换将，不注重侧背，乃使敌军乘虚直入”；四是张发奎指挥撤退慌张“乃至一败涂地”；五是“炮兵用之不当……空军不足犹在其次”。

28日他还补充说：“注意：三、敌军实无攻京决心，惟我军太无力量，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

一个月以后的12月18日，在南京失陷以后。蒋介石又在日记“本周反省录”中写道：

“……此后敌人前进愈难，而我军应之较易，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持久抗战到底，我固危殆，而敌亦消灭矣。”

但是，蒋介石总结的八一三战役教训，都是出于战术和人事调配层面上的分析，完全没有在战略层次上的思考，更没有提及“引敌南下”的大战略。

而他在12月18日日记反省录之第二、三条则透露出了他对持久抗战前景的预期，其中可视为隐含有“引敌南下”的战略思考成分。

纵观整个“八一三”前后蒋介石日记中所记录和反映出他对这场战役的思考和指挥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蒋介石是决心抗战的，并且他对抗日战争持久战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与决策。

第二，他在八一三战役期间具有了以上海作为抗战主战场的意识，也明确记载到要把日军引向南方。

但他的这种思想还是很不成熟和全面的，也不是一个早已成型的明确的战略设计，更像是作战中所形成的依据战局客观发展而自然推论的结果。

第三，从日记内容全面分析，蒋介石在八一三战役期间所思考的内容和其决策作为，跟以前一样，仍然保持了他的自信或可称之为自以为是的军事指挥风格。

当时蒋介石的观点和做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为了国格人格必须坚持抗战。

2.抗战肯定是持久战。至于持久要到何时？他甚至以为一年多就可以完成。而最后的结束还寄希望于国际和列强的干涉。

3.他对上海八一三战役的最后成果，一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来抵抗住日本的侵略。

4.在八一三战役期间，蒋介石逐步明确了引敌南下的战略指导思想，并且在应对敌人沿长江由东向西进攻方面，做了一些实际的应战准备。

但这不像是预定的全盘战略计划，而更像是一种应对安排。

5. 但战事遭受挫折和遇到困难时，蒋介石往往归罪于他的下属和地方军阀。

第四，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期蒋介石在抗战遭遇挫折时，他仍然能够自我打气坚持下去。这一点，在八一三战役中有不少体现。

第五，蒋介石对战役的指挥偏重于具体的战术指导，所以他的日记中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关于抗战全局思考与战略决策的内容。

不记的原因无非有两个：1.根本没有这种考虑。2.为了保密而不记录。

质疑蒋介石在日记中为什么没有明确记载与论述他的“引敌南下”抗战设计内容，我们在参考其他史料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具体分析，可以得出两种原因推论：

1.他是有这种意识与考虑的，但还没有形成既定的计划；2.保密的需要。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最机密的东西是不记录的。

例如1932年4月1日是蒋介石最重要的特务机构—军统局的前身戴笠的“特务处”成立的日子，这是蒋介石乃至国民党历史上一件重要事件。

可是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对此却没有任何记录；

又如1935年1月1日所记：“在杭参加省府宣誓典礼，处理各事。”

实际上他当天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人员之基本修养》，提出了他对特务工作的具体要求，不可谓不重要，这事蒋的日记也没有记入。

此种例证甚多。从八一三战役期间蒋的日记内容来看，有其在长江一线抵抗的部署，也有他提及抗战“全般计划”的内容。

虽然具体计划惜墨不谈未得探究其详，但我们可以反推之，如果一定认为“引敌南下”意图不存在，那么，蒋日记中多处点明或有所隐晦的论及也就说不通了。

所以，如果说蒋日记中没有明写此计划而只有多处相关暗语，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这说明：一是当时真的还没有这样一个明确完整的计划，而只是一种想法和准备意识；二是也有为了保密的因素而未写，两者兼而有之。

这一阶段，蒋介石已看透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其侵略行径绝不再会因中方的妥协退让而有收敛，所以他决心抗战。

为了能够抵抗下去，他已经意识到必须把日本军队从北方引到南方来。

并且，在上海战役期间就注意在江阴、南京、马当要塞、武汉以及平汉、粤汉路以西地区进行实际的抗战准备。

很显然，这些抗战准备的具体目标就是要引日军从上海沿长江西上，以达成持久抵抗的目的。否则为何要在北方抵抗之时就部署长江一线的军备呢？

台方军史学家对此也具同样看法：

“或谓迫使日军作战线改变这么重要的战略，何以未见于蒋中正日记？蒋决定国家重大事务，不可能全都写进日记。”

“职业军人对极机密的战略规划具高度警觉，通常不会全盘写在日记中。然运用可信度高的资料做出合理推论，仍可印证史实……”

“蒋中正在沪战中的两则日记，已经写下迫敌主力南下，引其到长江流域的指导，以利实施多线阵地的持久抵抗。”

综合考察蒋介石在八一三战役期间的日记，可以得出结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引敌南下”抗战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战前和已经谋划好的具体作战方案，而是一种与持久抗战战略相关联存在于蒋介石等中方决策者思想中的明确意识与自然选择。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迄今可以做出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方的战略计划、作战准备以及日方参战经过诸种事实中得到证实。

这一战役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侵略者有预谋的主动攻击。

第二，在战术上，档案佐证国民政府发动八一三战役的目的是以积极的攻势清除日军驻沪部队，然后拒止日军登陆，保卫首都与东南经济策源地安全。

战役最后，中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由主动变为被动，其中宏观及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日本方面，虽然在上海准备不足，也没有在此大战的计划，但在开战后随着战事扩大而倾全力参战，上海方面逐步成为其“主战场”，最后日军由此直趋南京。

由此可见，八一三战役的结果是日方从中方手中夺取了战争主动权，变得更为主动。

第三，在战略上，由于战前中方指挥决策阶层已经有了“轴线移转”战略意识，战役中后期便产生了吸引华北日军南下以分散其兵力的战略意图，最后在客观上也达成了这一目的。

第四，在肯定八一三战役“赶敌下海，封锁海疆，拱卫首都”“引发国际干涉”战略设计的同时，也承认其后来具有了“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

但必须说明的是，根据现存史料研究考证，这并不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战前就早已设计好了的一项完整精密的作战计划及方案。

“引敌南下”致敌“轴线移转”的战略一直是一种与持久抗战相关联的、盘旋于蒋介石等人脑际的抗日战略意识，而不是一项已经明确的可以见诸文字的战略计划。

由于开战后中方没能实现“赶敌下海封锁海岸”的预案，上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此时因为中方最高领导层已经有了要把日军引来长江流域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设想。

纵观蒋介石八一三前后的日记，他对此战略含糊隐晦，欲言又止，前期不写明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意识而未明确，后来明写上海为主战场，是因为已经打定了主意。

这样一看，蒋介石日记即十分明确地证明了一点，即这一战略是随着战事进行逐渐明朗化的。

而其产生的基础就是1936年后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及1937年后“轴线移转”战略意图的产生和确立。

八一三淞沪战役“引敌南下”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使日军分兵以支援华北战场中国军队的作战，而是为了直接改变日军“自北向南”的侵华路线。

其客观结果便是吸引日军主力到华东，使其进兵路线一变而成为“由东向西”。

对于这一意识与结果，蒋介石等中方指挥者，想到了、说了也做了，只不过没有见诸文字计划和公开说明，更无从在事前事中高度概括为“引敌南下”“轴线移转”这8个字而已。

总而言之，八一三战役“引敌南下”使日军侵华轴线发生移转是中方客观存在的战略意图。

但它只是一种在战前设想、战役中明确决策，并被后来战争实际所证明的正确战略，而不是一份既成的战略计划方案，这应当是比较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