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漂流的工作中，如何让生活凝聚成为整体？

在闹铃声中起床，挤进人满为患的早高峰地铁，按时到公司打卡，坐进工位的隔间，处理各色杂事，开不完的会、被推翻和重启的方案、闪烁的未读消息、无处不在的业绩考核、搞不定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似乎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日复一日的工作使人倦怠、情绪低落，舍弃工作又无法生存。

于是我们从一地搬迁到另一地，去更大的城市，找更多的机会；在行业中不停尝试、跳槽、谈判，希望能通过个人努力，争取更好的薪酬，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满意的生活。但最终我们却失望地发现：“横向平移”的方式并不能令我们安心，频繁的变动反而让我们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

工作从一开始就必然使人疲惫吗？如何在满足生存的同时，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不停更迭、漂流一样的生活当中，善好是可能的吗？在一个人人追求经济效益、讲求回报的社会环境下，好的品格如何维系？人的价值又在哪里？

本文将从哲学及理论层面探讨工作与人的关系。笔者结合最近出版的英国作家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以及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三本书，探讨工作和人的价值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也就是：在一个对人用后即弃工作状态中，个人如何确认自我的内在价值？

工作之变：

从有趣又体面，到流于形式的控制

在前工业社会，工作自有其意义。木匠凭借不断改善的技艺，打造可持久使用的家具，既是他赖以生存的工作，又构成了他生活的意义。一名手艺高超的工匠不仅能为自己赢得声望，也可以为家人赚取更好的生活，手艺更是将他这个个体嵌入到更广泛的人际网络之中，刻画了他每日生活的基本样貌。

18世纪中期，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开启了工业时代的巨幕，效能更高、操作更精准的机器逐渐取代了人类的手工劳动，手工艺人日渐式微。工厂体系诞生后，流水线上的工人渐渐取代了依托于附近社群的工匠；工厂设定的任务代替了工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工作的进程不再仅由个人掌控，而需要纳入整体的生产进度来考量，并与实际产出的经济效益紧密挂钩。

在一个以生产为主的社会，为了驱使更多人进入工厂，工作伦理应运而生。工作伦理主张：“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

在鲍曼看来，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权力战争，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毕竟在新生的工厂体系当中，作为整体的人、拥有创意和巧思、手艺精湛已不再重要，最终被需要的也只是人的一部分——能够使齿轮和机器照常运转的工具化的技术。

这样的工作伦理催生了一套纪律伦理：人不需要在意尊严和荣誉，也不必去管感受和价值，只需要全力以赴去工作，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因为工作伦理将生产活动和人的真正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

在《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一书中，理查德·桑内特提到了一家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面包店面临的困境。成书的25年前，桑内特第一次采访这家面包店的师傅们，面包烘焙对他们而言像是芭蕾舞一般的技艺，需要多年的刻苦训练。制作面包时，他们的双手在面粉和水雾中起落，他们需要调用身体性的嗅觉和视觉来判断面包的烤熟程度。这群人拥有手艺人的强烈自豪感，他们自觉团结成了一个整体，来应对制作面包的各个环节当中遇到的困难。

25年后，桑内特再次来到这家面包店，彼时这家店已经被一家巨头食品集团收购。制作面包的程序交给了更复杂的机器，店员通过市场需求更改机器设定，决定今天是制作一千条法棍还是一千个贝果。从前经验丰富的面包师傅被一群更年轻、身份更多元的临时工所代替。后者不再接触原料，而是通过屏幕图标操控制作过程，工作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制作面包本身，而是修复机器的缺陷和故障。其结果就是，尽管工作环境和从前相比更加安静、舒适、简单，他们自身却感觉不到面包师这个身份的价值，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感到模糊和失焦。

桑内特描述的现象当然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需要应对的不再是工作内容本身，而是被技术改写后的现实。这种现实不需要人的才智参与，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情感，因而也谈不上尊严和价值。每个人只是负责完成链条当中的一环，任谁来做都是如此。个体的不可替代性越来越难以证明，人的作用和价值被简化成了数字、指标、绩效。

而在马克·费舍看来，在一个追求绩效的社会，衡量劳动者产出的标准不再是他们的工作效率本身，而是工作的“再现”，也就是他们必须用一种程式化的、规范性的语言去讲述自己做了什么、达到了什么。“工作的目的变成生成和美化‘再现出来的表象’，工作本身的正式目标反而被丢到一边”。

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套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结构本身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靠个人意愿扭转的问题，问题变成了：如何补偿这个结构带来的一系列缺陷？那时的人普遍认为，从工匠变为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久而久之，报酬的高低、经济收益的多寡成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工作于是也成了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以及其社会生活的锚点。工作连带更长远的职业生涯被等同于人生成败的关键，是现代人身份构建的核心。

在这个围绕工作和职业、人的消费需求构建起来的现代社会当中，拥有一份体面、有声望的工作变成人人追求的目标，而失去工作、选择不工作则意味着自我放弃，是非正常、脱轨的，在一些场合下甚至是有损尊严的。“你现在在做什么？”这句寒暄语其实是在问：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将决定我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你，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开展。

在社会时间节律相当紧凑的东亚社会中，很多时候哪怕短暂地不工作也会变得可疑，欧美社会中习以为常的“间隔年”会被用人单位质疑。档案中不能有空缺的月份；找工作时会被问及某年某几个月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工作。从生下来起，我们就步入了一条没有停顿的轨道，如此向前，年复一年，不知疲倦。甚至有网友打趣说，在现在的就业市场，gap year几乎和蹲过监狱的意思差不多，一旦有过类似经历且无法给出清晰合理的解释，就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懒散的、不适合雇用。

不确定成为常态：

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弹性的

在今天，“灵活”和“弹性”成为普遍流行的口号，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相当少见，人们以碎片化、片段式的方式工作和劳动，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桑内特称之为“弹性资本主义”，它与传统上僵化的官僚主义制度相对，原初的目的是：通过创建有弹性的机构和工作岗位，打破过去常规化工作带来的弊端。

桑内特将企业为了实现弹性目标而重塑结构的过程称为“再造”，即：用更精简的人员配置创造出更高的利润，用更高效的科技手段取代低效的人。因此，短期聘用制因其用人成本低廉、便于灵活聘用或解聘，成为不少就业单位的首选。鲍曼将其形容为“一场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如果将时间向前倒推至少30年，人们普遍追求的是：每月按时结算的固定工资、稳定的晋升渠道、可观的福利保障、“铁饭碗”带来的稳定人际关系、可预期的养老方式。而现在，频繁换工作几乎是职场上的常规操作，即便是在同一家企业内部，换岗、调往异地甚至异国工作也并不少见。

在《没有面目的人》中，桑内特提到了一对父子，他们的经历在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父亲恩里克靠体力劳动养家糊口，努力奋斗15年，实现了买房、领退休金的“美国梦”，他对儿子瑞科的期待是他能向社会上层流动。儿子瑞科的确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阶层跃升，收入可观。但在14年的工作生涯中，他搬了四次家，工作频繁变动，对生活失去掌控的恐惧令他忧虑不已。

桑内特认为，当人们在不停移动中迷失方向时，通常会出现以下三种行为模式——模糊的平行移动、回顾性损失、不可预知的最终工资。

由于更松散、弹性化的关系网络取代了过去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换工作时，不少人会误以为自己在松散的网络中得到了晋升，实际上不过是在平行移动而已。这种在弹性的网络中平行移动的过程像是一种冒险：用人单位提供的新职位信息如此有限，复杂的计算方式使得最终工资都很难敲定，人们往往在回顾时才发现自己当初做了错误的选择，而身在其中时却永远无法作出判断。

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经济环境中生存，人们不得不学会适应新的岗位、新的居住环境、新的人际关系，这不仅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处境，同时深刻地影响了社群和家庭的连结：不断搬家，不做承诺，保全自我。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对方托底，在家族或社群内部形成稳固的熟人关系，在关键的人生节点彼此借力；而是倾向于用自我保全的方式来生活和工作，不对伴侣做过于长远的许诺，不在工作中建立过深的人际关系，即便是在居住的小区也不和任何人交往。邻居成了陌生人，夫妻成了室友，最终除了一个人面对孤独，什么都做不了。

这样的社会对个体提出了几乎不可能的品质要求：“在无法猜想改变带来的后果、无法得知接下来发生何事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心安理得。”。

断裂的时间叙事：

如何让生活凝聚成为整体？

根据桑内特的判断，弹性制度一定程度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它将弱势群体留在了表层、重复性的工作中。这种制度在本质上强调年轻、弱化经验，强调无限投入，蔑视对抗和个性。这恰恰是“现代的冒险文化”所鼓吹的价值：稳定等同于行尸走肉，留在原地和失败无异，“目的地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出发这个行为本身……我们决定离开的那一刻，似乎已经是旅程的高潮”。

为了应付一变再变的就业和生活现状，在一种讨厌常规、崇尚短期、不断重塑的体制中存活，人们失去了生活叙事的连续性，内在的时间发生了断裂。除了通过不断平移、从头再来的事业来确证自己的价值，日常被未知的恐惧和焦虑填满，我们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

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相较年轻和可控，经验和个性面临着被贬抑的危险。就企业或机构而言，相较快速实现利润增长，更长远的社会责任被推至次要地位。然而，在一个追求善好的健康社会，忠于自我不仅包含实现个体品格的圆满，还必然包含一重社会性的责任——对于他人的关怀。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对他人的关怀无异于额外的付出，“人们拥有历史，但没有对于困难的共同叙事，因此也没有共同的命运。在这些情况下，品格会遭到腐蚀；‘谁需要我？’成了一个无法立即得到答案的问题”。

桑内特的主张引人深思，他认为，“谁需要我？”是一个关乎品格的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整个制度在缺乏相互信任的组织中散发着冷漠，其中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被需要。这样的冷漠正是在一次次企业再造中实现的，因为员工被利用之后便被弃之如敝履。这种做法明显而残酷地削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感，以及被他人需要的感觉。”

这是一种永续的、无止境的痛苦，它关乎品格和自我：人们在不确定的漂流中无法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更无法让生活凝聚成为整体、超越存在本身真正活着。

我们用自嘲、发癫代替严肃的思考，用流于表面的社交代替真正的情感联结，我们逐渐丧失了记忆和讲述记忆的能力，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前乃至更久远的过去，像一阵风一样拂过我们的身体，却没有留下任何可追忆的印象、可再次体察的情绪。遗忘成了一种自保，把日子过下去剥夺了反思的可能。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敢去想自己未来会怎样，会在哪里展开生活。那是我们无从把握的事情。

对此，桑内特直言不讳：“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当下这个让我们漂浮不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我们该如何书写自己的生活史。”

这的确是我们共同的生命困境，比一时一地的生活更宏大的难题，无法用“小确幸”来自我安慰的基本事实——最终，我们会怎样书写自己？如果将这个问题放置在历史中，就是：若干年后，会有谁来书写我们？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