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变：韦伯之问，谶语还是预言？ | 孟庆延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韦伯

文稿：

    大家好，我是孟庆延，欢迎来到我的社会学书单。

    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进入马克斯·韦伯的世界，我们将重点讨论他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距离今天可能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那为什么在 10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去读这本书？这本书有那么重要吗？如果只从学理上说，我可以讲，这本书韦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在讨论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并不是从技术或者政治哲学或者观念的角度作出的阐释，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率先在西方产生了？他的回答并不是工业化了，生产力进步了，有了不同的生产力形态。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说，因为某种意义上欧洲经历的宗教改革，特别是基督新教的改革，为资本主义文明率先在西方社会中的诞生提供了某种条件。

    如果我们从世俗角度上说，或者说从更容易理解的角度上说，那么韦伯在这本书里面讨论的，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基本的现代人的普遍命运问题。某种程度上，他不仅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来，它还预言了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现代生活将往何处去。往何处去呢？宗教的祛魅化、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以及人类行为的普遍的工具理性化，是他所对现代世界和现代人命运作出的一个百年预言。

    因此，理解韦伯的学说，理解韦伯这样讨论资本主义文明的脑回路，不仅能够让我们知道来路，还能让现代人明白它的归途。

    法国当代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也是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韦伯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这句话很奇怪，一个死去 100 多年的人，为什么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今天依然强调阅读韦伯作品的意义，是不是因为单纯地（认为）他特别有名，还是因为阅读他那些让大多数人不明觉厉的作品，能够给我们自己带来一种虚荣的自我满足？其实都不是。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依然在韦伯当年提出的世纪之问的笼罩下。

    资本主义为什么率先在西方产生了，而没有在其他文明中产生？对这个问题，以前不同领域的先哲都曾给出自己的答案。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技术的进步，也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加上生产关系的变革，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出现。甚至卡尔·马克思用这样一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去来解释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变革的根本动力。

    那如果是政治哲学的回答呢？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个体的启蒙，成为了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基本逻辑。什么叫个体意识的觉醒？什么叫个体的启蒙啊？就是大写的人站起来了。什么是大写的人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我的命运我做主。我的命运不再是由君主，也不再是由中世纪时候的神权所决定的，我的命运只在我自己的主观意志里。

    作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或者说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和专业化是现代世界的起点。

    韦伯的回答跟他们都不一样，他说，你们可能没有考虑过资本主义文明率先在西方社会中产生，这个和西方所独特经历过的基督教的改革，以及改革之后所衍生的全新的新教伦理，有着莫大的关联。

    也许你会好奇啊，我又不信仰基督教，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想跟你说的是，韦伯的世纪之问，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韦伯几乎穷尽一生，都在以宗教社会学的方式去探究资本主义世界的奥秘。换句话说，他探究的是现代世界的奥秘。他不只是提出问题的人，他同样是回答问题的人。

    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过程中，他清晰地描摹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所具有的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对我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你热爱搞钱吗？你热爱搞钱，这事儿就意味着贪婪、虚荣和贪图享乐吗？再比如，你是不是认为职业这件事情，就只是吃饭的饭碗？你在你的工作里，能体会到工作的意义感吗？或者说你认为意义感这件事情在你的工作里，重要吗？它有位置吗？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在乎，挣钱就行。

    我们用一个特别不友好的提问方式来问，如果工作的意义感在你的生活里一点儿都不重要，那你觉得生活有意思吗？你会为此感到困扰吗？

    再比如，你是否觉得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里面大家越来越功利了？教育，要看上的这个专业和学科有没有用。谈婚论嫁，也要看对方的条件，做什么工作，挣多少钱，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有没有房贷，有没有车贷？然后才是感情，甚至唯独不看感情。

    你有没有觉得，人际交往也越来越趋向于有用性？我们要social 一下。我们为什么要 social 一下？为什么这个 social 我要去，那个 social 我不要去？有用性是不是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上面这些事情相伴随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意义感和价值感的丧失。

    现代人越来越理性了，这曾经被认为是文明的进步，但是，韦伯却告诉我们，现代世界中的这些理性，终有一天会将我们牢牢困住。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系统呈现给我们的。因此千万不要只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学术性著作。

    我负责任地说，在社会学的领域里，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是最具知名度的、最具传播度的。它被很多非社会学专业的，甚至非学术人员阅读，翻译成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是因为他以学术的洞察力和并不是那么好懂的语言，给我们讲出了一个，每一个进入现代世界的人，都要面对的普遍命运。这个普遍命运可能没有那么美好，甚至有一点点悲凉。我经常在读韦伯这本书的时候在想，韦伯在百年前所提出的这个世纪之问，究竟是预言还是谶语？

    读一本书其实就像交一个朋友，因为作者跟你并不认识，这相当于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人。我们投缘，或者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有用，不管是哪一种，你希望跟他进一步的交往、认识、了解下去。书籍是我们和作者交朋友的重要媒介，要理解这本书，先得理解这个人。或者说，你总得知道韦伯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韦伯是19 世纪一直到 20 世纪初享誉西方的人。他所具有的知名度，其实不只来自于韦伯本身的学术贡献，还来自于什么呢？还来自于他对政治的深度参与。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入地进入到了一战前后德国的外交事务中，甚至在外交事务中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的弟弟，他的妻子，某种意义上都是当时德国乃至西欧学术圈儿、文化圈儿、思想圈儿非常有名的人。韦伯的传奇色彩还不止体现在他的家世、他的家人朋友上，他本人还曾经罹患过精神疾患，甚至有一度时间由于精神疾患的困扰，他终止了写作，后来又恢复了。

    以上种种，都构成了马克斯·韦伯传奇人生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传奇人生，所以后世围绕韦伯的生平，就有非常多的传记。有两本传记，我在这里同时推荐给大家，一本是他的妻子所写的，叫《马克斯·韦伯传》，还有一本是最近刚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叫《思与意志：韦伯传》。两本传记，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那么在中文世界里面，对韦伯的介绍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是社科院的社会学所的老先生，苏国勋先生那本成名作，叫《理性化及其限制》。他是第一个在中文世界中把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引介过来，这些也都可以成为大家理解韦伯世界的梯子。

    那么韦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这里稍微讲一讲。

    韦伯出生在 1864 年，他去世的时间非常早，或者说他有一个并不长久的人生，他在 1920 年就已经去世了。他在 1864 年的4月 21 日出生在德国埃尔福特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韦伯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具有着作为儿子与继承人的感觉，以及深深的由于长子身份所带有的责任感。我们要知道，韦伯一共有 7 个弟弟妹妹。韦伯母亲的这一家，也就是他的外祖父、外祖母，甚至曾外祖父、曾外祖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的家族，法伦斯坦家族，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中叶，其中诞生过学者，诞生过政治家，也诞生过商人。韦伯的父亲就曾经涉足政治，还作为民族自由党的议员有过一段时间的议会生涯。从小韦伯又受到了父亲的政治熏陶。同时韦伯的母亲有着非常强烈和虔诚的宗教情节。韦伯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熏陶跟强烈的宗教情节熏染的氛围下长大的。

    1882 年中学毕业之后，韦伯先后在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和戈廷根大学进行过学习和研究，专攻法学，还辅修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等课程。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韦伯从来没有用“社会学家”来概括自己，他说我是做比较经济史研究的，我是做法学研究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做政治研究的。直到后来社会学这个学科充分发育起来，人们把韦伯追溯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或者叫社会学三大家之一。

    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后来的社会学者们在给自己脸上贴金，来找祖宗。本质上，韦伯所涉猎的学科、学问，他在大学中学习的过程，其实已经深深地介入了社会学今天相关的议题。

比如说，在 1886 年他通过法学考试之后，继续留在柏林研习法学和历史。他在 1889 年撰写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大家可能想不到韦伯的博士伦文的题目叫什么，他博士伦文的题目叫《 论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还没有完全被美国化之前，欧洲的学术体系其实并不是以高度的专业分科为核心的，它是以问题为核心的，这一直是欧陆社会科学的传统。就是我是以回答问题、回应问题意识为核心，所组织自己的学问的，而不是以专业化的分科。在这本博士论文写完之后，他成功地获得了博士学位，拿到了柏林大学的讲师资格。

    在 1893 年，韦伯与自己的远房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结婚。这个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其实就是后来的玛丽安娜·韦伯，就是写《韦伯传》的那个人。

    1894 年韦伯受聘于弗莱堡大学，大家注意，很有意思，他在受聘于弗莱堡大学之后，成为了一名经济学的教授。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演讲叫《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个演讲是他入职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这篇演讲一经发布，韦伯声名鹊起。因为，这篇演讲精辟地阐发了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洞见，并且在其中也体现出韦伯深厚的日耳曼的情节，和一点点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个样态。

    在韦伯看来， 19 世纪末的德国正处于没落阶级统治的一个危机时刻，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应当加强民族的政治教育。如果说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韦伯就已经在西欧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乃至思想界有过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么韦伯被世界所知，其实来自于 1904 年他赴美国参加了一个叫做世界科学大会的活动。他借此机会与自己的妻子周游美国，并且在各地进行学术演讲。

    他对美国社会中的一系列现象有了设身处地的考察和经验式的理解。比如说，他对于新教派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美国是个新教国家；比如说他对美国已经高度完备的科层管理制度，就是官僚制结构，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和思考。他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同年就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传世名作。

    我们收拢一下思路，来看一下韦伯整体的思想肖像。在韦伯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德国，也就是 1864 年到 1920 年，其实是德国历史上并不太美好的时刻。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整个德国的政治空气、社会氛围是刻板而紧张的。这个时期的德国长期笼罩在军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渗透的氛围之下。自 17- 18 世纪普鲁士崛起以来，德国逐渐地在百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军国主义传统，政府将高于 85% 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建设，全国每年有 10% 的青年应召入伍。

    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思想氛围，某种程度上，塑造着韦伯这个人和他的思想本身的一些矛盾性，或者叫复杂性。比如说一方面他对德国这个国家和日耳曼民族有着非常浓烈的热爱，但同时，他又对军国主义德国的前途感到深深的担忧。

    韦伯本身的性格也是二元的，他既有非常严谨的一面，也有浪漫与非常理想主义的一面。我经常说读书最好的“用处”，带引号的用处，是帮我们越来越避免简单的、抽象的、二极管的思维。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韦伯的矛盾性。他是不是一个非常刻板严谨的人？他当然是，但就此一个刻板严谨的人是不是就是一个无趣的，一个泯灭了理想主义的，一个没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呢？不是的，比如说我刚才讲了韦伯对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由衷的热爱，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对于军国主义的德国，一定是支持的和推崇的？不是的，他不仅没有支持和推崇，反而对当时德国的命运有着深深的担忧。

    在一战战败后，韦伯深深地介入了德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讲，叫《以政治为业》，所讨论的就是在这样笼罩下的德国，如果不深刻地反思自己出现过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诞生更危险的军国主义传统。

    某种意义上，韦伯的这篇《以政治为业》的演讲和他的另一篇著名演讲《以学术为业》都是谶语。因为《以政治为业》讨论的，是他对于当时他并不满意的德国的统治阶层所带来的这种集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担忧；而《以学术为业》则是韦伯预言了一个被理性化所统治的学术世界，究竟如何会禁锢人们的思想。由此，我们用非常简短的篇幅跟语言概括了韦伯非常传奇的一生。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去理解韦伯“世纪之问”的重要性，和对我们今天生活的意义，我们就需要先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人们追逐利润、贪图享乐，这究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贪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虚荣？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也是我们理解现代个体普遍命运的起点。好了，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