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三个火枪手》…… 那些年，法国文学在中国为什么那么火？

雨果的《九三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小仲马的《茶花女》、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法国名著，就算你并未一字一句细细读过，也一定对它们的名字和作者耳熟能详。

在这些看似轻盈优雅的纸页与墨香背后深藏着的，其实是一个民族厚重的救亡图存与自我革新之历史，以及两种文化之间深刻的灵魂共鸣。法国文学为何在中国那么火？在不同时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法国文学又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可怜一卷《茶花女》

1898年，由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首次印行。林纾署名“冷红生”，取自唐代诗人崔信明的孤句“枫落吴江冷”，以契合茶花女的哀艳奇情。

一时间，茶花女的故事风行南北，不胫而走，成为中国一部极具文学影响力的外国长篇小说。

林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他不通任何西洋文字，却可以借助深谙外语的友人口授，自己执笔，以文言笔法翻译西洋小说180余种。而其好友王寿昌，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精通法语，因此能够较为准确地口译出《茶花女》的主要情节。当译到感人的段落时，两人常常相顾流泪，“掷笔哭者三数”。

在林纾笔下，原著小说中那个为情人而落难牺牲的风尘女郎，化身为一个具有东方意趣的痴情佳人。或许，使人们为之着迷的，正是这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悲情形象。

然而，更切中时人痛处的，是由至情至忠的茶花女身上引发的关于亡国忧思和丧国之痛的联想。晚清时的中国，风雨飘摇，朱祖谋等名士就曾自比茶花女，以其为情人的不悔牺牲来暗喻士大夫对国家的忠诚。严复，第一个系统地将西方政治学与科学介绍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的西学大家，在赠别林纾时也提道，“可怜一卷《茶花女》”。

林纾后来追述：

“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

在他与王寿昌相对而泣的泪水里，是否也饱含着家国忧思呢？

法国文学翻译的先驱者们

在西洋文学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人们渴望读到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却苦于缺乏精通法语的人才，只能借由那些法语之外的外语译本，将法国小说二次翻译成中文。

比如热切关注着法国文学的鲁迅，就曾经在1903年根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清末民初的科学救国思潮之下，这些展现出西方先进科技与奇思妙想的小说，担负着向大众宣扬科学、开启民智的任务。鲁迅的译本文白相间，比林纾的桐城古文更为贴合原著韵味。

不过，直到1907年，完全由白话文翻译的法国小说才问世。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由英文转译了大仲马的《侠隐记》。他的译笔生动传神，为茅盾等文学大家所赞誉。但是相比于从法语直接翻译，还是稍有缺陷。

首先将法国文学的翻译规范化的，是近代小说家兼翻译家曾朴。青年时，他在清政府开设的同文馆法文班学习法语，后又得中国驻法国武官陈季同将军的辅导，因而精通法语。他眼光长远，提出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应当遵循的“六条标准”，力求整理翻译界毫无章法、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从1908年开始，他陆续翻译了雨果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剧本《欧那尼》以及莫里哀等法国文学家的作品。

法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寒光在论著《林琴南》中说：“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在翻译先驱的努力之下，西洋文学传入中国，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和思想轰轰烈烈地自我革新拉开序幕，而法国文学正是其中石破天惊的“先锋号”。

而由法国文学带来的冲击与启迪，在一代中国人的灵魂中沉淀并融入血脉，待时机到来，就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阅读着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大小仲马成长起来的一代新青年，纷纷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中流砥柱。

陈独秀、鲁迅、胡适……都曾参与过法国文学的翻译传播活动。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关注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渴望在外国文学中寻找人格力量，获取社会批判的武器。因此，法国文学因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理想与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而颇受关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人文理想，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自然主义文学对黑暗的大胆揭露……凡是对改革中国社会之弊病有用的文学作品，都纷纷被引入。

鲁迅就曾经由日语译本转译过雨果的随笔《哀尘》。芳汀是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她被爱人抛弃后，独自打工求生，抚养女儿，却又遭受工头凌辱，小人蒙骗，只得流落风尘。她因受辱反击而得罪了客人，最后却因严苛的法律被逮捕，终于饮恨而死。芳汀悲惨的命运折射出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社会风俗的批判，他同情受到压迫的底层人民，号召开拓民族未来的责任感，所有这些都切中了新文化倡导者们抨击社会积弊、医治民族沉疴的心愿。法国文学成为号召变革的有力武器。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雨果《悲惨世界》序

罗曼·罗兰：数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国文学巨星当属罗曼·罗兰。

自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传入中国后，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便经久不衰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尤其在30、40年代后的抗战岁月里，罗曼·罗兰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其在人们成为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精神领袖。

傅雷的译作对罗曼·罗兰的传播功不可没。从28岁到33岁，他用了五年时间精心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因其文笔流畅，且融入了译者真挚的心血，以至于有人以为这是傅雷“写”出来的。外国文学翻译确实是一种再创作，正如傅雷所言：

“好比蚕宝宝造丝……吃了桑叶，吐出来的应该是丝嘛。翻译的人应当把原文彻底弄明白了，完全消化了之后，再重新写出来。”

但更为重要的，应当是法国文学家与中国文人志士跨越民族的灵魂共振。

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勇敢与周遭环境抗争，反对艺术的商品化、市场化，以追求艺术的真诚；反对封建门第观念，以追求健全的文明。这样一位为维护独立与尊严而不懈奋斗的理想主义，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罗兰逝世，中国文坛为之震动。郭沫若、茅盾……一大批文人学者将罗兰的精神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联系在一起。在译者献词里，傅雷写道：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

法国文学与30、40年代

在延安解放区内，虽然苏联文学最为流行，法国文学却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在《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内，赫然可见法国文学的靓丽身影。人们尤其喜爱莫里哀的戏剧，不仅为之撰写文艺评论，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伪君子》和《悭吝人》都曾被搬上舞台。贾芝和葛陵还合作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磨坊书简》中的精彩篇章。

另外，在这一时期，还涌现出诸多我们今天仍耳熟能详的法国小说的著名译本。1943年底，司汤达的《红与黑》被翻译成中文，让中国人看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洋洋大观。1948年，李健吾译成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因其文辞犀利，风趣幽默，契合原著的气韵，至今饱受赞誉。

法国文学与知青岁月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小说被译介入中国，法国文学书成了中国青年们行李箱中不可或缺的藏品。

法国文学曾经陪伴着无数人度过青年岁月，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法国名著里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复杂的人性纠葛，如同丝丝泉流，浸润着精神大地。

20世纪60-7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还在陕西梁家河当知青，也就是在这时候读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他还曾谈起过自己的读后感：

“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

而后80年代以来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大批作家，大都也是读着这些书成长起来的，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如今家喻户晓：史铁生、王安忆、北岛、贾平凹、阿城、梁晓声……在滋养着他们的文学养料中，总是少不了来自法兰西的那一缕书香。

纵观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处处可见法国文学的影子。法国文学因为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气质，尤其为中国人所喜爱。

不过，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直到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近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也被翻译为法语，从鲁迅到莫言，法国书店处处可见中国文学的身影。在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收到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的法文译本作为国礼。而在今年，习近平主席又回赠马克龙总统法国小说的中文译本，象征着两个民族间文化的友好往来，跨越文明与时空的界限，激荡出长久的精神共鸣。

中国近代国学大师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

“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中国和中国文明，因为法国人拥有一种和中国人一样非凡的精神特质。”

也许正是这种跨越文化的相似性，使两国文脉相通，友谊长存。或许在未来的岁月里，中法文学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还将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