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生于1925年秋,河南禹州人氏。不知是谁给她起名叫黄连英,殊不知这黄连是人间最苦的一味中药。她的大半生就如同黄连一般,在苦水中泡大,苦上加苦。
1928年,母亲老家禹州大旱五个月,夏粮颗粒无收。当时大地土焦井枯,树叶、树皮甚至连草根都被灾民吃光,就是想喝上一口水也是难上加难。各个村落十室九空,居民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地外出乞讨。我的外婆带着她年仅12岁的大儿子和不到两岁的小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随着逃难的人流一路南下讨生活,但逃荒的人太多,一天下来,很难讨到一点儿吃的。小的吃不饱,大人没得吃,我的母亲饿得皮包骨头“嗷嗷”直哭,于是我外婆对大儿子说:“照这样下去,谁都没有活路,不行就把你妹妹扔掉算了。”
我大舅回说:“这可不行,毕竟是一条人命啊,与其扔掉,倒不如送给人家,如果妹妹命大的话,说不定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外婆一听,觉得也对,经热心人的介绍,仅一块银元就将还不到两岁的小女儿卖到了荥阳县崔庙镇葛沟村的楚家。
据说我的爷爷奶奶共生了十个孩儿,夭折了七个,仅剩下三个儿子,是有儿无女呀,用一块儿银元买一个女儿值得。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我母亲当成女儿来养,而是视为花钱买来的“童养媳”,想怎样使唤就咋样使唤。母亲掉进“火坑”,从此万劫不复,遭受了种种虐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自三岁起,我母亲就开始为这个家庭干着各种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家务:放牛、割草、拾柴禾,甚至还洗衣做饭。所做之事稍不如意就被非打即骂,柴禾捡少了挨打,割草回来的篮子虚了也挨打,碗没洗净还挨打。我的奶奶受封建旧思想的严重影响,认为自己掏钱买的马任骑任打天经地义。因此,打骂我的母亲对她来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她看我的母亲做事不合她的意,顺手操起火钳子就向我母亲打去,打得我母亲头部血流如注,鲜血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滴,之后还不准吃饭,命她再去割草。邻居三姥姥实在看不下去,用香灰为我母亲伤口止血。她的鲜血与头发死死地粘在了一起,撕都撕不开。
有一次家里蒸的红薯少了一个,我奶奶怀疑是母亲偷吃了,于是将我母亲的头按在凳子上,用手将我母亲的口腔挖烂。血肉模糊的肉块儿,吊在嘴边儿上,以至于母亲半个多月不能吃东西,只能喝点儿汤充饥。九岁那年,家里柿饼不见了,奶奶又怀疑是我的母亲偷吃了,于是按住母亲,用烧红了的翻模片儿在母亲的嘴唇边儿上绕烙了一圈儿,造成母亲长时间无法进食。我的母亲在这个家庭所遭受的苦难,是罄南山之竹也写不完的呀。
母亲15岁那年,奶奶逼她去家门口的一棵老杏树上捋杏叶儿。树老枝脆,母亲刚上去不一会儿,就因树枝断裂,从五米多高的老树上摔下来,当即腿骨摔断。她痛苦异常地呻吟着,而家人竟无一人过问,邻居三姥姥质问:“从这么高的树上摔下,非死即伤,为何你家不叫个医生给看看?”我爷爷却说:“全家人吃盐烧煤的钱都不够,哪有闲钱给她看腿?听天由命去吧。”更可气的是腿摔断后不但不给看医生,还逼她拖着断腿,忍着痛苦,每天坚持做一家八口人的饭。
母亲拖着断腿,右手拉着一个小凳子,左手拉着锅,小凳子往前移一步,拉着的锅就往前挪一步,砂锅不结实,一不小心砂锅就拉破了,免不了又是一顿暴打。从此,我的母亲就落下了一辈子的腿部残疾。
1951年,全国解放不久,这一年的庄稼长势喜人,看来是个丰收年。当时全家人都在地里割麦子,中间休息时因我口渴闹着要喝水。母亲只好匆匆带我回家喝水,紧赶慢赶回来时还是遭到爷爷的责骂,说母亲去的时间长,回来晚了,并操起搂叶子的耙子向我母亲打过去。只见一耙下去,竟然使耙子断成两截儿。好在我母亲躲得快,一瘸一拐拼命往前跑,我爷爷则紧追不舍,谁的劝阻都置若罔闻。土改工作队队长顾长河刚巧路过此地,见状后喝止,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顾队长对我爷爷大发雷霆,告诫他打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严重的甚至要坐牢。他说:“不愿意在一起生活,可以分家嘛,分家后各过各的嘛。”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在我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分了家。这是我记事以来,母亲最后一次被打。
母亲离开自己的亲生父母、兄弟,二十多年来与家里没有任何来往,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娘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也一无所知。1951年初冬,在我父亲的带领下,我与母亲骑着一头毛驴第一次回到了她的娘家,这才知道娘家在禹州文殊乡贺庙村。当时我母亲的父母已经亡故,大哥去了新疆,家里只有大嫂和小弟夫妇三人。母亲到我姥爷姥娘坟上哭了一场,以示怀念。那时我大弟已经三岁了,爷爷奶奶害怕我母亲一去不回,只让带我一个,不准弟弟一同去。来年开春,母亲因惦记着我弟弟,一家三口人又回到了老家。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上打了翻身仗。特别是分家以后,我母亲摆脱了挨打受气的苦日子,但经济上仍然十分贫困。要粮没粮,要钱没钱,全凭我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才能养家糊口。我母亲先后生养有五男二女,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生活越加困苦,全家人靠养鸡下蛋来吃盐烧煤。辛辛苦苦养一头猪,过年前卖掉,能为全家人扯上一身新衣裳就很不错了。时不时的断粮断盐,靠借债度日,平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盐的日子只好吃淡水面。
我三弟九岁时,得了急性脑炎,因无钱医治而夭折。我家附近有个草庙村,村里有个叫傅老堂的,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俩在密县给一个财主家扛过三年长工。傅老堂无儿无女,就同我父亲商量,能否将自己的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过继给他,好为他养老送终。父亲反复考虑后,决定将当时只有两岁的我的四弟过继给他当养子。为此,我母亲哭了好几天,为了加深与傅老堂家的关系,不使四弟孤独,又让我大妹妹认傅老堂做干爹。
“贫贱夫妻百事哀。”送走了四弟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父亲长年累月高强度地干活儿,忍饥挨饿,终于支撑不住了,得了浮肿病,卧床不起而去世,享年不到50岁。在那个靠挣工分儿吃饭的年代,全家七口人,只剩我母亲半个劳动力。父亲去世,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上,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们家年年都是缺粮户,一年分的粮食半年就吃光了,天天为吃粮发愁,全靠吃救济粮勉强度日。
救济粮也是从信用社贷款买回来的。母爱总是无私的,每次吃饭时,她总是让孩子们先吃,自己最后一个吃,剩一口就吃一口,不剩就忍饥挨饿。那几年,我的母亲带领全家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有一口没一口的,受尽了各种磨难,好在她要强能干,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总算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成人。
每每想到母亲的不易,就使我暗下决心,只要我还在世,就绝不能再让母亲吃苦受罪。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到了。”
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发给我的工资,我如数全部寄给了母亲,而且月月寄,年年寄,心想:您老人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养大,我们也要竭尽全力为您老人家养老。苍天不负有心人,让我特别欣慰的是,我的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对我母亲都很孝顺,尤其是我那因生活所迫而送人的四弟,夫妇二人更是对我母亲孝敬有加。晚年的母亲应该是幸福的,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平常她手中至少都有两千多元的零花钱,逛庙会、赶集市、看大戏,哪里热闹她哪里去。甚至有人向她借钱,她总是对借钱的人说:“要多少,不差钱儿!”
我的母亲是一位坚强伟大的女性,她一生勤俭持家,乐善好施,是非分明。她的前半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她的后半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子女孝顺,儿孙绕膝,母亲尽享天伦之乐。尽管一生坎坷,但她没吃过什么药,更没住过医院,最后无疾而终,享年94岁。有人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窗户的时候,就会在另一处为你打开一扇门。此话当真?但母亲曲折、高寿的一生很有力的诠释了它。今天借此文深深怀念我亲爱的母亲。
安息吧,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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