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发生舞弊案，邓小平下令：严惩不贷，否则穷人孩子没活路

90年代中期，淡出政坛赋闲居家的汪东兴过起了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他的心情总是保持着旷达淡定，整日里潜心读书，对外的诸多活动都被一一谢绝了。就在那深居简出的日子里，如果有家乡干部、父老乡亲前来拜访，他总是热情招待，尤其对于那些从事编史修志的革命后辈更是有求必应，正如他的女儿汪延群描述的那样。“近年来找汪老的可多哩！可汪老除了同意与中央部门、党史机构的同志联系，其他的人找来都让他挡驾了。”之所以汪东兴晚年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度，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极为特殊的工作经历，自身作为与中国革命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前辈，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长达30年之久，又在粉碎“四人帮”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是这些特殊、重要、鲜为人知的经历，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好奇心，尤其是国外不少背景深厚的出版商特地邀请他撰写回忆录，还给出了不菲的价码，对此，汪东兴总是展现出极为严肃的拒绝态度。“我要写了，就没脸再见毛主席！”事实也是如此，他当年先后出版过《汪东兴日记》、《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还应邀撰写过《毛主席指导我们办江西共大》等专题回忆稿件，可从来不曾写过系统的回忆录，所谓的“没脸再见毛主席”也是他的心里话。想要真正搞懂这背后的真实原因，还要从汪东兴漫长的革命经历中寻找答案。1916年生于江西弋阳，13岁就投身土地革命，16岁成为中共党员，此后参加了红十军的创建、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历经长征、抗战、内战洗礼，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深受毛主席的器重与信任。“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从毛主席如此中肯的评价足以看出，老人家多年来与汪东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只不过，老人家口中的那些缺点，汪东兴实则总是求知若渴、常年不懈，常常深入研究党史以及毛主席撰写的文献资料。可想而知，多年受到毛主席的器重与熏陶，汪东兴自然是最懂也最敢于维护老人家的中央领导人，而这恰恰也成为他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度坚持“两个凡是”的重要原因。或许就是对于毛主席深深的怀念与敬畏，让汪东兴的政见出现极为严重的局限性，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包括他在内的几位“过渡式领袖”纷纷淡出政坛。了解那段史实的人们都知道，尤其在“如何评价毛主席”这个重要问题面前，当时不少人甚至想要将其彻底否定与推翻，始终尽力维护毛主席的汪东兴也以此被抨击为“想要为文革、毛主席的错误翻案”。实际上，对于拒绝撰写回忆录这件事，汪东兴还曾说过“如果写了就是得罪活人还得罪死人”这样的理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淡出政坛后的他，很长时间里受到来自外界很深的质疑。所以说，如果一定要解释汪东兴当年拒写回忆录的理由，很大原因就是他不想因此引起外界更多的纷争，至于他出版过的那些作品，只是真实、客观地描绘史实，与个人观点性较强的回忆录并不能一概而论。此时再来回看汪东兴淡出政坛后为还原史实做出的诸多努力，尤其在支持家乡编史修志方面，他会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审阅、指正、撰写文字材料，认真程度近乎于严苛。“那些文学作品马马虎虎，影响、危害还会轻点，如果你们写党史，也掺那么多水分、有偏向，问题就严重了。”这才是真实的汪东兴，作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始终对历史抱有很强的敬畏感。当然，除了上诉原因，他认为撰写回忆录就会没脸再见毛主席，还有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坚持“两个凡是”的深深愧疚，毕竟，如此理念的确不够实事求是，也不符合毛主席的初心和理念，汪东兴极有可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连新中国缔造者毛主席也曾做出过不少错误的政治举措，又如邓公曾在接受记者法拉奇说的那样。“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汪东兴的错误同样可以理解，他的愧疚才是一位中央领导人最难得的反思品质，至少，晚年的他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做到了实事求是，依旧配得上毛主席多年来的器重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