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子，讲述着女性角色的变迁

时尚是一个充满辩证性的领域。在既定的社会性别框架内，时尚是女性的自留地和游乐场。她们可以穿着花样繁多的服装，尽情自我表达，哪怕仅是对时尚潮流的模仿与追逐，也展现了女性在这一领域享受着的丰沛的自主与自由。但时尚赋权女性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烦恼。比如紧身衣着展现了女性的自信姿态，但也对女性身体的自由活动带来阻碍，更不必说无处不在的道德评判。这些担忧很容易分散女性的注意力，束缚她们的生命力。

回顾时尚的一次次浪潮，每一次裙装的更迭，都宣告着女性抛去一些束缚，获得身体或心灵的解放。然而“解放”的浪潮并非一直前进，“解放”的波峰和“束缚”的波谷总是相伴相随，每个具象个体的雀跃与挣扎构成了波动的节奏——新浪潮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束缚，又将等待下一次的时尚更迭来推进。

诚然，时尚令人激动且感动，但为何要从裙装而非裤装切入，来探讨时尚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首先，在禁止女性裤装的过去，她们穿着裙子从事着各种劳作和运动；在裤装被允许的当下，女性依然没有放弃裙子，这能够代表女性的心声。其次，当“穿裤子的女性”成为影视剧作中刻画女孩与众不同的陈词滥调时，重视和深入挖掘裙子的意义反而显得更为激进。在《裙子的宣言》中，作者金伯利·克里斯曼-坎贝尔宣称：“就舒适度、新颖性、实用性、现代性或进步性而言，裙子并不一定与裤子对立或不如裤子。”当我们能够自由选择身着罗裙时，回顾20世纪裙装的历史将是一种更为细腻丝滑的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毕竟，裤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然备受争议。

这本书选取了20世纪以来10种最具代表性的裙装进行探索，作者以不同裙装的流行事件为线索，从便利性考虑、社会美学标准的争夺、态度表达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地展现了在裙装时尚变迁中，女性主义的变革力量。今天的文章从这本书切入，探讨裙子的变迁与女性角色的演变。

便利之战：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服装本是为了穿着的实用性而设计，但女装却常常呈现出过度繁复的倾向。这种繁复或源于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或源于社会对女性美丽的构想。在20世纪裙装的发展史中，网球裙、小黑裙和裹身裙成为回归服装功能性的先锋。使女性拥有选择合适的服装的自由，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尊重，更是解放女性生产力的第一步。

“网球裙”是为了运动便利而创新的产物。在西方历史中，女性在公共场合不得露出腿部。设想一下，如果女性在运动时必须穿着及踝长裙、束腰的紧身衣和高领长袖衬衫，那么其运动时的不便和衣物粘贴在汗湿皮肤上的尴尬场景，足以说明网球裙的发明绝非小事。类似《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一书所揭露的简单到离奇的事实：女性不被允许画裸体是女艺术家稀少的一个直接原因，缺乏合适的运动装也可能是人们过去认为女性在运动上不如男性的原因之一。

20岁的法国女子运动员苏珊·朗格伦最能代言网球裙。1919年，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的首次亮相中，她身着V领短袖和长度到小腿的百褶裙，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过分暴露的着装。朗格伦出于运动便利的考虑，选择了不穿紧身胸衣、衬裙和吊带袜。随后，她的着装风格被誉为“假小子”风，逐渐成为时尚界的新理想。

与网球裙相关的另一个振奋人心的事件是1973年发生的“性别大战”。这是一场由男子网球运动员里格斯向女子网球冠军金发起的挑战赛，被电视全程直播。当时，在网球大满贯赛事中，女单冠军的奖金比男单冠军少15000美元。在三万现场观众和五千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金夫人身着一件领口镶满水钻的蓝色和薄荷绿连衣裙，成功战胜了对手。正如克里斯曼-坎贝尔所言，这场比赛“证明了女人不仅可以打败男人，而且穿着裙子也能做到。”此时，对参赛着装的高度关注提醒着我们，女性不仅能参与男性的游戏，而且能够改变游戏规则。

运动员是20世纪的时尚先锋。虽然女性运动员那不再受束缚的腰部和飘逸的短裙都标志着服装严重受限的时代一去不返，但是直至今日，温网仍然是对着装要求最严格的赛事之一——这项国际赛事一向以全白着装著称，就连内衣裤也需要是白色。我们无法忽视对女性着装的过分关注给女性运动员带来的压力，她们一直在努力表现和保持得体之间寻求平衡。

在女性裙装中，小黑裙占有一席之地。家喻户晓的不仅是小黑裙，它最著名的代言人可可·香奈儿女士也广为人知。这种裙子可靠又实惠，集休闲与正式于一身，它保持了网球服的舒适和简洁，而其颜色则彰显严肃和庄重，满足了当时女性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需求。它重塑了黑色的含义，在此之前，黑色长期与哀悼的情绪相连。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推动了黑色向时尚化和日常化的转变，这要从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和人力短缺说起。物质的匮乏终结了维多利亚时代奢侈的丧葬传统，繁复的哀悼服不仅浪费，也过于沉重。战争导致大量男性伤亡，女性需要更频繁地参与生产进入公共空间，因此她们就需要既得体又便捷的工作制服。香奈儿的小黑裙借鉴了男装风格和粗花呢等朴素面料，摒弃了过多装饰，转而青睐实用性。加上香奈儿本人“欢迎人们模仿她的设计”，于是小黑裙得到了推广。这样一来，小黑裙让工人阶级的服装品质被提升到了高级定制水平，还锻造了某种“同志情谊”——身着小黑裙的女性，无论贫富、老幼、美丑，都显得时髦、自在、现代。总之，小黑裙不仅解放了女性的身体，也慰藉了她们的心灵。

裹身裙是促进女性解放的又一柄利器。裹身裙起源于“的士连衣裙”，其命名寓意在于：这种设计使女性能在出租车的后座上轻松地穿脱。其围裹款式不仅接缝较少，无需纽扣或拉链，既易于制作也易于穿着；而且款式多变，从长袖到吊带都适用，因而是女性“全天候”的服装。真正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然而，裹身裙的实用性往往伴随着对性自由的争议。这种裙子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流行高峰，与当时聚焦职场平等的女性主义思潮相符。戴安·冯·芙丝汀宝于1973年在餐桌上设计的裹身裙被视为一种象征，她曾说过，“只要女人想，就可以在一分钟内脱掉裹身连衣裙。”这句话不仅强调了裹身裙的便利，更是在暗示它的性感。

在那个时期，很多女性担心必须在女性主义和女性魅力之间做出选择，裹身裙体谅了普通女性对于“丧失魅力”的担忧。它宣称了一种对女性气质的“保证”，即在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依然保有十足的“女性魅力”。裹身裙体现了一种“世俗美丽的通情达理”，它为普通人提供了接纳自己的机会。毕竟，面向未来的立场和态度固然重要，但关注当下的个人幸福和自我关怀也同样关键。

宣判美丽：争夺定义

20世纪初的前十年见证了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缝纫机、金属扣眼的广泛应用，女性的服饰变得过于复杂和繁琐。女性的身体仿佛被挤压成一棵棵圣诞树，身材曲线也被扭曲成不自然的形状。于是，“为了继续向前，时尚必须向后，回到起点”，这一理念通过德尔斐裙的松弛感被巧妙地传达，解救了早已过于紧绷繁琐的时尚。

德尔斐裙的复兴由设计师马里亚诺·福图尼在1909年推动。他设计的德尔斐长裙线条简洁流畅，既不妨碍活动，还能勾勒出身型，呈现出穿着者灵动飘逸的姿态。福图尼参照了古希腊男女的服装，使用四五片褶皱织物手工缝制成管状，裙领处收紧，上臂处用珠串和绳索进行装饰固定。

在20世纪初，女性主义抗争也展现出了一种“妥协的松弛”，其抗争路径也试图从古代的朴素优雅中寻找女性力量的原型。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争取选举权时，举办了庆典、游行和哑剧表演，这些活动普遍运用了古典意向。她们身着洁白的服装，利用白色所代表的纯洁和美德来赢得尊重和支持，同时，白色的视觉影响也有助于团结各经济地位的女性。像德尔斐裙一样，那时的女性参政者通过呼吁古典的优雅，身体力行地表明，给予女性选举权不仅是一种美德和民主，更是一种势在必行。

如果说，德尔斐裙不属于特定的时代，它所定义的优雅历久弥新，包含了松弛和妥协的智慧。那么，20世纪30年代流行起来的无肩带连衣裙则是一种现代的女神装扮。这种裙子是人体工程学的奇迹，尤其是腰部的支撑条增强了结构强度并提供了形状支撑，确保礼服能稳固地贴合身体不滑落。无肩带连衣裙取代了风靡10年的“假小子”风格，成为新的时尚与性感风潮。然而，这种裙子对穿着者的身材要求极高，通常只有身材匀称、具有一定魅力的年轻女性才是其主要穿着群体。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高中毕业舞会，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穿戴晚礼服的机会，象征着他们以一种民主化的方式进入婚姻市场。无肩带连衣裙伴随着毕业舞会进一步风行，尽管时常遭到“有伤风化”的批评。但是，对当时的十几岁女孩而言，穿着无肩带礼服意义重大，这是一种成人礼，标志着她们的身体已发育成熟。

关于青少年应如何成长的讨论应当更为深入和系统，但学校已经粗暴地规定了对穿着无肩带衣物的惩罚。许多高中的着装规定禁止女性过于暴露，理由是她们的身体天生会让他人分散注意力。这些规范暗中界定并“教育”学生识别“坏女孩”，进而对她们进行公开的羞辱。这种教育在成年人世界中延续着影响，如飞机、餐厅和职场中针对女性着装的过度规范也屡见不鲜。

女性在出席人生仪式感时刻时需要典雅的长裙，但日常则可能更偏好俏皮的短裙。迷你裙的出现在20世纪引发了一阵狂热的批评，使得此前关于无肩带连衣裙的争论“相形见绌”。女性身体的裸露方式和程度总是引发广泛关注。事实上，在时尚的定义之战中，迷你裙和迷笛裙之间的竞争还反映了20世纪资本与公众的话语权争夺。

迷你裙的设计初衷出人意料，它不是出于性感，而是追求便利。相比于20 世纪 50 年代的贵宾犬裙和铅笔裙，迷你裙显得轻巧而实用。当生活效率提升时，服装也需要变得更灵动。1964年，设计师库雷热在其“月亮女孩”系列中将裙摆的长度缩短到了极限，首次将裙长设计到膝盖以上。实际上，此前设计师玛丽·奎恩特已经开始尝试缩短裙摆，奎恩特作为迷你裙的知名推广者，坚称“发明迷你裙的……是街上的女孩们。”女孩们渴望服装能展现属于她们年龄段的特质，向着装保守主义展开反击。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刚刚走出战争的阴霾，生活压抑。年轻女孩们面对死气沉沉的时装开始叛逆——她们不愿意看起来像成熟老练的母亲，而是渴望凸显活力。二战后的婴儿潮带来了“青年震荡”，到了60年代中期，庞大的年轻一代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摇滚音乐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活力和乐观，时尚界也反映了这一点。奎恩特用意想不到的比例、颜色和面料满足了年轻人的需求，她打破了传统的着装礼仪，创造了轮廓简单的服饰，不需要紧身胸衣或衬裙，包括迷你裙和配套的鲜艳连裤袜。

然而，在60年代末，迷你裙陷入“短无可短”的尴尬境地，取而代之的是迷笛裙，即中长裙，对迷你裙的直接反击。时尚杂志曾一度是女性裙长的风向标，但在这一时期却突然失灵。在长短飘移不定的裙摆战争中，迷笛裙似乎成为了一种时髦而理智的妥协。

迷笛裙并未取得彻底的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其背后令人反感的营销手段。时尚产业强行将迷笛裙推向市场，企图通过控制时尚杂志来左右公众的品位和喜好。然而，消费者的抵制终结了迷笛裙风潮。迷笛裙的销售额堪忧，消费者对整个时尚行业信心动摇，甚至充满了叛逆和愤世嫉俗的情绪。这爽文般的结局既宣告了美国消费文化的转折，还显示了消费者在面对产业操控时的胜利，同时也再次提醒我们，“赢得时尚游戏的唯一方法就是拒绝遵守它的规则。”

态度的表达：美的解放性

前文所描绘的网球裙、裹身裙、迷你裙等时装所展现出的对便利性的追求，以及德尔斐裙和无肩带连衣裙对古典美的女性赋权式挖掘是显而易见的女性主义。但是，与之相对照的是奢华的“酒吧套装”和华丽的裸裙，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女性权利的提升和自由解放呢？

时尚和女性主义的关系有时令人困惑。“酒吧套装”是著名设计师迪奥“新风貌”风格的经典代表，这种风格的流行贯穿于20世纪中期，由1947年迪奥推出的“新风貌”系列为标志性事件。这一系列首次展示于1947年2月12日的巴黎时装秀上，迪奥的设计以其奢华的用料、夸张的肩线、紧身的腰部和蓬松的裙摆为特征，不仅彰显穿着者的财富，还提供了极高的舒适感。最经典的“酒吧套装”由简洁的黑白两色构成，上衣采用象牙色的山东绸，精确贴合身形，下身搭配有衬垫和褶皱的黑色羊毛裙，裙摆如花瓣般优雅地展开，这种设计使用了大量的布料，打破了战后因布料配给限制而设计的简朴、紧身及膝裙子的局限，带来了浪漫的新气象。

“酒吧套装”的设计灵感源自时髦女性在酒吧享用美酒的场景，与鸡尾酒文化相辅相成。这种设计不仅帮助女性恢复了在战争期间失去的优雅和美丽，还为她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疗愈。迪奥曾诙谐地表示：“就好像欧洲已经厌倦了扔炸弹，现在想放点烟花。”战争所造成的物质短缺让“实用的服装”成为了一种精神痛苦。就像灰姑娘的故事一样，“新风貌”让人们梦想着摆脱战争时期刻板与陈腐的服饰，迎接一个被长期否定的美好世界。

酒吧套装的“华丽”如同坚硬的铠甲，用“叛逆的浪费”武装了女性的精神世界；而裸裙的“华丽”更像主动暴露的软肋，宣告自身的脆弱是一种更高级的强大。它以一种尖锐的方式，让针对女性身体裸露的规训陷入尴尬。女性被他人看到自己的裸体被视为羞耻，这暗示着女性身体是无力的、被凝视的对象。于是，当女性主动“裸露”时，“裸体”反而充满力量，无惧规训。此时，被步步紧逼的反而是那双窥视裸露的眼睛。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裸裙当属1962年玛丽莲·梦露为肯尼迪总统献唱《生日快乐》时所穿的那条闪闪发光的紧身拖地长裙。这条裙子由透明肉色薄纱罗制成，上面镶有2500颗水钻。从观众的角度看，梦露似乎遍身除了水钻之外一丝不挂。穿着裸裙的女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展露肌肤，而不必在意当时的双重标准——允许男性保持遮掩，但是女性为了满足一种性化需要必须裸露，但过度裸露又是一种伤风败俗。

但是，对一些人而言，裸裙可能是“钓鱼帖”，即不顾一切的寻求关注的工具，这是2011年出现的美式俚语。身着裸裙的第一要义是穿着者清楚自己在穿什么以及为什么穿，而观看者或许应该减少恶意揣测和评判，增加善意理解与欣赏。如果说，女性的身体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沦为客体，那么裸裙带来的“虚晃一枪的裸露”是不是女性自主运用身体进行的一种抗争呢？至少，裸裙强调了女性身体的整全性，而不是特定的被性感化的部位，迫使观看者以整体轮廓的方式留下印象。裸裙带着一丝挑衅和潜在的嘲弄，因为这种裸露的印象是一种幻觉，而非现实。

最后，《裙子的宣言》结尾“紧身连衣裙：身体的装饰品”的标题一针见血，传达了身体是服饰所服务的对象，而不应反过来追求苗条以成为衣服的最佳配饰这一核心思想。解放身体的紧身连衣裙如同第二层皮肤，使穿着者的身体曲线展露无遗。只有当女性对自己的真实身材持有坦率且自信的态度时，紧身连衣裙才能真正成为积极、舒适的穿着，将女性的社会经济权力转化为明确女性风格。总之，穿着和裸露都能成为“欲加之罪”，也都能成为女性的铠甲与武器。这之中的关键既在于穿着者的姿态：是积极自信的展露自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接受审判？又在于观看者的目光，是善意地欣赏，还是狐疑地评判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