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张颖批评孙维世的话剧违法，周总理：听说你俩打起来了？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抚养过许许多多革命烈士子女，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真正给予义女名分的只有3人，才貌双全、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孙维世就是其中之一。

孙维世早年曾赴苏联留学，1950年，她协助廖承志筹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确实显得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中最有才华，而且容貌出众，大家都称她为“红色公主”，罗瑞卿曾称赞孙维世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孙维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她对艺术的追求极高，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周恩来的指引和提点，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孙维世在建国后的创作故事。

1950年2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排演苏联名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孙维世出任导演。著名的话剧演员金山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要求出演剧中的男主角保尔·柯察金，金山在40年代出演过《屈原》、《松花江上》等多部话剧和电影，有着“话剧皇帝”的美誉，对于保尔这个角色，他可谓是志在必得。

孙维世却坚决反对金山出演保尔，她认为保尔第一次出场是17岁，而金山已经将近40岁了，而且保尔是个干瘦的小伙子，金山却长得很胖，还有个大肚子，她对金山演好这个角色没有信心。

金山也不肯妥协，为了争取到保尔这个角色，他甚至找到了剧院的院长廖承志。廖承志于是亲自来给孙维世做工作：“维世呀，你还不了解进入艺术创作状态的金山。这回呢，你不妨试试，这样吧，你算是试用，我做他的保证人，如果真不行，你告诉我，咱们把他撤下来，怎么样？”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孙维世只好同意“试用”金山。排练的第一天，孙维世问金山：“你体重多少？”

金山回答说：“165磅。”

孙维世又问：“保尔第一次出场时多大年纪？”

“17岁。”

“看来你得把体重减下20到30磅才好，17岁的苦孩子不会是像你这副身材，你的迫切任务是降体重，把身上的脂肪练掉些，把这个大肚子练下去。”

金山严肃地回答：“一定，一定。”

果然从第二天起，金山就开始节食，他的饭量直接减了三分之二，每天还坚持运动和打篮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难以支撑。但每逢这个时候，金山就对自己说：“对，捕捉住这种感觉，保尔忍饥挨饿修铁路时，就是这种状态。挺住，努力去体会，就这样去接近保尔！”

几个月以后，金山成功地减去了23磅体重，而他通过不断钻研，已经和保尔这个角色融为一体，在他变瘦了的身躯里，分明滋长着一种英武的少年气质，浮躁、冷峻的目光，不屈的气概……

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孙维世也深深地被金山感动了，她这时才真正理解廖承志说过的话，进入艺术创作状态的金山，竟真的是这样忘我，他确实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这年9月，《保尔·柯察金》正式公演，并大获成功。孙维世和金山也因为这部戏结缘，他们在不久后正式结为夫妻。

1956年，孙维世导演了一部新话剧《同甘共苦》，剧情大致是这样的：

抗战期间，男主角告别新婚的妻子，参加了抗日的队伍，他随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我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但也和家里的妻子失去了联系。妻子在和男主角分别后，积极参加抗日支前工作，成了地方上的妇女积极分子。后来男主角在抗日队伍中认识了一位女知识分子，他们很快相爱，并在组织的批准下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这三个人见面了，男主角觉得十分内疚，而这两位妻子都很通情达理，都要求主动退出，但男主角不愿意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退出，最后两位妻子相互容忍，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夫两妻。

这部剧上映后，很受观众欢迎，不少人还给孙维世寄来了赞赏文章，说这出戏思想解放，敢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是一出好戏。

但时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戏剧报》主编的张颖在看了这部戏后，认为戏里的内容违背了当时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还给老干部的脸上抹了黑，于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这部戏。

孙维世在看了张颖的文章后，十分不满。几天后，中国剧协召开座谈会，孙维世在会上指着张颖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

张颖也火了，他对孙维世说：“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两人在会上大吵了一架。

此事很快传到了周恩来耳朵里，他便在一天中午约孙维世和张颖一起到西花厅吃饭。席间周恩来问张颖：“我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起来了？”

张颖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没有啊，我们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的看法而已。”

周恩来又笑着说：“真的没打？”

孙维世接过话说：“打了，不过是嘴仗。”

此时邓颖超说：

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调解下，孙维世和张颖很快和好如初。

50年代末，在反“右”的思潮影响下，孙维世的许多作品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她也因此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周恩来非常理解孙维世的心情，他主动找孙维世谈话，鼓励她不要气馁，要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体验生活，写出真正的好戏。孙维世听取了周恩来的建议，1964年春天，她主动来到正在开发的大庆油田体验生活。

孙维世在大庆待了一段时间后，油田员工艰苦创业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她决定写一部反映大庆精神的话剧剧本。为了写好这个剧本，孙维世把家从北京搬到了大庆，她与油田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走遍了油田的各个角落。一年半以后，孙维世终于完成了剧本《初升的太阳》。

1965年冬天，《初升的太阳》正式开演，并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从1965年冬到1966年11月，该剧先后在大庆、北京和山东等地演出210多场，观众人数达25万多人。虽然《初升的太阳》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孙维世却谦虚地说：“《初升的太阳》是在党的领导下，由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共同创作的结晶。”

以孙维世的艺术造诣，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她在1968年不幸去世，年仅47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