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曾志要求做绝育手术，组织征求陶铸的意见，陶铸说：同意

1945年，党的“七大”结束后，中央决定派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陶铸带领一批干部前往湘粤桂边区打游击，由于此次行动十分凶险，中央要求女同志、家属一律不准相随。

但陶铸的妻子曾志得知此事后，主动找到毛泽东说：“我要跟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

毛泽东十分为难地说：“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怎么能单让你去呢？”

曾志倔强地争辩说：“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拗不过曾志，只好笑着同意了。但就在曾志准备出发时，她发现自己患上了阑尾炎。在做手术时，曾志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她便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组织当然要征求陶铸的意见，陶铸毫不犹豫地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意见，同意。”

陶铸夫妇出发前，把他们年仅4岁的女儿亮亮托付给一位经历过长征的二级残疾战士杨顺清照看。临别之际，曾志对杨顺清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最后陶铸抱着女儿深深地亲了一下，曾志则是一步一回头，他们无法确定，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和女儿相见……

陶铸夫妇走到洛阳时，日军已经投降，他们收到了党中央的急电：为了与国民党抗衡东北，立即改换行程，速去沈阳东北局报到。

于是陶铸夫妇又掉头北上，日夜兼程，在1945年9月中旬赶到了沈阳。不久以后，陶铸被任命为辽宁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曾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

陶铸刚到东北，就对曾志说：“我们不可能坐享太平，过那种传统的家庭生活，需要一种口头‘约法’，来统一你我的思想和行动。”于是夫妻俩经过一番商议，订出“陶曾约法三章”：独立自主；相互支持；胜利相会。

铁西是工业区，离沈阳有20多里，曾志和陶铸吃住都不在一起，相互很少见面。这年11月，国民党军队凭借美军支持，气势汹汹杀奔东北各地，11月26日，我党政军人员不得不撤出沈阳，陶铸在撤离沈阳时，竟没顾得上与曾志打个招呼。

直到曾志撤出沈阳后，市委书记为了让她和陶铸见见面，专门派她去省委汇报工作。曾志见到陶铸后，发现丈夫满脸胡须，眼窝深陷，人瘦了一圈，她的眼圈红了，一种无暇照顾丈夫的内疚感涌上心头，心里酸楚楚的。

11月的东北已是寒气袭人，而陶铸的衣着仍是十分单薄，曾志心疼地说：“还没发冬装吗？你有关节炎，这怎么行呢？”

陶铸说：“这里的老百姓长期被日伪奴役压迫，生活很苦，军队和机关供给还不足，这没关系，一切会有的。”

这天陶铸留下曾志一起吃了顿饭，饭菜十分简单，只有高粱米饭和白菜汤，伙房还特意加了一盘煮黄豆，曾志吃得十分开心，因为这是到东北几个月以来，夫妻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吃饭。

第二天曾志回市委前，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偷偷脱了下来，留给了陶铸。

不久以后，曾志调任辽吉五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她离陶铸更远了。陶铸因为日以继夜地工作，累得肺病复发，组织上为他的健康考虑，曾几次想把曾志调到省委机关工作，以便照顾他的生活，陶铸却总是说：“开辟新区，缺乏干部，曾志是武装干部出身，她在接联前线地区工作更适合。”

1946年底，在西满分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志见到了分局野战医院院长吴之理，她便请求吴之理为她检查一下腹腔里一个长了一年多的肿块。吴之理检查完以后大惊：“里面发炎了，要马上开刀！”

会议一结束，曾志就住进了野战医院，吴之理一边为她做手术，一边惊叹说：“好危险啊！脓水离腹膜只有两张纸的距离了，脓水穿过包膜就难治了，你真幸运啊！”

手术十分成功，几天以后，曾志被转移到齐齐哈尔的一家医院休养。

1947年1月初，陶铸来到齐齐哈尔，接几名辽吉地委的同志回前线，曾志也要求和陶铸一起回去。医院的同志考虑到曾志大病初愈，对此坚决表示反对，她却坚持说：“其他同志走了那么远的路都要回去，我为什么不能回去？我这样离开了，不是等于逃跑吗？”

最终陶铸表示同意，不久以后，曾志再次回到了地委工作。

历史上，辽吉地区是鼠疫流行地区，国际上也将这个地区列入“险区”。1947年新春刚过，鼠疫就在辽吉蔓延开来，陶铸对此十分重视，他不仅及时部署卫生、防疫措施，还亲自带领一批干部深入疫区实施抢救工作，先后有6名防疫干部因为染上鼠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当时有许多领导为陶铸的安全着想，劝他退出疫区，他却坚定地说：“我到东北来是准备献出一切的，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个字，我就别无所求了。”

陶铸在疫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虽然幸免于鼠疫，但本来就相当严重的关节炎却更加严重了，他全身关节肿胀，疼得不能弯腰，不能走路。此时曾志只好暂时放下工作，请假到陶铸身边进行照顾。

曾志在医生的指导下，每天3次用高伏电灯泡制成的热罩给陶铸熏烤，用硫磺水给他浸泡、擦洗及按摩，一次2个多小时，每次做完，曾志都汗流浃背，但她感到十分愉快，觉得自己尽了一份做妻子的责任。在曾志的精心照顾下，陶铸肿胀的关节竟奇迹般地消肿了，也能走路、骑马了。

陶铸病好以后，马上准备上前线，曾志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会欣然送郎，但你自己可千万要多保重！”

陶铸开怀大笑：“毕竟是地委书记啊，谢谢书记兼妻子的理解、支持与嘱咐。”

陶铸到前线以后，有一天彭真来看望他，彭真在聊天时问：“亮亮呢？她没有随你们一起来东北吗？”

陶铸回答说：“我和曾志没把她带来，留在延安了。”

就在此时，警卫员进屋报告说：“有一位老乡带来一个小女孩，说要找‘陶铸爸爸’。”

陶铸听后激动不已，连忙跑出门去，门外站着的正是杨顺清和亮亮。陶铸一把将女儿抱了起来，亮亮却被吓哭了，陶铸摸着女儿的头说：“怎么才两年，就不认得爸爸了？”

原来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战火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于是已经残疾的杨顺清带着5岁的亮亮，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踏上了北上的寻亲之路。杨顺清带着亮亮走了足足一年，终于在东北找到了陶铸。

在地委工作的曾志听说女儿来了，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但因为她的工作实在是太忙，直到半个月以后才赶到省委机关和女儿见面，她见到亮亮后，一把将女儿搂在怀里，热泪滚滚而下：“叫，叫妈妈呀……”

在东北的3年多里，陶铸和曾志总共只见过六七次面，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很大成绩。辽沈战役结束后，陶铸随四野部队入关，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