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拣尽寒枝
公元1079年的一天,刚调任到湖州不久的苏轼收到了一封急信。来信的人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兄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发展。”
苏轼不清楚的是,其实在接到苏辙的告急信之前,朝廷早已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事情的导火线,是苏轼刚到湖州时写的一篇文章《湖州谢上表》。
宋朝的官员每到一个地方上任,都要给皇帝写一篇表,叫《谢上表》,表示感谢皇帝封他到一个地方做官,是例行公事的文章。但苏轼这个人写文章,哪怕是官样文章,他都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他有时候会在谢表中发一些牢骚,这和一般人写谢表不太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这样写没人管。王安石罢相之后,宋神宗就是变法的靠山,现在再去发牢骚就是表示对皇帝的不满,皇帝对你能有好脸色吗?
对变法不满的牢骚话,被新党抓住了把柄,他们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包藏祸心。紧接着,他们开始翻查苏轼的诗集,从中挑出隐含讥讽新法之意的句子,一时间,苏轼成了朝堂上人人喊打的对象。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苏轼《吴中田妇叹》节选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
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苏轼《山村五绝·其一》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苏轼《山村五绝·其二》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苏轼《山村五绝·其三》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山村五绝·其四》
其实《湖州谢上表》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虽然有一点牢骚话,关键是他的诗歌被人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了。后来苏轼自己也承认,有一些诗是讽刺新法的。后来的“乌台诗案”跟苏轼讽刺新法的诗有密切关系。
我们现在研究发现,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来讲,“乌台诗案”不是一个冤案,苏轼确实是妄议朝政。其实宋朝本来对士大夫是比较开明的,言论上过激一点根本不是问题,只是恰好这件事被新法派利用,来打击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苏轼成了一个靶子。
湖州知州府中,一向淡定的苏轼变得有些慌乱。没过几日,朝廷钦差皇甫遵抵达湖州知州府衙。大难临头,苏轼手足无措,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穿官服去见钦差。犹豫许久才战战兢兢出门。
皇甫遵当时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铁青着脸站在那里,也不开口说话。苏轼有点慌了,想着平常自己逞口舌之快,没少得罪朝廷,这回把他抓去必死无疑。苏轼对皇甫遵说,故不敢辞,但是容我去与家人诀别。他当时以为要永别了。
皇甫遵这才让随从宣读圣旨,原来圣旨只不过是苏轼“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但此时,府衙内外被皇甫遵故意营造的恐怖气氛所笼罩,苏轼的同僚亲友都不敢相送。
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湖州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解往京师。
在被押解赴京的途中,苏轼的内心十分煎熬,这一去吉凶未卜,又担心亲友会受到牵连,不禁产生了悲观的想法。一天晚上,他们乘坐的船只因故障被迫停留在太湖芦香亭。夜色渐浓,苏轼却辗转反侧,无心入睡。
当时在太湖的芦香亭,苏东坡就有一种轻生的念头,想投湖。他一直是比较乐观豁达的性格,但是轻生这种想法,恰恰体现了苏轼作为一个人的本性。他也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遇到危机的时候也会害怕,也会担忧。

人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并不是一生来就豁达乐观。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好胜,突然一下子受到打击,他内心受不了,一下子想不开,就想自杀。
吏卒看守严密,苏轼求死不能。二十天后,苏轼被押解到京城,立即关进御史台的大牢中。
御史台的四周遍植柏树,树上终年栖居着许多乌鸦,所以又被称为“乌台”。
御史台的官吏用尽各种手段来审讯苏轼,用不堪入耳的语言对他进行通宵达旦的辱骂。苏轼的肉体和精神都遭受着痛苦的折磨,轻生的念头愈发强烈,他把含有剧毒的丹药埋在地下,预备有朝一日自行了断。
他感觉到政敌要置他于死地。
他跟儿子苏迈约定了,如果皇帝要杀他,就送鱼给他。
这样我能有个心理准备,安排一下家里的后事。
有一天他家里的钱用完了,苏迈去找亲戚借钱。
苏迈就委托一个朋友去给苏轼送饭,可是这个朋友不知道父子俩有这个约定。朋友给苏轼做了好吃的,里面有鱼,苏轼看到送鱼来了,以为完蛋了。
苏轼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便以极度悲伤的心情给苏辙写下了两首诀别诗。他在诗中感叹自己先一步离开人世,待到他年风雨之夜,弟弟只能独自伤神,夜雨对床的约定再也无法实现了。这份遗憾只能寄希望于来生弥补。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
里面有两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意思就是,下辈子我们两个还做兄弟。人在患难时候更能见真情,苏轼无时无刻不想到他的弟弟。
看守苏轼的狱卒不敢私传信件,诗句到了皇帝手中。宋神宗本就对苏轼的判决犹豫不定,看到这首感人肺腑的绝命诗,也忍不住为之动容。
实际上,害苏轼的人多,救他的人也多。其中就有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和章惇。
王安石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立刻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中心思想就是“盛世不杀才士”,如果我们通过变法让宋朝变成了一个太平盛世,那就不能杀害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神宗不可能说现在不是盛世,变法之后反而变成了乱世,他怎么可能会承认?
对苏轼的指控中有一项罪名是叛逆谋反,证据是他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珪以此构陷苏轼大逆不道,有不臣之心。
王珪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不忠心,皇上不理解他,他就想去找地下的蛰龙。章惇说,称龙的人有很多,诸葛亮自称卧龙,刘备怎么没处置他呢?
龙可以比喻为天子,也可以比喻为人臣。龙不像万众瞩目的“明星”,如今沦为边远地区的犯官,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巨大的孤独感包围之下,苏轼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确是有些锋芒毕露了。
寄居定慧院时,苏轼的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只敢等到夜晚才独自遛出山门走走。残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轼的心如惊弓之鸟一样,惶恐又孤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苏轼用《卜算子》这个词牌,我觉得是有一定用意的。他到黄州的时候非常茫然,觉得生活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一方面很痛苦,另一方面也茫然,不知道未来的路是什么样的。尽管他很超然旷达,但在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也会仓皇失措。“缥缈孤鸿影”其实就是他自己生活境遇的一种写照。但苏轼又保存了一份骨气和傲气,最后两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我宁可受这一份寂寞,受这一份孤独,我也绝不向政敌投降。
“乌台诗案”之前,他的性格是张扬的,不掩饰自己的锋芒。他很有实力,又是少年得志,二十多岁就中了进士走上仕途。他很有抱负,曾对他的弟弟说,自己“致君尧舜”也不是难事。
“乌台诗案”断送了苏轼的仕途,浇灭了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初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施展政治理想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每日除了三餐一宿,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时间却如江水滔滔,不舍昼夜。眼睁睁看着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苏轼恍然慨叹,自己的生命正在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
谪居黄州的第二年中秋,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流逝的警觉,令他深感胁迫,酒入愁肠,苏轼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不得志的心情是最煎熬的,然而生活并没有给苏轼那么多时间来感伤。因为罪官的身份,苏轼没有俸禄,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他的家眷已经来到黄州与他相聚,苏轼的钱很快用完了,眼看就要面对无米之炊的窘境。幸而,他还有一位忠实的追随者——马梦得。
苏轼说他们两个人是同年同月生,马梦得只比他小了几天。马梦得可以说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他曾在太学里做官,“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既不讨学生的欢迎,也不受上司的信任。但是他跟苏轼很投缘,后来干脆就不做官了,一直追随苏轼。既是他的粉丝,又是他的管家,又是他的随从。
马梦得真是他的铁粉,苏轼在黄州境况那么凄惨,他还是跟着苏轼一起受苦,自己一点也不在意。
在黄州的时候,苏轼写了《东坡八首》,其中有一首说:“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马梦得天天盼望着苏轼富贵发达,然后分一点钱给他买一个山头,但是苏轼一直没有富起来,反而一贬再贬。苏东坡在诗里边笑马梦得跟错了老大,说:“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痴情的马梦得并不计较偶像的贫穷,反而竭尽所能改善苏轼的生活。在马梦得的努力争取下,官府给苏轼批了一块荒地,让他自种自足。
公元1081年,苏轼开始真正务农了。过去他曾多次说过想弃官归隐,却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成为农夫。
这块位于城东的无名高地,从此有了一个响亮千古的名字——“东坡”。东坡,也让苏轼的生命之光变得更加灿烂。
在贬谪黄州之前,他是眉州才子,是耿直敢言的书生,是汴京有名的学士。因为偏僻黄州的这块土地,苏轼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也正是这个最接地气的身份,造就了我们热爱千年的“苏东坡”。

朕、寡人只能用于天子自称,别人不能乱用,龙只是一个比喻。这样一来,就给了神宗一个台阶下。
众人的救援终于起了作用,在监狱中度过了三个多月后,苏轼终于等来了朝廷的判决。他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不准擅离该地区。而且按照当时的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召即行,不得在京城逗留。
公元1080年的新岁第一天,当开封城的百姓们沉浸在欢乐的热闹中时,苏轼顶着漫天风雪,踏上了前往黄州的路程。
黄州地处湖北东部,长江中游。相对公元11世纪的中原地区而言,这里属于“穷乡僻壤”的落寞地带,很适合收留政治失意的落寞官员。
谪居黄州,苏轼迎来了人生的最低谷。但也正是在黄州,一个属于苏东坡的时代即将来临。
由于是犯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的苏轼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庙里,这就是后人熟知的“定慧院”。
在出狱后以及初到黄州的日子里,苏轼写给朋友的信件,一封都没有得到回复。
“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的打击远没有结束,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的精神空虚,对于天生热爱社交的苏轼来说,痛苦感不亚于遭受刑罚折磨。
因为他在黄州是政治犯,没有人敢跟他来往。他无聊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他一个人到江边去打水漂,路上拉着一个老百姓聊天,让人家给他讲个故事。人家说,我不会讲故事。他说,随便讲,哪怕讲个鬼故事或者瞎编一个都行,要不然我讲三个故事,你给我讲一个故事。苏轼这个人特别有亲和力,爱跟人聊天,可是到了黄州以后,读书人都不敢理他。
从前无论是在政坛还是文坛,他都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如今沦为边远地区的犯官,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巨大的孤独感包围之下,苏轼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确是有些锋芒毕露了。
寄居定慧院时,苏轼的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只敢等到夜晚才独自遛出山门走走。残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轼的心如惊弓之鸟一样,惶恐又孤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苏轼用《卜算子》这个词牌,我觉得是有一定用意的。他到黄州的时候非常茫然,觉得生活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一方面很痛苦,另一方面也茫然,不知道未来的路是什么样的。尽管他很超然旷达,但在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也会仓皇失措。“缥缈孤鸿影”其实就是他自己生活境遇的一种写照。但苏轼又保存了一份骨气和傲气,最后两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我宁可受这一份寂寞,受这一份孤独,我也绝不向政敌投降。
“乌台诗案”之前,他的性格是张扬的,不掩饰自己的锋芒。他很有实力,又是少年得志,二十多岁就中了进士走上仕途。他很有抱负,曾对他的弟弟说,自己“致君尧舜”也不是难事。
“乌台诗案”断送了苏轼的仕途,浇灭了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初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施展政治理想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每日除了三餐一宿,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时间却如江水滔滔,不舍昼夜。眼睁睁看着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苏轼恍然慨叹,自己的生命正在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
谪居黄州的第二年中秋,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流逝的警觉,令他深感胁迫,酒入愁肠,苏轼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不得志的心情是最煎熬的,然而生活并没有给苏轼那么多时间来感伤。因为罪官的身份,苏轼没有俸禄,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他的家眷已经来到黄州与他相聚,苏轼的钱很快用完了,眼看就要面对无米之炊的窘境。幸而,他还有一位忠实的追随者——马梦得。
苏轼说他们两个人是同年同月生,马梦得只比他小了几天。马梦得可以说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他曾在太学里做官,“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既不讨学生的欢迎,也不受上司的信任。但是他跟苏轼很投缘,后来干脆就不做官了,一直追随苏轼。既是他的粉丝,又是他的管家,又是他的随从。
马梦得真是他的铁粉,苏轼在黄州境况那么凄惨,他还是跟着苏轼一起受苦,自己一点也不在意。
(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郭杏芳)
在黄州的时候,苏轼写了《东坡八首》,其中有一首说:“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马梦得天天盼望着苏轼富贵发达,然后分一点钱给他买一个山头,但是苏轼一直没有富起来,反而一贬再贬。苏东坡在诗里边笑马梦得跟错了老大,说:“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痴情的马梦得并不计较偶像的贫穷,反而竭尽所能改善苏轼的生活。在马梦得的努力争取下,官府给苏轼批了一块荒地,让他自种自足。
公元1081年,苏轼开始真正务农了。过去他曾多次说过想弃官归隐,却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成为农夫。
这块位于城东的无名高地,从此有了一个响亮千古的名字——“东坡”。东坡,也让苏轼的生命之光变得更加灿烂。
在贬谪黄州之前,他是眉州才子,是耿直敢言的书生,是汴京有名的学士。因为偏僻黄州的这块土地,苏轼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也正是这个最接地气的身份,造就了我们热爱千年的“苏东坡”。

一场突如其来的乌台诗案,湖州司马苏轼的生活发生剧变。通过兄弟间的紧密联络,苏轼在心力交瘁之际得知大难临头。身处风暴中心,他从最初的慌乱无措到最后决然放弃妥协,展现了一个文人在政治打击下的无奈与坚韧。这个过程不仅考验了他与亲人的情感联系,也深刻反映了太平盛世下文人的沉浮与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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