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周程授受”与道学之传？

近日，周程授受与道学之传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许家星、田智忠、章伟文，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傅锡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姜妮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汤元宋，湘南学院周敦颐研究院院长张京华，安徽大学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周建刚，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柱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宇等一众学者共同围绕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和看法。

所谓周程授受，即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与“二程”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学问思想传承关系，这被视为是宋明理学史上的关键问题。一直以来，周程之间的授受关系是否能够成立，古今中外学者观点各异。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如周敦颐是否传授二程《太极图》？周敦颐思想是否受佛老影响？近年来道统研究是否存在实质性突破？太极与天理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在活动现场，许家星以“饶双峰的周程授受之论及田、傅新论”为题首先进行发言。近年来关于理学道统讨论，多尤聚焦于周程授受这一事关道学之源的悬疑公案。许家星直言，朱熹建构的周程授受是事关理学道统的重大事件，饶鲁于嘉熙己亥年夏之金陵，与学者开展了有关周程关系的辩论，将此过程写成《金陵记闻注辩》，这或是最早对相关论争加以全面辨析的文献，涉及《太极图说》文本及周敦颐与佛老、新学之关系，周程有无交涉及思想异同等疑问。其中，论及周敦颐思想渊源与定位，饶鲁具体论辩了六个问题：濂溪无极太极说与道家思想之关系；《太极图说》的来源；《太极图说》首句两种表述《国史》“自无极而为太极”与胡宏本的“无极而太极”何者更确；《图说》、《通书》与《图》动静说异同；濂溪思想中的的佛道因素；濂溪政治立场与荆公新学之关系。

何为朱子道统？周敦颐又是否被朱子纳入道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朱子道统论是否仅限于己酉《学庸章句》序文？“学者强调四书是朱子道统论的中心”是否有误？“继天立极”是否限于人道？朱子道统论的原则是“舍繁就简”“舍天道而仅人道”吗？在朱子看来，孟子与《易》无涉吗？周敦颐之道并未超出成人之道吗？朱子在确立周敦颐入道统上前后表述不一，难有定论吗？朱子得出了周程授受的结论吗？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许家星表示，朱子道统可分易学与四书学两条线索以试图解决。与此同时，“无极而太极”是否等同“天理自然”？在许家星看来，朱子建构周程授受，是出于制造理学道统，树立理学神圣信仰的需要，以形成对太极、天理作为最高存在和权威的服从。因此，对于朱熹制造的周程授受，可由史实考证、哲学建构上升到信仰层面。

在张京华看来，学界对于“周程授受”提出质疑，在两宋理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对于这一疑问，张京华表示，程颢本人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周茂叔”是一种尊称，学者的质疑在于“周茂叔”之后为什么没有“先生”二字，从而怀疑程颢不认为周敦颐是自己的老师，但“受学”二字已经明确肯定了周程的授受关系。张京华认为，两宋理学是一种纯粹精神构建，中国哲学、中华道统都是纯粹精神构建。学术界可以从科学主义的立场分析两宋理学的所有内容，但是两宋理学本身是一个内在传承、内在肯定的过程。精神一贯的学问是一种内学，全然客观的研究是一种外学。

那么，道统是怎样的存在？太极图又有何意义？对此，张京华表示，两宋理学所提出的新概念，只有《太极图说》中的“无极”，其他都没有超出孔孟儒家之外。《太极图说》的“无极”概念，在字面上不同于《道德经》的“无”。理学之所以单独成为一个儒家的新学派，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就是不杂用道家和佛教的术语，亦即所谓“醇儒”。朱子对汉唐诸儒的评判也以“不驳杂”为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宋代理学有两个典范，一个是《太极图说》，一个是《西铭》。《西铭》纯用五经文字，所以与《太极图说》同样受到朱子的推许。而周敦颐作为两宋理学的开山鼻祖，是由朱子构建出来的。

傅锡洪借用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柱才所说，终北宋一代，周濂溪的思想都不太受人重视。南宋前期胡五峰、朱子和张南轩等推尊濂溪，并认为他和二程兄弟之间不仅存在师承关系，而且存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总而言之周程存在授受关系，由此濂溪才被正式认定为道学的开创者。傅锡洪表示，周程思想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这不仅是因为二程继承了濂溪的圣人可学论，而且因为二程继承了濂溪对天道和圣人之道的根本看法。二程提出的“天理自然”是对濂溪“无极而太极”的继承，两者都论述了自然生生的天道。二程体贴出来的“天理”二字，也是对“无极而太极”的高度概括。朱子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从“无形而有理”的角度解释“无极而太极”，遮蔽了“无极而太极”与“天理自然”的对应关系，进而使得周程授受关系变得模糊。

汤元宋表示，“周程授受”是理学史的关键问题，不仅关系到理学道统是否真由周敦颐发端，也关系到对周程思想的判定。近几十年来，邓广铭、陈植锷、土田健次郎和杨柱才等先后对该问题进行讨论，在几乎穷尽了“史实”型材料后，各方仍未就此问题达成共识。关于周程授受的讨论，因学者的学术背景而常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如黄百家所言，对于周敦颐“尊之者未免太高，抑之者未免过甚”。有时候甚至面对同样的一段文献，学者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肯定周程授受的学者多认为周程在义理方面的相似性，足以证明周程授受；而反方则认为此种相似性属于当时思想界的共识、常识，不足以证明周程存在独特的理学授受。从逻辑上说，反对者的意见值得充分重视。若要证明周程授受，不能仅呈现周程义理之间的相似性，而应将同时代其他思想纳入考察，证明二程思想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与周敦颐的联系。

王宇以《周程授受与南北双向的道统之传》为题进行探讨。王宇指出，对于周程授受一说，居于史学立场的学者多倾向于排斥，“周程授受的‘主语’是朱子……不要用朱熹的后见来改变北宋的史实”，如朱彝尊、钱穆、邓广铭、陈植锷、包弼德等，而居于哲学立场的倾向排斥与接受都有，比如土田健次郎、牟宗三就持排斥看法。

“道统”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主要指儒家关于道的理论及其传授形式的学说，王宇表示，“道统”论在南宋定型后，出现了一批主张“道不可传”的学者，他们对以师徒授受方式将“道”作为一个对象加以传承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认为有必要对“道统论中那条把各位传道者贯穿起来的历史链条进行修正，主张每一代学者对“道”的认识都是其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道统”不是发端于某个圣贤的传承谱系的历史发展。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南宋有黄震，元代为史伯、王充耘，明代则是薛瑄、王夫之，清代有袁枚，至民国由马一浮作了系统总结。“道不可传”论发源于传统儒学内部，在理论上纠正了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是一种内生的思想创造。重新审视“道不可传”论不但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传统儒学道统观的丰富理论内涵，也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